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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附带谈谈汉字字典的编纂。
1915年，徐元诰、欧阳溥存等编的《中华大字典》出版（中华书局）。它以《康熙字典》为基础，校正其错误2000余条，并充实了一些词义。收字48000多个，分214部。1968年，林尹、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在台湾出版，共有40册。该书博综古今文献，选收单字49888个，解释比较精确扼要，并注重汉字的源流及其音、义的发展变化。1990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汉语大字典》。这部字典收54000多字，还在字头下收列了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的形体，并附有简单的字形解说。1994年，出版的《中华字海》（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收字8万多，是迄今为止收字最多的汉语字典。在中小型字典方面，1953年，出版了《新华字典》（人民教育出版社）。该字典经过多次修订，最新版是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是一部使用十分广泛的字典，释义准确，编排合理，影响非常大。
本世纪以来，研究古代各种字典的论著也很多，这里就不谈了。三、古文字研究
我国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长期以来是包含在作为“小学”一部分的传统文字学和以古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里的，一直到二十世纪才有“古文字学”的名称。古文字学的范围有广义狭义之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狭义的古文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它着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研究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通过唐兰等人的努力，古文字学终于摆脱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了新的面貌。建国以来，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者的努力，先秦、秦汉文字的研究有了比较明显的进展。有人主张把“古文字”的范围扩大到秦和西汉前期的文字，即把小篆和古隶也包括在古文字里。1978年成立了中国古文字研究会，至今已举行过11届学术讨论会，研究会与中华书局合编的《古文字研究》已出版到第19辑。
二十世纪的古文字学研究可以三十年代为界划分为两大阶段。在前一阶段，吴大、孙诒让和民国时期的罗振玉、王国维，是最重要的代表性学者。三十年代以后的主要学者，有郭沫若、唐兰、于省吾等人。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是第一部古文字学理论性著作。其书第二部分阐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特别强调了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的重要性。此书标志着现代意义的古文字学的建立。
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古文字学通论性著作出版，如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林《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陈世辉、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等。这些书在古文字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对唐氏的《导论》都有补充和发展。
本世纪还出版了一些包括多种古文字资料的古文字字典和文编，在比较旧的字典中，汪仁寿的《金石大字典》（1926）较为有名。比较新的有高明的《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6）和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下面我们分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秦系文字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四项，对研究成果作简单介绍。
（一）甲骨文研究
殷墟甲骨文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荣鉴定为三代古文并加以收藏。自发现以来，至今通过私人挖掘和公家发掘而得到的有字甲骨，据胡厚宣统计，约有十五万片左右（《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5）。
1甲骨文著录情况
1903年，刘鹗把自藏的一部分甲骨编成《铁云藏龟》出版。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序言中将甲骨文称为“殷人刀笔文字”。此后，著录甲骨文的书不断出版。比较重要的有罗振玉编的《殷虚书契》前、后、续三编，董作宾编的、著录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所得甲骨的《殷虚文字甲编》和《乙编》。中华书局1979～1982出版了以郭沫若为主编，胡厚宣为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收甲骨41956片，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殷墟甲骨文资料著录书。1973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1991年在安阳花园庄，先后发现了重要的甲骨文资料。前一次发现的多达五千余片，已由发掘者编成《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公布于世。
2甲骨文字典和文编
王襄的《室殷契类纂》（天津博物院印行，1920；增订本，1929），是第一部甲骨文字典。此后又有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1923）、朱芳圃的《甲骨学文字编》（商务印书馆，1933）、孙海波的《甲骨文编》（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34）。孙书在1965修订成新版，由中华书局出版，影响较大。1959年，金祥恒《续甲骨文编》出版（台北艺文印书馆），收有一些孙书未及收的新材料，对孙书的误摹误释之处也有所校正。
日本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是一部有创造性的工具书。此书根据甲骨文的字形特点分部排字，除部分极常用的字外，每个字下都按甲骨文原样摹出含有这个字的所有卜辞，极便于研究者使用。姚孝遂、肖丁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和《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90）是近年出版的两部大型工具书。后者仿岛书而编，体例与岛书基本相同，但增加了释文和拼音检索等项目。由饶宗颐主编、沈建华编辑的《甲骨文通检》（香港中文大学）从1989年以来已经出版了四册。另外，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吸收了近年古文字研究及考古发掘的新成果，也是一部大型工具书。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1988）、崔恒升《简明甲骨文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两书，对于研究商代词汇有一定的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出版的《甲骨文字诂林》（于省吾主编，中华书局，1996）。此书在每个单字下面把1989年以前各家与此字相关的、有代表性的说法收集在一起，比起李孝定在六十年代出版的《甲骨文字集释》，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书中不少“按语”，或评价已往各家的得失，或提出自己的新见，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综合性或通论性著作
1956年，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资料丰富，论述全面，并有一定深度，对于初学者和研究者都是非常有用的书。可惜成书仓猝，引用甲骨文资料有很多不应有的错误。陈氏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意见也不尽妥当。1978年严一萍出版的《甲骨学》一书，比较全面地总结近八十年甲骨学研究的成果，有的内容比陈书丰富。八十年代以后，通论性质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如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甲骨学通论》（同前，1989），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王明阁《甲骨学初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台湾国立编译馆，1988）。
4甲骨文字研究情况
1904年，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写成《契文举例》（此书遗稿由罗振玉在1917年印行），是第一部考释和研究甲骨文的著作。分上下两卷。上卷对殷墟甲骨卜辞的内容作出初步的研究。下卷包含“文字”与“杂例”两篇。“文字”篇对见于《铁云藏龟》的甲骨单字的很大一部分逐个进行考释，释出了不少关键字。罗振玉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最早打听到甲骨的真实出土地点。1910年他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贞卜的遗物，把甲骨文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当时误认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1915年，他在此书基础上写成《殷墟书契考释》，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并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王国维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往往都是关键字，如“旬”、“上甲”合文等，对通读卜辞有重要意义。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的“二重证据法”，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他的主要代表作有《殷礼征文》（1916）、《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1917）、《殷周制度论》（1917）、《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917）。王国维还是最早进行甲骨缀合的学者。
罗王以后，对甲骨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有郭沫若、唐兰、董作宾、于省吾等人。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1930，人民出版社1952年再版）、《卜辞通纂》（1933，日本文求堂书店印行）和《殷契粹编》（1937，日本文求堂印行）在卜辞的通读上有重要贡献。董作宾的主要贡献是甲骨断代研究，我们将在后面略作介绍。唐兰有《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殷虚文字记》（1934年北京大学讲义，1978年修改刻印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考释文字屡有创获。于省吾在1940、1941、1943年，先后出版了《双剑殷契骈枝初编》、《续编》及《三编》。1954年撰成《四编》（稿本）。七十年代末，作者将《初编》到《四编》文章加以删削改订，加上解放后发表的研究甲骨文的文章，成为《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反映了作者在考释甲骨文方面的主要成绩。唐兰和于省吾都很注意考释文字的方法，所得结论比较可信。此外，胡光炜、丁山、王襄等人在释字方面也都有一定的贡献。
5甲骨文缀合情况
自王国维以后，有不少学者做过甲骨缀合工作，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这方面的专著已经出版了好几种。如曾毅公《甲骨存》（1939）、《甲骨缀合编》（1950）、郭若愚等《殷虚文字缀合》（科学出版社，1955）、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1959～1972）、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和《甲骨缀合新编补》（同前，1976）等。另外，蔡哲茂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甲骨文合集》缀合的论文，很有价值。前些年有人尝试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卜甲（童恩正等《关于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报告》（《考古》1977，3），但至今没有太大的进展。
6殷墟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
这是甲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董作宾在1931年发表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第一次指出殷墟甲骨卜辞中记“贞人”之名的现象以及“贞人”名在甲骨断代上的重要作用。以此为基础，他初步提出了断代的八个标准。在1932年写成、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中，董氏全面论述了他的断代学说，提出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把甲骨文时代划分为五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水平。断代学说大大提高了甲骨文作为历史和语言资料的价值，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后来，有好几位学者对董作宾的意见作出了补充和纠正。五十年代，陈梦家从董作宾所说的“文武丁时代卜辞”中分出了“午组”“组”和“子组”卜辞，并考订其为武丁时代之物，纠正了董氏所说的“文武丁复古”的错误。1953年，日本学者贝茂树和伊藤道治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再检讨》（《东方学报》第23册），得到的结论与陈氏大体相同。1976年殷墟发现了商王配偶“妇好”的墓葬，其名见于武丁时代卜辞和被一般人认为属于武乙、文丁（即文武丁）时代的有“贞人”历之名的卜辞，由此引起关于“历组卜辞”的时代的讨论。参加讨论的人分成观点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这种卜辞应当属于武丁和祖庚时代，另一派维持这种卜辞是武乙文丁卜辞的旧说。这次讨论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促使人们对断代的标准进一步作认真的考虑，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的研究已经起了很大的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