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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周代金文的分国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有的研究已延及战国时代）。三十年代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首次对东周的161器进行了分国考察。近年来，有刘彬徽、李零等人对楚国铜器加以收集研究（见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李零《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古文字研究》第13辑，1986；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19辑，1992）；董楚平对吴越等国金文的研究，《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徐少华对周代南方国家金文的研究（《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等等。前几年，从位于山西曲沃和翼城之间的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盗掘出土的晋侯铜器，在香港等地的古玩市场上屡有出现。1992年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组的曲村考古队，在对墓地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中，确定西周早中期至春秋早期晋侯墓地即在此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晋侯铜器，这些铜器对研究晋国历史有重大价值，对我们了解西周晚期青铜器的整个面貌也有帮助（参看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1；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8；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7）。
青铜器断代研究对金文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一直是金文研究者注意的重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发明“标准器系联法”，奠定了青铜器的断代基础。除了郭书以外，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陈梦家未完成稿《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9册至1956，4）都是重要的著作。唐兰和李学勤在西周铜器断代上跟郭沫若有较大分歧，他们的讨论促进了青铜器断代研究的进步。近些年来，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一个较大的特点是比较充分地发挥了窖藏和墓葬出土的铜器群的作用，学者们往往选择具有标尺作用的铜器群，通过同群和异群各器间的纵横联系来进行断代研究。（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村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1；刘启益《微氏家族铜器与西周铜器断代》，《考古》1978，5）
有人还尝试利用金文的记时资料来推定铜器的年代。周代铜器铭文有些具备王年、月份、月相和记日干支，可以结合历法研究推定其年代。但“月相”所指日期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关于西周各王在位年代也没有统一的看法，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当热闹，但目前还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周代金文语法的研究也有比较大的进展，这都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对金文语法作全面研究的专著，作者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比较细致。此外，马国权、张振林、陈永正、杨五铭、唐钰明等人对代词、语气词、连词、被动式、复音词的研究，可以补正现有汉语史著作中的某些结论。崔永东《两周金文虚词集释》（中华书局，1994）是第一部金文虚词词典，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但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地方还有不少。
金文材料往往能够跟古文献材料相印证，学者们利用金文进行商周社会历史等方面研究的著作非常多，这些著作对于青铜器铭文研究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这里就不作介绍了。（三）秦系文字研究
秦系文字包括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和秦代文字。
建国以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秦系文字的材料不断发现，其中简牍文字资料占有相当的数量。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第十一号秦墓出土竹简1100多枚。其内容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二种，是战国末期至秦始皇时期之物。同年12月至1976年1月又在同地四号秦墓出土了家书木牍二件。此后，秦系文字的简牍资料陆续有所发现。如1979年至1980年间四川青川县发现的木牍、1986年9月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的竹简、1989年湖北云梦龙岗发现的简牍、1993年湖北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发现的竹简等等。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编写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发表了1975年底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全部竹简，对研究有很大推进作用。到目前为止，以这批秦简为资料的文字编已经出版了三种（张世超、张玉春《秦简文字编》，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
由于大量用古隶书写的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的发现，大家才认识到早期隶书的真正面貌，并且认识到隶书不是秦统一后在小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战国晚期的秦国，以秦国文字的简俗体为基础而形成的（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年1期；吴白《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文物》1978，2）。这在隶书的研究上是一个突破。有人对小篆到隶书的演变作了专门的研究（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还有人对隶书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任平《说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秦系文字的金文、石刻、陶文等资料，也有不少人加以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金文方面的主要著录有：罗振玉《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年石印本）、容庚《秦汉金文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1931）、《金文续编》14卷（商务印书馆，1935）。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按时代顺序安排秦系金文资料，全书合计收器270件。考释中对已有成果加以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少新见解。
秦石刻文字的著录主要有商承祚的《石刻篆文编》（科学出版社出版，1957）。大家对石刻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石鼓文上。马叙伦、杨寿祺、马衡、唐兰、张政、郭沫若都作过研究。近几十年来，石鼓文的时代是讨论的热点（参看韩伟《北园地望及石鼓诗之年代小议》，《考古与文物》1981，4；裘锡圭《关于石鼓文时代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1；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4卷，1997），其中徐文主要根据石鼓文的形体特点论证其年代是春秋中晚期之际，这一结论比较有说服力。陕西凤翔南指挥一号秦公大墓曾出土一批石磬，铭文残存100余字，对研究石鼓文的时代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有人公布了它的资料并作了研究（王辉、焦南锋、马振智《秦公大墓石磬残铭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研究2分，1996）。秦文字中另一种有名的石刻是诅楚文，较早的有郭沫若《诅楚文研究》（作于1947年，1982年与《石鼓文研究》合并出版）。近年有人对它的时代作了进一步的研究（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辑，1982；陈伟《诅楚文时代新证》，《江汉考古》1988，3等）。
秦陶文的研究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1914）、陈直《关中秦汉陶录》及《补编》（拓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物馆《秦汉瓦当》（文物出版社，1964）是比较早的著作。比较新的有袁仲一编写的《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此书收集了很多陶文拓片，还附有字表，便于使用。著名的秦封邑瓦书也有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参看郭子直《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新释》，《古文字研究》14辑，1986；黄盛璋《秦封宗邑瓦书及相关问题考辨》，《考古与文物》1991，3）。
秦玺印、漆器文字、货币等也有人作了研究。
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编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收入了一些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帛书文字的字形。袁仲一、刘钰《秦文字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对出土的秦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整理，可惜此书摹写错误太多。
秦代之后的篆文资料的也有人搜集整理。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罗福颐的《汉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1978）及《补遗》（同上，1982），还有施安昌的《唐代石刻篆文》（紫禁城出版社，1987）。
（四）战国文字研究
这是古文字学中较晚形成的一个分支，民国以来才发展起来。二三十年代，丁佛言、罗福颐、顾廷龙、丁福保等人编写了《说文古籀补补》、《汉印文字征》、《古陶文录》、《古钱大辞典》等有用的工具书。解放后，朱德熙、饶宗颐、李学勤等人对促进战国文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近一二十年来，一大批年轻学者又继续努力，使得战国文字研究的局面显得生气勃勃。在对战国文字作比较全面、系统的概述性论著中，以李学勤的《战国题铭概述》为最早（上、中、下，《文物》1959，7、8、9）。其后，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15辑，1986）是从构形学角度对战国文字进行的比较全面的分析总结。八十年代末出版了第一部战国文字通论性专著——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现在，研究者对战国文字形体的特点及各地区文字之间的差别，已有了较前深刻得多的认识。但是战国文字各种资料比较分散，迄今还没有一部比较全面集中的资料书，对于研究者十分不便。关于战国文字的研究论著数量十分繁多，难以列举，下面我们的介绍只提出一些主要情况。
1战国金文研究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在河南洛阳发现古墓，出土了魏国标准器羌钟，还有一些东周的容器和金银器。许多学者如刘节、唐兰、郭沫若、徐中舒等人都有专文考释。三十年代，在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有铭铜器30多件，其中诸器的器主是楚幽王熊悍。这批铜器为战国晚期的楚文字确立了可靠的标尺。唐兰、郭沫若、胡光炜、刘节等人都有文论述。五十年代在安徽寿县发现蔡侯墓，出土了许多有铭青铜器。陈梦家、孙百朋、于省吾、殷涤非、朱德熙等人都作过研究。1957年、1960年在安徽寿县发现了五件楚鄂君启节，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对于节铭的释读以及其中涉及历史、地理等问题，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黄盛璋、朱德熙、李家浩等人的文章可以参考。1971年在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发现韩国兵器200多件，提供了一大批有铭文的标准器，为韩国文字和兵器断代提供了极好的材料。郝本性、黄盛璋等人曾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发掘了中山王墓，出土了大量有铭文的器物。其中“平山三器”很重要。张政、朱德熙、裘锡圭、李学勤、李零等人都作了认真的研究。张守中还编写了《中山王器文字编》（中华书局，1981），摹写准确，方便实用。
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编钟、编磬等许多有铭的青铜器，文字数量很多，内容十分重要。青铜器铭文共三千多字，六十四枚编钟，个个都有关于乐律的铭文，总字数达2800左右。不少学者都发表了讨论文章。
2战国竹简研究
战国竹简是研究者极为重视的资料。已发现的战国简牍文字基本上都属于楚国（包括曾国）。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先后在湖南长沙（五里牌竹简、仰天湖竹简、杨家湾竹简）河南信阳（信阳竹简）、湖北江陵（望山竹简、天星观竹简）、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现了大量竹简。这些竹简的内容大部分是送葬物品的记录，小部分是为病者占卜祷祝的记录，只有很少是古书。八十年代以来有新的重要发现，如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楚简中有记事、司法文书、占卜祭祷和遣策，对于了解楚国的司法制度和社会情况很有价值。1994年底在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了《老子》等竹简典籍，这是通过正式发掘而发现的古书，十分珍贵（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