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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训论和“右文”说是以国学为基础而进行的汉语语源的研究。《马氏文通》以后，西学东渐，有影响的学者大多用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汉语的发展，视国学为传统语言学，缺乏“现代性”，不予重视，因而语源的研究脱离了传统，完全根据自己所拟测的上古音系建立词族，重建语源。这在方法论上显然有其片面性，不过也为汉语语源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它肇始于高本汉的《汉语的词族》，而后王力、严学等循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进行各自的语源研究。
《汉语的词族》是WordfamiliesinChinese的翻译，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高本汉对汉语上古音的研究，后一部分是以此为基础，根据开首辅音和韵尾辅音的配合情况分成十个类型，作为语源性词族研究的结构框架。这十个类型是：
K—NG型T—NG型N—NG型P—NG型
K—N型T—N型N—N型P—N型
K—M型T—M、N—M、P—M型
高本汉用他自己所拟测的汉语上古音标注汉字的读音，而后根据每一个字的首尾辅音的配合类型列出矩阵，把两千多个字一个个地填入矩阵中，而矩阵中的字则再根据音、义的相同或相通进行类聚分合，构成词族。现以第一矩阵为例，列表于后，以见一斑：
AwordoftypeKNG
1．景2．镜3．光4．晃5．煌6．旺7．莹8．耿9．映10．炯11．荧12．萤13．杲14．赫15．旭16．熙17．熹18．晓19．映。20．行21．徨22．往23．廷24．街25．巷26．遨。27．讲28．告。29．更30、改。31．麴32．酵。33．迎34．逆。35．……
这一矩阵一共152字，35以后的例字略。用“。”号隔开的一组字有可能成为一个词族，例如1—19，20—26，27—28……都可能是一个词族。词族内的几个字意义相同或相近，语音上存在着有规律的交替。我们可以选择27—28以及它后面的几组为例，作一简单的分析：
27kǔnｇtospeak；explain：
28kk；kｇtotell
29knｇtochange；alter：
30kｇtochange；alter
33ngiｎｇtomeet；goouttomeet：
34nｇiktogoouttomeet；goagainst；oppose。
各组内部的起首辅音相同，不存在交替现象；33—34是韵尾的交替；27—28和29—30主要是元音的交替。高本汉特别重视元音的交替，认为“汉语上古音系由于元音的交替而产生了一个Ablaut系统，极其丰富多样，不愧为藏语的姊妹语言”（110页）。根据他的分析，元音交替的花样有近三十种，极其繁杂，29—30的a～、27～28的ǔ～ǒ的交替只是其中的两种。高本汉根据他所总结出来的交替规律说明词族的语音结构。这是高本汉以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为基础而向远古汉语攀登的一次尝试。
如果说，声训论和“右文”说以“声”为纲，那么高本汉的研究方法就完全摆脱了汉语传统研究的束缚，参照原始印欧语的研究，先建立上古音系，而后以此为基础，根据字义有联系的字的语音交替规律，建立汉语的词族。他认为汉字的数量虽然比印欧系语言的语素多得多，但那主要是“形”的问题，其实不少写法不同的字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可以把它们归并为一个“族”，犹如印欧系语言以同一词根为基础而构成的一组词构成一个词族那样。这种“族”与前面讨论过的词族很不一样，以拟测的音系为基础，与“声”无关。上面以开首辅音和韵尾辅音的不同配合而整理出来的十个类型就是高本汉为汉语词族的结构拟测的语音框架，把语义相近、语音上存在着交替规律的字归并为一个词族。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除了语音的拟测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参照印欧系语言的Ablaut系统来解决字与字之间的语音差异问题。Ablaut是元音变换，属形态变化的范畴，像现代英语的bring～brang～brung、take～took～taken等的不规则变化就是原始印欧语的Ablaut的遗存。高本汉对汉语字族的语音结构的拟测为什么着眼于音节首尾辅音的配合类型，重点考察元音的交替，原因恐怕就在于此。确实，Ablaut在原始印欧语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精神对远古汉语的研究也不无参考价值，例如“一声之转”的“转”就可以从语音交替的角度进行具体的考察，但“依样画葫芦”地研究汉语的字族或词族不一定有多大的帮助。如前所述，汉语语源性字族的核心是有一个共同的义类，由“声”表示，但高本汉的研究根本不管这种义类，这就离开了汉语本身的结构基础。这样，如何确定一个字族也就失去了一个客观的标准。高本汉自己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类的问题，因而对其研究的成效估价比较清醒，说了一段比较客观的话语（见第59页）：
下面列表（指前面列出的矩阵）的目的不是肯定各组的字同源，只是说它们可能同源。少数情况的亲族关系是极明显、肯定的，更多的是很可能，其余的只是至少值得探讨。故每一小族只能看成一种“架子”，其中所包含的材料将来还要经过选择。肯定的结果只有通过支那系语言的比较研究才能定，因为语音相似有时容易骗人。例如汉语收nｇ的字中有好多可能来自由其他辅音收尾的支那系的字。c和系可能是极多样的支那系复辅音简化的结果。因此，最好的情况也不过一部分是真正的词族，许多相似由于偶然。但我仍然立出这些架子，不这么做无法起步。
高本汉的态度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没有吹嘘他的发明创造和研究成就。他的研究，虽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方法论上为汉语语源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应抹煞的。
继高本汉之后，国内学者运用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字族进行过系统研究的主要有王力（1982）和严学（1979）。王力的研究主要见于他的《同源字典》（这里的“同源字”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同族字”），认为“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同源字，常常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语音的细微差别（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关的几个概念。例如：小犬为狗，小熊、小虎为，小马为驹，小羊为羔”。严学的定义与此稍有差异，认为“语源上有亲属关系，而由同一本源的词核所构成的亲属语词”，“前人训诂中所谓‘一语之转’‘一声之转’‘双声相转’‘叠韵相转’……大多数是有亲属关系的同族词”（85）。王与严的理论、方法都脱胎于高本汉，各以他们自己所拟测的上古音系为根据把“音近”和“义通”联系起来进行字族的研究，比较起来，严学的理论系统性强一些，因而可以作一些简要的评述。他认为词族的结构以“词核”为中心，“鉴定同族词的原则要求是据义系联，即词析音，抓住它们的共同语音形式——词核，分析其辨义的语音变换模式。如‘囟’sjn、‘思’sjｇ、‘心’sjm三词，‘囟’指‘头会盖’，‘思’指思虑，‘心’古人误为思维器。词义相关，故可系联。音则仅为变换韵尾”。这里的着眼点是“共同的语音形式——词核”。“词核”的结构公式是：
B（辅音）＋A—（元音）∶（或）—A＋C（尾音）
这个公式的意思“是指同族词里各个亲属词所共同具有内在联系的共同基本成分”（86），其前半段（“∶”之前）是辅音声母和元音相同，如前引的“囟”“思”“心”，后半段是指元音和辅音韵尾相同，如“先”sian和“前”dzian。公式的中心要素是元音，“它比较稳定，起着核心作用”。这个公式是对高本汉十种类型的语音框架的改进和提炼，用“词核”来命名，比高本汉的框架简练、集中。严学分析了五千多个语辞，“认识到汉语语词的音的变换是古汉语中最有孳生力的构词和构形手段，它就是利用同一词核变换辅音声母、元音和辅音韵尾派生许多新词。所派生新词的物质的声音的组成和意义是有规律地贯彻着对应关系，同类的义类大体相当于同类的音转，这就形成一组一组的同族词，它们在一组内的同族词是有音与义的同源关系”（86）。他以此为理论基础，总结出六种有规律的语音交替模式：1变换辅音声母；2变换元音；3变换辅音韵尾；4变换元音同时伴随辅音声母的变换；5变换元音同时伴随辅音韵尾的变换；6变换辅音声母和韵尾，其中一、三两类的孳生力最强，其他各类较弱。这比高本汉以ablaut为核心的语音交替说已有很大的改进。
汉语字（词）族研究的核心应是音义结合的理据性，严学在理论上不同于高本汉和王力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清楚地意识到理据性在汉语词族研究中的重要性。例如（拟音照录）：
埃（尘埃）*：翳（翳，蔽）e
瘿（颈瘤）*je：壅（壅塞）ju
这两组例子都是元音的变换，组中字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衬托出字的理据。严学认为，“这元音变换可视构词的表达概念的内部形式。如：尘埃的特征，可以翳蔽，这就是‘埃、翳’两词的理据；颈瘤的特征是壅塞，这就是‘瘿、壅’两词的理据。所谓理据，就是指语词为什么具有某个意义的理由和根据，也就是指词的声音和意义的内在联系，亦即所谓内部形式。乌尔曼（StephenUllmann）在他所著《语义学》（Semantics；AnIntroductiontotheScienceofMeaning）一书中曾说汉语是理据性最缺乏的语言，这是不对的”（88页）。严学不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坚持字（词）族结构中字的理据性，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汉语实际的结合，或者说，现代语言学与汉语传统语文学的结合，是建立和发展中国理论语言学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那么，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汉语语源的研究。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汉语语源的研究基本上是两条途径：一是声训论和“右文”说，它们都以“声”为纲，抓住义类，探索音义结合的理据性联系；二是由高本汉开始的、根据上古音系的拟测构建相应的音型或“词核”，讨论字（词）族内的字的“音近义同”说。这两种途径都有道理，但也各有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从“族”的建立来说，显然声训论和“右文”说比较可靠，因为它以有形的“声”为线索，抓住义类，进行研究，切合汉语的结构特点；以音型或“词核”为基础，由于脱离了汉语字族结构的有形的线索，而所拟测的上古音系现在也还处于草创阶段，一个人一个系统，不大成熟，因而这种途径难以建立汉语真正的字族，自然也无法揭示字族结构的理据性。另一方面，如果从描写的手段来说，以上古音系的拟测为基础的音型说或词核论显然有它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这就是可以对字族进行语音学的描写。因此，如果我们能从这两种对立的研究途径中吸取各自的合理内核，把它们结合起来，以“声”为纲，并对这种“声”进行语音学的描写，或许是改进汉语语源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结合”，这是发展我国语言理论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历史语言学的发展也为此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高本汉首先把历史比较法和《切韵》系韵书相结合进行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开创了中古音系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后来他又以这一研究为基础，把内部拟测法等与清儒上古音研究的成果相结合，开创了汉语上古音系研究的一个新格局。高本汉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关键就在于有扎实的汉语研究成果作基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汉语音韵的研究中碰到了两次好运气：研究切韵音系的时候有《切韵》系统的各种韵书、韵图和日、朝、越等各种对音材料；研究上古音系的时候有诗韵和汉字的谐声系列，使他有可能拟测周初王都的发音的主要特征。高本汉想以他所拟测的上古音系为阶梯向远古汉语攀登，由于没有找到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