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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词，而不是像青年语法学派所说的那样，是“所有在相同关系中发生了语音变化的词”都突然地、没有例外地同时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这种理论强调音变的不规则性，是否定音变规律说的方言地理学“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理论的复活和发展。如果说方言地理学的着眼点是同语线的划分，注意方言间横向的、外部的扩散，那么，词汇扩散理论的着眼点则是语言系统内部的语音扩散，注意音系中的不规则现象，使长期被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忽视的语言现象受到应有的研究，并提炼出一种有影响的语言理论。这是根据汉语的研究而丰富、补正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一个重要例证。王士元（1984，254）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指出：“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自豪的。过去，中国语言学只是影响到中国国内的语言研究，好像是自立门户，跟普通语言学没有太大的关系；或者说，有时候受到西洋语言学的一些影响，但很少影响到普通语言学。词汇扩散理论，据我所知，是中国语言学第一次影响到整个历史语言学，使历史语言学增添了一支新的生力军。”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状况的。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也有几点明显的弱点。
第一，过于绝对化，初期把词汇扩散看成为音变的唯一方式，这就超越了真理的界线。这一点，王士元后来（1984，253）也认识到了，认为过去说得有点“过火”，“并不是每一个音变都走同样的道路”“有的音变是照青年语法学派的方式走的，有的是照着变异的方式走的，有的是照着扩散的方式走的”。这一认识比较客观，只是还没有发现不同音变方式的成因，因而认为“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要弄清楚‘不同音变途径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这么一个问题”。
第二，词汇扩散理论关注音变在词语中的渐进扩散，看不到音变的规律，因而像方言地理学那样否定音变的规律性。这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检查了宁波方言、天津方言和山西的闻喜方言、祁县方言有关离散式音变的情况，所有的离散式音变都是有条件的，不过不是共时的语音条件，而是历史音韵的条件，例如天津话的t组声母现在正以离散式音变的方式向ts组声母转化，从共时语音条件来看，确实找不到规律，因为“遮者蔗奢”年轻人声母读ts（含ts，ｔｓ，s，下同），但同样的语音条件“车扯射舍赊蛇……”并没有读ts，而仍旧读t（张旭，1987）。但是，从历史音韵条件来看，这一音变的条件是很清楚的，即知、照三组字可依此方式演变，不符合这一条件就不能有这种方式的变化。从离散式音变的过程来看，它们好像没有规律，但从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它们也是有规律的，像天津话的t组声母，如果没有其他音变的干扰，它就会顺着向ts组声母合流的方向演变，待音变完成，所有的t都变成了ts，那时语言中就会呈现出整齐的规律。后人去观察这种音变是很难弄清楚它是通过什么音变方式实现的。在历史语言学中，“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是两个对立的口号，争论不休，谁都说服不了谁，实际上它们各有自己的道理，只是各有自己适用的范围：“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连续式音变产生于共时的语音条件，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离散式音变则产生于历时的音韵条件。这就对王士元的“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要弄清楚‘不同的音变途径究竟是由哪些条件决定的’这么一个问题”作出了一种很有参考价值的回答。
第三，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大多是根据汉语文白异读的现象总结出来的，但文白异读与离散式音变的性质不同，应该各自进行独立的研究。王士元把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混淆在一起，这就不能不影响他对词汇扩散的观察范围和深度。这一理论漏洞最后导致徐通锵、王洪君（1986）的叠置式音变理论的诞生。
王士元、张琨的理论创新表明中国历史语言学的理论自信心开始增强，要求根据汉语的研究补正传统历史语言学理论的不足。这种自信心在八九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和出国访问进修的学者的回国，西方历史语言学的一些新的理论、方法也陆续介绍到国内，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语言变异的理论。我国的学者根据这种理论的精神研究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语言变异现象以及它与语言演变的关系，并进而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语言变异理论提出补充和改进。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有胡坦（1984）、徐通锵（1985，1987—88，1989，1990，1991a、b，1994a）和王洪君（1987，1992）。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对现行的语言变异理论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补正。它们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发现了一种新的“横向”计时的方法，人们可以从共存变异形式的相互关系中“看”到语言在几十年到几百年时间中的运转机制和演变历程；发现了结构与变异相互制约的一些规律，认为它体现了语音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的矛盾运动，人们可以据此用现实的音变原理对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进行合理的解释；共时和历时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对语言系统进行动态性的研究，使语言演变的原因、方向、目标等以往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有可能对之进行有根据的解释；“今日之特例可能是昨日之通则。我们可以从许多不规则的语素变体中看到某些历史音变的痕迹”（胡坦），等等。八十年代中国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建设，除了这些有影响的论文以外，也出现了系统的理论专著，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这本著作以汉语的方言和历史音韵的研究为基础吸收西方历史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较好地实现了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的结合，并在理论上有所前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叠置式音变理论的提出和阐释。这是根据汉语文白异读的研究而总结出来的一种新的音变方式，可以补正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某些不足。
音变的方式以往只有连续式音变和离散式音变两种，其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规律无例外”和方言地理学的“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两种音变方式研究的都是语言在时间上的从古至今的“纵”向变化，其特点是“变”，即A变为B，或B从A变来，变化前后的两种语音形式有继承关系。比方说，北京话的t是由i、y前的k和ts变来的，天津话的ts有一部分是由知、照三的t变来的，等等。但文白异读的“文”与“白”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变”，即“文”不是由“白”变来的，反之亦然，即“白”也不是从“文”变来的。文白异读是方言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一般说来，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而文读则是在本方言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接受某一权威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形式，它们体现雅俗两种不同的风格色彩。这是一种特殊的演变方式，体现语言的“横”向扩散，其基本特点是：“文”与“白”代表两种不同的方言，它们共存于一个系统之中，相互竞争，而竞争的总趋势，一般都是文读形式扩大它的运用范围，把白读形式排挤掉，直至使它销声匿迹。不同形式的竞争是语言演变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说，“变化”和“竞争”是音变的两种不同类型，前者着眼于时间，后者着眼于空间，应该分别进行研究。
第六章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4）
更新时间2010…6…8 16：14：22 字数：13883
竞争，这个概念不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前面提到的王士元《相竞的变化产生剩余》一文，就谈到了竞争。但王士元混淆了时间的演变和空间的竞争。把词汇扩散的离散式音变和文白异读这两种现象混淆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文白异读和离散式音变有些地方确实有些“像”：文白异读也是以历史音韵为条件，变化的方式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音发生变化，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而实际上它们有着原则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离散式音变在没有完成音变过程以前，处于变化中的两种语音形式没有词汇条件的限制，没有风格色彩的差异，没有雅与俗之别。例如宁波方言臻摄合口三等见系字，如“军”，ty～tyo两读，每种形式没有使用条件的限制。但是，文白异读的情况就不同了，什么情况下读“文”，什么情况下读“白”，一般都有严格的词汇条件的限制，像宁波方言的“喂诡鬼诡归龟柜鳜贵围……”的y音只存在于某些特殊的口语词语中，是白读；离开这些特殊的词语，它们只能读ue这种文读的形式。这种情况在地名和人名中尤为明显，例如山西闻喜方言的“王”，白读的y只存在于地名王村的“王”中，仍旧保持宕摄合口三等韵的底层读音。这里的“文”与“白”有明显的“雅”与“俗”的风格色彩的差异，口语中多用“白”，带有“俗”的风格色彩，而在比较正式的、庄严的场合则多用“文”。这一点与离散式音变有明显的区别。其次，王士元《相竞的变化产生剩余》一文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中断的变化（thwartedchanges）的分析，就是一个变化还没有完成演变的全过程，由于其它音变力量的影响只“变”了一半就不变了，这样在系统中就留下了不规则的例外。但王士元所用的汉语材料基本上都属于文白异读的范畴，因而后来引起了不少的争论（特别是其中潮州话的声调）。我们经过汉语方言的分析，发现离散式音变确有中断的变化，即变了的就变了，而来不及变化的就不再顺着原来的变化规律发生变化。这是造成语言中不规则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宁波话的咸摄一等覃（赅上去，其他各韵同此）韵字原来可能都读ｅn，在演变过程中它通过离散式音变的方式与谈韵字n合流，但在还没有完成合流的全过程的时候，由于韵尾n的消失，已变的覃韵字和未变的覃韵字此后在演变中就分道扬镳：已变的就跟着谈韵字变化，读，例如“耽潭谭参惨”等，未变的e（＜en）就与音系中原来的e韵字（主要是蟹摄合口一等的灰、泰韵的非见系字）合流，在元音高化运动中复元音化为Ｉ，例如“贪南男蚕”等，使音变的规律出现了例外。有些语言学家对这种不规则的变化不太理解，例如张琨先生在《汉语方言中鼻音韵尾的消失》一文的一个脚注中说：“黄岩、温岭方言中《切韵》覃韵舌头声母读an。宁波方言中读Ｉ，究竟代表什么，不大明白。”在音变的研究中，对例外的解释是比较困难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习惯于“语音规律无例外”的那种连续式音变的解释。不用离散式音变的中断，确实无法解释宁波方言覃韵字的不规则的变化。“中断的变化”的核心是“中断”，即变了的不能再变回来，未变的一般也不会遵循原来的演变方式再变。王士元提出“中断的变化”这个概念是有重要意义的，不过它只能用于离散式音变，不能用于文白异读，因为通过文、白的竞争而发生的演变不仅可以中断，而且可以倒退，在语言中出现一种倒退的逆向变化。百年前，宁波方言的蟹摄二等字a已经开始通过文白异读向转化，例如“败拜埋排派牌买卖”等文读，白读a，但现在文读形式基本上已经消失，恢复了白读的“一统天下”，也就是说，白读在竞争中取得了胜利。这种倒退的变化只能出现在文白竞争的过程中，离散式音变不可能有这种倒退的变化。有鉴于此，文白异读应该与离散式音变区别开来，进行独立的研究。既然印欧系语言的音变理论无法说明这种文白异读的演变，那么就需要我们根据汉语的特点提炼新的音变理论。徐通锵、王洪君的一系列文章正是以此为突破口，结合语言变异的研究，具体考察竞争的规律，提炼出叠置式音变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可以简化为如下的公式（以山西闻喜方言的文白异读为例）：
同源音类的叠置反映语言发展中两个姊妹方言之间的关系，同一系统中异源音类的叠置是原来不同的音类在演变中已经合流，取相同的语音形式，这反映同一系统内的不同音类之间相互关系。两种不同性质的叠置决定了白读形式在演变中的不同命运，例如这里“糠”的白读形式如何演变决定于它与之叠置的果摄字的演变，而它在系统中能否存在则决定于它和文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