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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部），罗常培、周祖谟的三十一部说，黄侃的二十八部说。近年有很多学者提出其他的见解，例如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认为东、冬应合为一部，真、文应合为一部，又主张祭部、侯部、支部都不应独立成部，即倒退到段玉裁、孔广森以前的系统；俞敏发挥黄侃的一种想法，认为闭口韵可以分出六部；黄绮认为支、脂、之不应一分为三，而且“之鱼不分、鱼读入之”；金有景认为古韵应分三十八部；李新魁分三十六部；黄典诚分三十三部；这类新说很多，反映了音韵学界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在王力三十部基础上仔细讨论各部界限和归字问题的有何九盈、陈复华的《古韵三十部归字总论》。香港的余永有《上古音系研究》，以两周金文为主要材料研究上古音系，为周秦音系的研究拓宽了路子。
古韵的构拟主张更见多样化。王力的《汉语语音史》对以前的构拟作了一些修订，主要是元音的修改，其体系没有太大改变。严学、喻世长、郑张尚芳、黄典诚等有较新颖的拟音。美国白一平著《上古汉语音韵手册》，综合海外诸家的构拟，并用数理统计法研究《诗经》押韵字，是较显眼的成就。
在目前，国内影响大的仍然是王力的拟音系统，海外影响大的仍然是李方桂的拟音系统。
3先秦声调问题
关于先秦的声调问题，仍然是多种观点并存。新近发表的意见有一大部分是对以前已经提出的观点进行论证、补证。
首先在先秦汉语有没有声调问题上仍有分歧，就多数人的看法，《诗经》时代已经有了声调的区别；而赞同“古无四声”者亦不乏其人，如周耀文认为周、秦是汉语声调从无到有的过渡时代，那时实际上只有两个调类，也许连两个调类都没有固定下来。
其次是先秦有几个调类的问题，分歧意见更多。罗常培、周祖谟所持的古有四声说较为多数人接受；王力仍持先秦无去声说，但认为上古入声分长入、短入两类。黄典诚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认为上古的舒声、促声各自分平、上、去三个调类，即不仅阴声韵部和阳声韵部分声调，连收塞音韵尾的入声韵也分不同的声调，这样，声调就只是音高的区别，而不再牵涉韵尾。
声调的构拟现在还难说有比较可靠的结论。关于声调的起源，近年国内也有不少人赞成来自海外的说法，即上声起源于喉塞音后缀，去声起源于后缀ｓ，这成为一种较流行的见解。
4远古汉语和原始汉语的研究
国内音韵学界所说的“远古汉语”指的是殷商甲骨文时代的汉语音系，“原始汉语”则是不甚确定或不甚统一的概念，有人把《诗经》以前的汉语统统称作原始汉语，有人把甲骨文以前的无文字可考的汉语叫做原始汉语。
从甲骨文中窥测远古汉语音系是非常困难的工作，简短的卜辞未能从系统上反映当时的语音面貌。当代一些学者设计种种方法，对殷商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国内已发表的论文有十几篇，赵诚《商代音系探索》（1984）利用形声、假借等线索，认为商代声母不分清浊、某些字是多音节的、没有入声韵母、无四声之分等。郭锡良《殷商时代音系初探》（1988）以周秦音系为出发点，从甲骨文字在上古音内的分布互补关系，采取内部拟测方法推测殷商音系，定声母十九个、韵部二十九个、有长平、短平、长入、短入四个声调。金有景等人的研究成果也是有意义的。
原始汉语的音系研究主要是结合着汉藏语系的比较，同时从构拟出的上古音进行内部拟测，一批对汉藏语系诸语言有深厚造诣的专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严学、邢公畹，台湾的龚煌城，美国的张琨、包拟古等。
5两汉音系的研究
两汉音系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诗文韵部的再探讨、简牍帛书的语音系统、东汉的梵汉对音材料的考察、音注材料的整理。
对诗文韵部做严密考察的有邵荣芬、王显等人。邵荣芬分析了先秦的鱼、侯两部在汉代的分合关系，认为这两部在汉代只是接近，并没有完全合流，不赞成罗常培、周祖谟关于鱼侯合一的论点。王显证实先秦阳部只有庚韵开三字到东汉中期转入耕部，其余二等字仍然在阳部，纠正罗、周书中较笼统的说法。
对几十年来各地出土的汉竹简和帛书文字的语音研究是汉代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祖谟、赵诚、刘宝俊、张儒等人写过不少文章。专书有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系研究》，对战国到两汉的简牍帛书的通假异文进行了几乎穷尽性的统计分析，从中归纳出汉代的语音系统，并能发现历时性的变迁，如西汉初年还有复辅音声母，西汉中期以后渐趋消失；韵部系统不是二十七部而是三十一部，即鱼、侯、真、文、脂、微、质、物八部仍然各自独立，而非如罗、周所说的两两合并。
东汉翻译佛经中的梵汉音译词开始受到重视，成就最大的是俞敏，他的《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收集了五百多个音节的对译词，从中归纳了东汉、三国时代的声母、元音、韵尾的系统。声母有二十五个，没有复辅音；韵尾辅音的对译方式较复杂，最后归纳阴声韵有收ｄ、ｂ、ｇ的浊辅音，同一韵部有不同的元音，但日本平田昌司也提出一些质疑。
音注材料主要是《说文解字》、《释名》、《方言》等书的声训及经师注音所用的读若、直音等，近年来也很受重视。这类材料情况复杂，处理起来更加困难。得到“近似”的假说固然不难，要得出精确的成系统的结论却不容易。尽管如此，国内外这方面的文章还是发表了不少，如杨剑桥和美国柯蔚南等。他们的工作对于推动汉代音系的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中古音的研究
中古音的研究也分四大类：《切韵》、《广韵》音系的深化研究；诗文用韵的普遍考察；字书、音义书、传注中反切的广泛研究；梵汉对音的研究。
1《切韵》、《广韵》音系的深化研究
对《切韵》音系性质的分歧看法尽管长期存在，却从不影响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对这个音系的重视。二十年来既有系统性的研究，包括声类、韵类的继续分析和音值的再构拟，也有专题性的研究，即对个别题目的讨论；此外还有对它的普及性介绍。
系统性研究多写成专书。重要的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古德夫《汉语中古音新探》（1993）、黄典诚的《切韵综合研究》（1944）及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等。邵书的影响较大。该书对王仁《刊谬补缺切韵》的反切进行了综合排比，比较了它和《广韵》的异同，定声母为37个，韵类为324类。声母的特点是把船、常（禅）位置与三十六字母的排列方式颠倒，以常母为塞擦音、船母为擦音。韵母的构拟特点是以介音区别重纽三四等，三等有ｊ介音，四等有ｉ介音；纯四等无ｉ介音，主要元音跟相配的三等韵相同为ε。黄（典诚）书认为《切韵》音系的上源就是《诗经》音系，跟张琨等人的观点截然对立；拟音与当代学者有较大出入，赞成高本汉的三等声母腭化说，构拟了五十一个声母；韵母构拟强调洪、细的区别，纯四等为洪音。他的学生黄笑山则将清、庚三、蒸、幽、麻三等韵归入重纽三等一类。构拟《切韵》音系的论文也为数不少，且各有特色。如喻世长、麦耘都从较严格的音位学方法出发，喻世长构拟的介音只有ｉ、ｕ两个，取消双介音ｉｕ；三等韵的介音不相同，有的三等韵有ｉ介音，有的三等韵没有；喻四拟作ｄｈ，知组拟作ｔｊ（腭化舌尖音）等。麦耘的构拟注意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构拟的声母只有二十八个，是目前最少的。
《切韵》音系的专题研究多以文章为成果形式。重纽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也不仅仅是《切韵》自身的问题，研究者多，分歧也多。台湾声韵学会1996年年会还进行专题讨论，出了重纽问题论文集。其他方面的有《切韵》声类多少、《广韵》又读、中古音的开合口等问题，这里难于一一尽述。
关于《切韵》、《广韵》的通论性著作和工具书也出了不少。如方孝岳、罗伟豪的《广韵研究》、《广韵韵图》，严学的《广韵导读》，周祖谟《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林涛《广韵四用手册》，周祖庠《切韵韵图》等。
2诗文韵系的研究
南北朝隋唐五代诗文用韵的研究开展得相当充分，成为中古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对这一时期的诗文用韵研究填补上一段空白。周祖谟的《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和《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演变研究》虽是两篇短文，但有代表性。二文是《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关于三国以后部分的摘要，先在大陆发表，后来全书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前一文为三国时代的韵部分了三十三部，两晋、南朝宋各为三十九部；后一文为南北朝后期分出五十五部。此外还有李荣《庾信诗文用韵》及李露蕾、台湾何大安等人的文章。
唐代名家的诗歌用韵和较通俗的诗歌用韵大都有人进行过研究，常常有同一人的作品而有数人研究的情形。如鲍明炜研究了初唐到盛唐时期部分诗人的用韵，李维一、曹广顺、喻遂生研究初唐四杰诗韵，赵锐、国赫彤研究白居易、元稹诗韵，荀春荣研究韩愈诗文用韵，刘丽川研究王梵志诗韵等，可谓不胜枚举。唐作藩在北大连续十几年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研究唐诗的用韵，基本上把《全唐诗》中作品较多的诗人的用韵都清理了一遍，积累了丰富的材料。研究敦煌变文用韵的也有好几家，如周祖谟、周大璞等。周祖谟还从其他文献中搜集了比较多的材料，从中了解唐代声母、声调等。台湾的耿志坚等也把诗文用韵作为主攻方向，成就可观。
3音注反切的研究
从两晋到五代之间有大量的字书、音义书和古籍注释，其中的反切和直音等注音材料十分丰富，是上古音所没有的，对研究中古音有重要价值。各类音注大多有明确的作者，凡出自一人之手的注音，一般属于同一个系统，并且较容易判断其时代和地域。在研究方法上，以反切系联法和“反切比较法”为主，即在能够进行内部系联的地方就用系联法，在不便使用系联法时就以《切韵》音系为坐标，把考察对象的直音、反切跟《切韵》、《广韵》的反切做对比，看出其间声类、韵类的异同，据以透视某人的语音特点。如从晋代郭璞、徐邈等人的注音了解魏晋语音，从顾野王、沈重等人的注音了解梁代音系。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王力、邵荣芬、蒋希文等人对陆德明的注音各有论著；蒋希文还系统地研究了徐邈的反切音。其他南北朝人的注音也往往是从《经典释文》勾稽得来。隋代曹宪《博雅音》有黄典诚、丁锋等人的论文或专书。关于唐代注音的研究可以称得上全面开花。研究颜师古《汉书注》音切的就有五六家发表过文章，成为一个热门。其他有王力《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和《朱翱反切考》、邵荣芬《晋书音义反切考》等。
4对音的研究
梵汉对音的研究比以前明显深化，研究者注意到译经人的时代和地区问题，对对音的语音标准限定得较为严密。严学、俞敏等老一代学者所培养的一批新人成为这一领域的骨干。有较大影响的如尉迟治平的《周隋长安方音初探》（1982）、《周隋长安方音再探》（1984），刘广和的《唐代八世纪长安声纽》（1984）、《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1991）、《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1991）、《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韵母系统》（1996），施向东的《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1983），聂鸿音的《慧琳译音研究》（1985）等。他们所考察的译音集中于洛阳、长安一带，时间则从晋代直到中唐。
《切韵》音系的研究属于一个静态平面，以上各类研究的每个具体对象也基本上属于一个具体平面，把所有这些平面联系起来，就得到了中古时代语音发展的动态过程，看出重要音变的发生时间，看到一些不同地区的方音差别。如晋宋时期舌音不分舌头、舌上，到北周时舌上音就分化出来了；隋以前唇音不分轻重，唐初就分化出轻唇音；中唐时代全浊上声开始变到去声；等等。
宋金时代的韵书《集韵》、《礼部韵略》、《平水韵略》、《五音集韵》等是《切韵》系韵书的后续者，过去它们在音韵学内部不太受重视，但它们的情况复杂，在形式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