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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时代的韵书《集韵》、《礼部韵略》、《平水韵略》、《五音集韵》等是《切韵》系韵书的后续者，过去它们在音韵学内部不太受重视，但它们的情况复杂，在形式上是继承《广韵》的，在内容上又各自有不少特点。现在人们又重新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关于《集韵》，在三十年代曾经展开过对它的研究，尔后就被冷落；近年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对它的研究重见显要，如台湾的邱、林英津，大陆的邵荣芬、张渭毅等多家学者有较重要的发明。宁继福对《礼部韵略》和《平水韵略》的考辨，既富于文献价值，又对音韵史大有裨益。宁继福对《五音集韵》的研究成果很重要，他发现该书实际包含两个音系，一套音系是机械地合并《集韵》，另一套音系则反映不少北方实际语音现象；他的《校订五音集韵》对《五音集韵》的成书过程、作者背景、音系特征的考证十分缜密，把清代以来冷落无闻的这部韵书提到了一定的地位。
（四）近代音研究
本时期内，近代音领域不仅旧有的课题和上古音、中古音一样向纵深进展，而且新开拓的课题也多。
1宋代语音的研究
七十年代以前对宋代语音的研究可以说相当薄弱，这一时期成就巨大。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宋词用韵和经籍音注的研究。
词是唐代兴起的比较通俗的诗歌形式，入宋以后虽然主流是文人作品，但是语言仍然比较口语化，用韵也大体依照实际口语，不受诗韵束缚，是研究宋代韵部的主要依据。清人所归纳的宋词韵部比较粗略，不能充分反映真相。到八十年代，鲁国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写成一系列论文，定宋词韵部为十八部，音韵学界视为定论。朱晓农以数理统计法考察北宋中原词韵，结论与鲁国尧大体相当。宋代古体诗中押口语韵的作品也不少，在语音史上的价值跟宋词相等。唐作藩对苏轼诗韵的研究、冯志白对陆游诗韵的研究即属于这一领域的收获。
对于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近年又有人进一步就它的声母、韵母、声调问题进行再探讨。尤可注意者是关于它的基础方言问题，以前周祖谟认为该书音系反映宋代汴洛方音，近来很多人赞成雅洪托夫的观点，认为它所反映的是宋代范阳一带即今北京地区的实际语音。《唱和图》以中古通摄入声字配合于流摄、江宕摄入声字配合于效摄，这是北京一带的语音特点而不是河南的语音特点，雅氏据此推断出它的基础方言，是很有见地的。
关于宋代音注的研究，王力的《朱熹反切考》发现了庄、章合并，影、喻合并等声母的变化，韵部的大量合流变化。音注的辨音比较仔细，诗文的押韵比较宽，所以王力定朱熹音系为三十二韵部。此外，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及其他很多音注（如《尔雅音图》等）也有人研究过。
宋代对音材料研究较透的是西夏文和汉文的对音，龚煌城、李范文、张竹梅等分别有论著发表，一般认为这种材料所反映的汉语音是宋代西北方音。
2《中原音韵》等元代音系的研究
元代音系的中心研究课题是《中原音韵》，文章和著作数量多，质量高。八十年代出版了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宁继福的《中原音韵表稿》和李新魁的《中原音韵研究》，又有鲁国尧、侍建国把薛凤生的《中原音韵音位系统》译为中文出版。各家对《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声母韵母的类别和音值都提出深刻的分析，而结论尚有出入。音韵学界关于《中原音韵》的主要分歧意见，一是它的基础方音是否大都话，二是它的基础方言有没有入声调，目前仍然是见仁见智。1987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在周德清的家乡江西高安举办纪念周德清诞辰七百一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多篇，会后编为《中原音韵新论》出版，对推动《中原音韵》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学者们对元曲（散曲、杂剧）的用韵也十分关注，结合《中原音韵》来考察曲韵，丰富了元代北音的研究内容。
元代的其他重要音韵著作《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中原雅音》等，研究者都不少。竺家宁、王硕荃认为《古今韵会举要》反映作者黄公绍和熊忠的家乡福建邵武方音，论证较为可靠。花登正宏对《举要》反切音系做了系统的研究。宁继福的《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则对它的来龙去脉做了精到细致的分析，梳理了《广韵》《集韵》两大韵书系统的传承关系，提出很多新的见解。杨耐思、照那斯图等对《蒙古字韵》的研究有领先意义。《中原雅音》是一部亡佚的北音韵书，明代章黼《韵学集成》所引用的大量资料可以作为研究的线索。邵荣芬、蒋希文、杨耐思、何九盈、龙晦等人对该书作了多方面的考证，邵荣芬的《中原雅音研究》对它的音系的论证最精详。
3明清音系的研究
明清音系最重要的是近代官话的中心基础方言——北京话音系，重要的资料有明代徐孝的《等韵图经》和《合并字学集韵》、清代李汝珍的《李氏音鉴》、无名氏《圆音正考》、裕恩《音韵逢源》等。郭力、杨亦鸣、曹正义等人对这些著作的研究，揭示了近代北京音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要现象和发生时代，使得人们对它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唐作藩的《普通话语音史话》（1985—1987）对近代北京音的发展作了纵向介绍。关于北京话在形成过程中所受各外部因素的影响，有林焘的《北京官话溯源》（1987）和俞敏的《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1984）等文章作过分析。
北京话以外的官话系统韵书、韵图数量很多，如《韵略易通》、《青郊杂著》、《交泰韵》、《韵略汇通》、《五方元音》、《拙庵韵悟》、《正音咀华》等，都有人做了详尽研究，蔚为大观，难以尽述。再如《正音捃言》的韵语，北方俗曲的押韵，《正字通》的反切，也都受到关注。
近代官话的对音材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标音的著作，另一类是东邻朝鲜语、琉球语跟汉字的对译音。前者的代表作是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尽管过去已经有罗常培等人的研究，现在它仍然是一个热点，研究者有张卫东、曾晓渝、金薰镐等。其他如杨福绵对明代《葡汉词典》的研究，黄典诚、叶宝奎对清代《官话新约全书》的研究，各有其价值。朝汉对音的《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的研究成为热门，国内的陈植藩、吴葆棠、尉迟治平，韩国的姜信沆、康士镇，日本的远藤光晓等数十家，有论著发表。琉球语和汉语的对音是近年的新发现，丁锋、濑户口律子的研究颇见成就。
在近代音的研究中，有一些专题开展比较充分，如普通话卷舌声母ｔ、ｔ‘、、的形成时代、舌面前音ｔ、ｔ‘、的形成时代、闭口韵变抵腭韵的过程、“儿”类字韵母变成［］及儿化韵的产生过程等。张清常、杨耐思等对闭口韵的转变考辨甚详：李思敬的《汉语儿［］音史研究》（1986）从元曲用韵、明代民歌俗曲用韵、明代《高昌馆杂字》的译音、小说《金瓶梅》等十分丰富的文献中找到大量的证据，把北方话“儿”类字的读音演变过程和变化线索搞透彻，受到王力的好评和同行的重视。
语言学界一向认为近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北京话，近年来有了一些异议。鲁国尧等认为明代官话以南京音为准，李新魁认为清中叶以前汴洛音一直是官话基础方音。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仅凭零星的间接材料作推断，这些新说尚不足以动摇主流观点。
明清南方方言的韵书、韵图也不少，但研究还没有形成声势。主要有叶祥苓对《类音》（吴江方音）的研究、耿振生对《声韵会通》、《韵要粗释》（均昆山方音）和《荆音韵汇》（宜兴方音）的研究，黄典诚对《拍掌知音》（漳州方音）的研究等。
（五）等韵研究
等韵学在传统音韵学中系统性最严格、审音最细致，它的方法、理论基础、术语、体例特征、源流沿革等方面都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1984）的中心议题就是等韵学。
等韵学为佛教徒所开创，它的产生与梵文悉昙章有密切关系。俞敏的《等韵溯源》（1984）、竺家宁《佛教传入与等韵图的兴起》（1991）等文章具体地分析了字母、韵图形式、各种概念与悉昙章的联系，并指出等韵家的生搬硬套的毛病。
对于等韵的名词术语，既有一般的介绍性文章，也有深入的研究文章，其中以分析“内外转”和“等”的文章较多。较有创见的如薛凤生的《试论等韵学之原理与内外转之含义》一文，王力称赞它解决了内外转的问题。
存世的宋元时代五种等韵图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李新魁、孔仲温等分别有以《韵镜研究》为题的文章和专书，龙宇纯有《韵镜校注》，李新魁有《韵镜校证》。唐作藩撰《四声等子研究》（1989），竺家宁有《四声等子之音位系统》，许绍早有《切韵指掌图研究》。研究《七音略》、《切韵指南》的论文也分别有发表。
对明清等韵图的研究，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称得上一时之盛。前面说的明清北音著作大部分是韵图，有人研究过；而前面没有提到的不少著作也有人研究。台湾的竺家宁、林庆勋等带领研究生有计划地研究赵荫棠在几十年前所收集的大量韵图，把近代音推向“显学”地位。
本期出版了数种等韵学专著。李新魁的《汉语等韵学》（1983）全面介绍等韵学的知识，是继赵荫棠《等韵源流》之后的又一部等韵学通论。耿振生的《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是断代的等韵学史论，介绍了明清时代等韵学的主要成绩、特点和源流因革，从语音史的角度讨论了韵图所包含的音系类别。潘文国的《韵图考》（1996）仍以早期韵图（《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为对象，考证等韵图的产生时代，对流行的等韵图的编排原则、“等”的含义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尝试复原最古老的韵图形态。通论性文章有朱星的《宋元等韵学述评》（1985）和张世禄讲授、李行杰整理的《等韵学讲话提纲》（1990）等。
本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是南宋卢宗迈《切韵法》一书的发现与研究。1990年，鲁国尧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从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了这部抄本，并对它产生、流传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考证，通过它了解到宋代还有一种不同于《韵镜》、《七音略》系统的另一个派别的等韵图。此书沉埋八百年之后重见天日，其意义不下于清末《韵镜》的发现。
（六）其他
1语音通史
汉语语音通史的专书出现了不少。影响最大的是王力的《汉语语音史》（1985），该书的结构和作者的《汉语史稿》大不相同，分期较细，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隋—中唐、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各有一个音系；现代除了介绍普通话音系，还有主要方言代表点的音系；最后总结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规律。其他的同类著作也各有特色。邵荣芬的《汉语语音史讲话》（1979）简明扼要，既讲语音变化，也讲研究方法。方孝岳的《汉语语音史概要》（1979）认为上古、中古时代汉语“普通音”大系都是相近方音的综合；近代是由“北部中原音”为基础的“普通音”取代了中古时代南北都比较相近的普通音大系。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1981）认为汉语语音体系有高度的稳定性，在将近三千年的时间中，变化的东西并不太多；北京音系确实代表着汉语语音的主流，它的来源并不仅仅限于元明清三代，而可以上继隋唐乃至于周秦、两汉的中原音。黄典诚《汉语语音史》（1993）认为在汉语史上“强声弱韵”和“弱声强韵”的相互矛盾是历史音变的重要动力，“从上古到中古语音的发展是在声韵的矛盾对抗中进行的，强乎声必弱乎韵，强乎韵必弱乎声”。如果强化的声母保持不变，则韵母必然弱化而发生改变；反之，若强化的韵母保持不变，则声母必然弱化而发生改变。到中古以后，语音发展的主流是合流，也有个别的分化现象。向熹《简明汉语史》上编（1993）的语音部分，结构上采用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的方式，内容上广泛吸收当代音韵学研究的可靠成果，十分丰富。
2方法论
音韵学方法的讨论有一些论文。有的论文是就某一种方法的应用进行分析，有的是对多种方法作较全面的总结。属于前一类的如叶蜚声、徐通锵的《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