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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当时都住部队大院，绝对不可能在家里约会，我向一位朋友借了他在外面的房子约会，那里谁也不认识我们。
不再抓狂，追求性的质量（2）
我上班时也是很小心的。但女人有时控制不住自己，常会跑过来看一眼，或者打个电话什么的，所幸仍然很隐秘。只是很久之后，有一些传闻，说谁与谁好之类。
我们相处了两年左右，后来不在一个单位了，联系越来越少了，渐渐就淡了，但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还会相互帮忙。
和她在一起这两年，我没有过别的女人。我在某一段时期内总是专一的，现在也一样。我觉得如果遇到的是自己喜欢的女人，性上也很和谐，我就不会想同时再找别人。只是在一段稳定的关系结束后，一个新的适合开始稳定关系的人遇到之前这段时间内，我的性伙伴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比较堂而皇之的解释是，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道德观，而实质上，我这也是在追求质量。如果我同时和两个人约会，我的心思会不完整，和一个人做爱的时候想着另一个人，连做爱的质量也会下降。而且年龄大了这个问题也就更明显了，如果我３天和两个人各做一次爱，就会使性生活受影响。
我还有自己的做人原则与立身之道。我还是有许多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
曾有一个女孩子跟我暗示三四个人一起做爱的事情，我当即表示，我不能接受。对于同性恋，我也接受不了，想象不出来。
在我后来的性伙伴中，没有纯粹的一夜情的关系，没有单纯为了做爱而相识了去做爱的。总是先谈得来，有感觉了，情投意合了，再自然地发生性爱。这样也就不太可能只做一次。
一定要有感觉了才做爱，像找小姐那样一、二、三，买单，感觉非常不好。
离婚后，我是一个单身，我结识的女人基本也都是单身的，未婚或者离异。我不喜欢做第三者，因为彼此处境不同，心态也不一样，而且我也会觉得对不起对方的配偶。而且这时候也主要是和我年龄接近的将近中年的人了，中年人都有一定的生活基础，比如她们也会有自己的住处，我们可以去她那里约会。再比如经济上宽裕一些，常一起出去玩，在旅店开房间也不需要结婚证，常是以一个人的名义登记。现在我们出去玩常带着一个帐篷，在野外露营。
１９９９年之后，我交过三个比较稳定的女朋友，都有半年至８个月的时间建立稳定的同居关系。我会领她们回自己的住处，没有建立稳定的关系的女人，我不会往家里领。
我的房子还是在部队大院里，有站岗的战士，还有家委会的老太太们，领人去他们都会看到，院子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如果是短暂的关系，去时很紧张，第二天还要早早地走，那种心理上的感觉很不好。如果是长期同居，别人会以为是我的女朋友，会好一些。
但如果频繁地换不同的人带回去，会给人造成很乱的感觉，很不好。毕竟，院子里的人之间都太熟了。
也曾有家委会的人看到我的同居女友次数多了，就问我：“那个人是你女朋友吧，你该结婚了吧？”
再后来的女朋友，就没有人这样问了，但还是会用异样的目光多看几眼。一开始我有如芒在背的感觉，后来也就无所谓了。女方是无所谓的，因为她在那里没有生活基础。有一个女朋友问我，你是不是总领人回来呀，他们怎么那样看我们呢？我笑笑，说，哪里呀！
公司里的合伙人之间，会知道我的稳定女友，却不可能知道其他太多的性伙伴。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诚信问题，太乱了会对工作有负面影响。
我的一个原则就是，白天说白天的话，夜里说夜里的话！
我只会告诉那些女人手机号，不会告诉办公室或家里的电话。而且我是一个计划性特别强的人，前一天晚上就会约好第二天晚上的活动，所以上班时间不会通电话安排这些事情，我早已过了泡电话粥的年龄。如果实在有事要联系，还有ＱＱ呢，ＭＳＮ呢。
我不会轻易“抓狂”了。所谓“抓狂”，就是心有所思，躁动不安，痴迷不绝，在外人看来手足无措，对某事执迷之极的症状。在我经历过三四个女人之后，就平和多了。
我只会在出差的时候偶尔找小姐，已经好几年没有找过了。找小姐的事是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的，那太跌份了，小姐算什么东西！
性伙伴的结识途径中，工作接触还是其次，主要是朋友们一块玩儿认识的。我喜欢的活动很多，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活动，如打球、游泳、打桥牌、旅游，这些活动都有不一样的团体，不断会有新的朋友加入进来，朋友会带来更多的朋友。
如果两个人相互看上了，就会私下再约会呗，但不会让别人知道，还要保持这个团体的平衡呀。也不会让那中间的朋友知道，我不会和朋友的女朋友发生关系的，只有在对中间朋友不构成伤害，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才会发展性的关系。
我找性伙伴，三个目的都要考虑：观点的互补（行为方式上）、相互照顾、性。我现在不向往更多，但向往更好。
观点的互补也许应该叫理念的互补，不一定要一个阶层，对方也可以是不同的阅历、弥补人生经验的那种。
我不喜欢戴安全套，会影响感觉，很不好。但是同小姐的时候都是要戴的，同非小姐都不戴。
我都会在有过谈话之后，认为相互了解、信任之后才做爱，所以至少没有出现过性病的问题。
关于多性伙伴的论文 第一章 绪论
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推迟婚期，他们等待得时间越长，就越可能遇见更多的伴侣，越可能有更多的性行为，并且与一系列伴侣共同生活。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有过度的性欲，而是因为他们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机会去结识性伙伴，而最后才建立专偶的或接近专偶的婚姻关系。”
第1节 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文化下对私人性行为的社会控制一向十分严格（潘绥铭，１９９５：２－３１），“多性伙伴”对于中国人绝对是一个新词。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始，便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夫一妻制在这个国家早已深入国民之骨髓。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婚外恋、婚外性，甚至婚前性行为，总之一切非婚性行为都是很少的，极为隐秘的，属于“另类”，受人冷眼与侧目。随着社会的转型，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非婚性行为越来越多，商业性交易也十分普遍了，中国开始出现所谓的性革命。
正如潘绥铭教授指出的，中国当前性革命中的许多现象与西方社会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经历的如出一辙（潘绥铭，１９９５：５４６－５５２），西方当年有的，中国现在也都有了。但是，中国的性革命是潜在的，地下的，远未表现出西方性革命运动中的轰轰烈烈。同样，多性伙伴行为者也是隐秘的。
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一生只有一个性伙伴（配偶）是很正常的，多出一个（情人或其他）便颇奢侈了。１９８９年２月至１９９０年４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非随机抽样调查显示，除配偶外另与一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城市为４·４％，农村为４·５％；与二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城市为０·８％，农村为１·１％，与三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城市和农村都为０·３％，而达到四人或四人以上的，在城市中只有０·４％，农村只有０·３％。即使到了八十年末，中国人城市８８·１％，农村９３·７％的人，也只与配偶发生过性关系。（刘达临，１９９５：２０９－２１０）
在经历了社会转型的十年之后，潘绥铭主持的于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进行的针对全国20－64岁总人口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表明，中国多性伙伴行为者出现了增多的趋势。确实有过婚外性行为的，女性为５·１％，平均有过人数为２·５，男性为２１·２％，平均有过人数为４·２％。潘绥铭等人据此总结说：“婚外性行为在中国正在增加，而且速度很快。尤其是在城市男性中，假如一直以目前的速度持续发展的话，那么每１０年就会增加２０％还多的发生可能性。”（潘绥铭，２００４：２７０）
对“目前配偶”之外的“其他性伙伴”的统计显示，超过１０人的，占总人口的０·７％，其中多伙伴人数最多的一个人为８０人。但是，从没有过别的性伙伴的，仍然高达８３％。（潘绥铭等，２００４：２６０）
由以上数字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多性伙伴行为者日益增多，但是，仍然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讲，如果告诉他们某个人曾与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上百个人发生过性关系，他们都会惊异地张大嘴巴。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转型前，中国也一直存在多性伙伴行为者，这与社会转型后多性伙伴行为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违规的，是受社会干预与处罚的，当事人要小心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而后者则不再成为社会干预的对象，当事人甚至会以此为荣，其行为处于半公开状态。由前者到后者的转化；正是此研究所感兴趣的。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多性伙伴行为者的个人行为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便更具有研究的价值，对于这一群体的考察，无疑最有助于认识性自由人士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博弈过程。
今年４０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都是２０世纪六十年代后出生的，在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充斥的仍是单一的保守主义性价值观，包括对性价值的贬损，对性与生殖紧密相连的推崇，等等。（潘绥铭，２００２a）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这种价值观有效地控制了，但是，在转型期的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成为多性伙伴行为者，他们又是受到哪些不同的机制的影响呢？
中国当下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性革命发生与发展机制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研究社会控制与私人行为之间互动关系的可能。而性革命的先驱者和实践者――多性伙伴行为者――则可成为这一研究的起点。他们是如何超越社会控制的，社会控制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性问题，可以成为观察社会与个人关系的一个视角。
第2节 以往研究中的多性伙伴现象（1）
一，英语学术圈的研究
英语学术圈对于多性伙伴的研究已经颇多了，但能够检索到的都是抽样调查的定量研究，没有发现个案研究报告。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种族差异，等等，在这些研究中均受到了重视。
罗伯特·迈克尔等人进行的“全美健康与生活调查”表明，自１８岁以来，男性中有过二至四个性伙伴的为２１％，女性为３６％；五至十个的，男性为２３％，女性为２０％，十个至二十个的，男性为１６％，女性为６％，二十一个及其以上的，男性为１７％，女性为３％。“人们现在之所以有更多的性伙伴，是由于他们既有性活动又处于单身状态的那段时间被大大拉长了。人们开始第一次性交的平均年龄一再降低，而他们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又不断上升。同时人们现在离婚的可能性也增大了。这就意味着在离婚和再婚这段时间里，他们必须寻找新的性伙伴。” （罗伯特·迈克尔等，１９９６：１４２）
人们的文化程度越高，他们在一生当中便会有更多的性伙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教育多的人往往在上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推迟婚期，他们等待得时间越长，就越可能遇见更多的伴侣，越可能有更多的性行为，并且与一系列伴侣共同生活。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有过度的性欲，而是因为他们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机会去结识性伙伴，而最后才建立专偶的或接近专偶的婚姻关系。” （罗伯特·迈克尔等，１９９６：１４３）
男性有众多性伙伴的可能性比女性大得多，成年人一般在二十来岁的时候积累数目最多。
西班牙男人中报告有多性伙伴的是女人的五倍，其中没有结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高收入的人居多。西班牙人强调男性气质的骄傲感，这被认为可能是促成性伙伴多的原因，“玩女人”，嫖娼，都符合“好男人是女朋友最多的人”这样的传统观念。女人中的多性伙伴者也是年轻的，未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Sabogal； Fabio； Faigeles； Bonnie；１９９３）
对黑人的一项调查显示，１９％的被调查者报告说过去的一年间有过二个及以上的性伙伴在，其中男性为３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