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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闯入延安的国民党特务陈晋侯的审查资料的解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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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档来源说明

2005年10月底,在苏州文庙古玩市场见到一份镇江古玩商人携来的延安的文档材料,因拿捏不准,没有买下,但这东西一直萦绕心中。同年的11月7日,值镇江举办全国古玩交流会,想再去看看,试试与此物有没有机缘,快要失望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那位叫杨子的古玩商人,提及这份材料,他从文件夹中拿了出来,我便不再犹豫,买了下来。关于这份材料的来源,杨子先生说是几年前从废品收购站收购来的,同时收购的还有一批五十年代审干的材料,其他材料大多数被别人买走,这份材料一直留在身边没有出售,今天终于得到了你的鉴赏,希望你能读懂它。在他说的那批审干材料中,我又捡得了几份个人鉴定一类的资料,很可惜没有发现陈晋侯个人的文字手迹。

二,文档的真实性辨证

收藏了这份材料文档后不久,刚好看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谋取文学编辑郝在今先生写的反映延安反间谍斗争的《中国秘密战》一书,郝在今先生的父亲当年曾任过延安公安局长,为了写作这本书,他作了十多年的资料收集工作,并广泛采访了当年在延安开展情报保卫工作的老同志。为此,我与郝在今先生取得了联系,并于今年初赴京当面请教了郝在今先生。

郝在今先生说这份资料肯定是真迹,他分析说:第一,所用纸张是当时延安生产的马兰纸,它是用一种叫马兰草的纤维作纸浆生产的土纸;第二,行文的语言风格与他见过的一些老干部个人保存的延安文档的风格是一致的;第三,文档中一些人物如金城、赵苍璧、王凡、王卓超、周兴的签名他是见过的,不假,因为这份资料是内部的审查文档,所以不必使用化名。本来郝在今先生还想引荐我认识一个当年在延安搞保卫工作的老革命,但因这位老革命外出了没能联系上,错过了一次让当事者亲自辩认的机会。 

三,文档存在的意义

作为难得的一份1941年延安保卫部门反间谍的原始档案,它的重现应当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时下谈论人事档案工作的文章常常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党便有了完整的人事档案,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档案原件,这份材料可以算是一份原件了。对研究延安时期的审干及反间谍制度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第二,它是怎么从延安流传到镇江的,这是一个谜。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这份资料是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攻入延安时获取后带到南京,解放后南京解放,这批档案又派上了用场,成了后来审查陈晋侯的重要证据,郝在今先生主张这一种观点,他说胡宗南部队进入延安前,社会部曾有一批档案藏在一眼废窑洞中,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缴获。一种解释得通的可能性是:陈晋侯当年曾被延安敌委(敌后工作委员会)派到镇江作地下工作,这份资料便随地下工作站传到了镇江。解放后,或许陈晋侯的历史再次受到审查,这份资料便派上了用场。再后来,历史变迁,物是人非,这些材料在机关动迁过程中成了废纸,被处理到了废品站,后来被杨子回收,最终又为我收藏。这两种判断都只是猜测,如果能真实地回放这一材料的流传过程,我想也一定很有意义。

  第三,关于陈晋侯先生的命运也是一个可供研究的个体。历史的潮流承载着个体的命运浪花,个体的命运进程折射着民族历史的光茫和晦涩。如果能寻找到陈晋侯的下落,对解开这一历史谜团是个关键。细细算来,如果陈晋侯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高中毕业,他应该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不知他是否还健在,不过,如果能找到他的档案和后人,也不失为一种研究途径。

第四,这份材料中保存着的金城、余得孙、赵苍壁、吴雨、王凡、王卓超等多人的笔迹,这些人都是当年延安保卫局、社会部的工作人员或者领导干部,从他们对事件的记录和对问题的分析判断可以让我们真实地观察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工作能力、反间谍策略等等。

四,文档的作者和签批者考证

辩识文档的作者和在文档上签字批示的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档的内容和认识文档的意义。根据他们在文档中出现的前后,现将文档的作者和签字批示者作简要介绍。

金城,文档《陈晋侯材料及处理意见》的作者。金城(1906 — 1991。9),原名金树栋,诸暨城西会村人。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1937年,金城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留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负责接待来延安的各方人士。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并任第三、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91年9月28日因病逝世。

余得孙,文档《关于陈晋侯先生的一点材料》的作者,抗大三分校校务部商店工作员,所谓工作员,实际是延安公安局的情报员。关于余得孙的详情不得而知。

王凡,曾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二部部长。

赵苍璧,陕西人,曾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便衣队队长,解放后先后任北京市、南京市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历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西南政法学院院长。1977年任国家公安部部长。

吴雨,延安保卫处干部,不知详情。

周兴,(1905…1975)  原名刘维新,江西永丰人。1925年参加革命, 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1931年4月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秘书长,后改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到陕北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政治保卫局代理局长,1937年夏改任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兼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分署检察长,国务院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六十年代后历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10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王卓超,(1911—— ),江西寻乌人。1930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任延安公安局长。解放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兼公安局长等职。

五、文档的标识和整理

这份陈晋侯的材料共计二十页,由两份报告组成,第一份是金城于1941年9月13日写的《陈晋侯材料及处理意见》,另一份是抗大三分校校务部商店工作员余得孙于1941年9月24日写的《关于陈晋侯先生的一点材料》。这两份材料是报给延安保安处并层报给社会部和敌后工作委员会的。

我将原档进行了扫瞄,以便人们看到文档的原样。经仔细辩识,又将原档文字键入了电脑,为了方便阅读,对原文作了标点,对相关内容和文档格式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将文字整理过程中所使用的符号作如下说明:两份报告的原文用宋体录入,小标题部份加黑,以示显目。报告中的批示用楷体加黑。小括号()中的楷体是作者加的说明,中括号 '  ' 内的楷体是原文档的解释性文字。符号 / 表示原文在此处换页面。

(第一页)

陈晋侯材料(钢笔竖写)

(编号:49150,封面纸张为油光白纸,已发黄。从纸质来看,这应该是五十年代初的白色油光纸,纸质比较脆,当属镇江或丹徒的组织部门或公安部门重新装订时的用纸。)

(第二页——第十一页)

《陈晋侯材料及处理意见》5/10

(为金城所写报告,毛笔竖写。)

(王凡批示:)

材料收集还不够具体,由侦察科派人以谈话的方式收集具体事实'即是打过红杠处,花一天时间都可以'作为我们参考了解国特(国民党特务)之资料。王凡4/10

(这份材料共10页,毛笔竖式书写,最后的署名是金城,日期为1941年9月13日。这份材料写好后报给王凡审阅,王凡于10月4日作了批示,看来金城是再次找陈晋侯谈过话的,对原报告作了修改,因为现在的报告中没有王凡“打过红杠杠处”,金城在报告题头的下方署的日期是10月5日,便是修改后再次报送给王凡的日期。从第二页开始使用的纸张看,与首页的纸张明显不同,属延安地区边区政府使用的一种叫马兰纸的纸张,马兰纸是用延安地区的一种叫作马兰草的纤维制作的纸张,纤维比较粗糙,我们至今仍能看到纸张中的草纤维,纸张有一定的拉力,有一定的韧性。)

陈晋侯,江苏丹徒人,廿九岁,现携眷来延,要求入抗大受训。现兹将其历史表现分述如下:

一、本人历史:据自称民十六年毕业于镇江高中部,当年又即考入江苏省立水陆公安教导团,毕业后曾连任苏赣榆县警察队队长及警察局局长等职。民国十八年去上海在法捕房受训十月即在法捕房任探捕,并加入青帮。当时上海南京中央调统局领导之特务室由范溶负责,由范介绍加入“铲共同志会”,民国廿四年去南京。因津浦线肃反委员会工作未就,而又考入通信训练班,通信训练班为中央调统局陈立夫直接领导,陈季超、应泽、丁默村等均为当时该班负责者。'(旁注:)该班的组织详情补充之!'民国廿五年八月毕业,又复到上海  /  总邮局任检查员。民国廿六年复又由南京转赴汉口,在汉口任邮电检查所所员,同时又兼任特工团副团长,警备司令部督查员,汉口沦陷后至衡阳壁山等地任审查员,北碚邮电检查办事处主任等。民国廿九年,军委会调统局与中央调统局分裂时,辞职拟赴内江,找友人仲县长,漩以仲赴渝,因之又赴成都由友人介绍入四川全省防空司令部任科员,并在防校研究班任副官。当年十月又入广西全省防空上级干部入班受训,毕业后即携眷来延。

二、陈的表现:

1  对陈的历史考察与来延经过:在其历史中的经历并及其谈话一般尚似真实,唯其自传中,如

a  民国十六年毕业于镇江高中,今年廿九岁,在实际情形上不无矛盾之处。

b  陈在上海法捕房工作由南京特务社负责人范溶介绍入铲共同志会,知道廖仲恺  /  长子被特务逮捕及当时于佑任、何香凝营救情形,而又自称未参加何种工作即脱离干系,又在南京不顾去津浦线肃反会工作,投考通信训练班,到上课后始悉为特务训练,以及毕业后复返上海工作时仅任邮电检查而未作反革命活动等全为不能相信之处。

c  在汉口时与新华日报关系亲密,事实是不扣新华报之发行与通信材料。又在防校认识曾在苏联去过的共产党员徐君虎而为思想转变之点,均过事勉强。

d  陈自称自桂林携眷途四月余,费钱千余元,这一点根据其所带防校毕业照片'民国卅十年一月'及同学录等考察,可为相信,在途中因其夫人生病,一路艰苦情形,据我们调查确是如此。如据其路遇同伴医大练习生陶钧淑的祖父称,在宜君相遇陈是自挑行李,陈之夫人脚着一破皮鞋步行,又以其费用不足,曾用陶老四元、 /  五元,在途中时因该陶曾三次自河南来延探视其孙女,均以其目的实告检查处,被其阻回。此次陈发现陶拟来延,又将为国民党区阻回,始以去榆林为由结成同伴,并在名义上称作父亲,在洛川被阻,陈以证件证明始能过。'以上均为陶老所述',陈等行至交道镇,至我军处要求介绍来延学习,此时该陶老始悉陈亦系来延安者,住两日,乘我们汽车来延安。以上是陈来延安经过。 

2  陈等所述材料及来延目的:

a  陈携带的东西,简单的衣被行李,有防空学校研究班第二十二期毕业全体教职员照相,该校主任赵秉坤赠照片一张,二十二届同学录,毕业文凭,汉口特工团的副团长委任状,及世界是各国邮标剪贴两大本等。

b  陈的社会关系,陈自称在敌后江苏、上海一带的“青帮”国民党派去的特工人员,汪精卫的特工人员如丁默村等认识的很多,如与丁关系甚好。在大后方的邮电检查人员完全认识。

c  陈一再  /  表示在江苏、上海一带有办法,生活可以过得很好,如丁默村对他很好,假若见面定可得二三百元的职业。陈对汪精卫的出走,认是蒋'独裁'逼走,空架子没有实际工作。又称汪在河内时宋美龄、陈立夫都去劝过,请其回来,结果汪走后始又派特工人员向汪行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认为汪将来有转变的可能,还可以回来的。对何应钦,他认为并不亲日,实际亲日的蒋介石也知道而没有办法的,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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