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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二千。除了开销和留有少量积蓄之外，我们三个人就分这八万九千美元，我们是三一三十一，平均分配。索菲亚认为她是专职人员，说实在的，我们害怕和她争论。我实际上每年拿回家三万美元，这个数目据我所知是一个贫穷律师的平均数。欢迎你到贫民中来工作。”
我们终于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面对面坐下。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付取暖费了？”我一边打着冷战，一边问道。
“很有可能，我们周末一般不到这来工作。省钱。这个地方要暖气和冷气都不可能。”
这种想法对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来说想都不会想。周末不开门，省钱，而且是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我们把这儿搞得舒舒服服，我们的客户就不愿离开了，所以这儿是冬冷夏热，也减少了交通压力，你要咖啡吗？”
“不，谢谢。”
“我是开玩笑，你知道。我们绝不会阻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到这儿来。天气根本对我们无所谓，我们想我们的客户是在饥寒交迫之中，我们又怎么能对冷一点热一点的事操心呢？你今天早晨吃早餐时有一种负罪感吗？”
“有的。”
他朝我笑了笑，这是一种智慧长者所能够有的微笑。
“这很正常，我们以前常常同一些来自大公司的年轻律师一起工作，我管他们叫做公益新手，他们总是告诉我一开始他们对食物失去了兴趣。”他拍了拍他的肚子，“不过，这很快就会过去的。”
“那些公益新手干些什么呢？”我问道，我知道我正一步步走向诱饵，而莫迪凯也意识到我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们把他们派到各个避难所，他们接待这些客户，我们指导他们如何处理这些案子，大多数的情况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律师给那些无动于衷的官僚们打电话。给他们发食品券，老兵的抚恤金，住房补贴，医疗补助，儿童补助等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都涉及福利问题的。”
我十分关注地听着，他能知道我在想什么，莫迪凯开始让我咬上了钩，“你看，迈克尔，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代言人，没有人听他们倾诉，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疾苦，他们谁也指望不上。他们要得到他们应得到的福利，但是电话都不知打给谁，他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永远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的电话听不到回音，他们连通讯的地址都没有。那些官僚们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盯住他们想要帮助的人。季节性的社会工作人员的情况他们至少要听一听吧，或者看看这些人的档案，或回个电话。但你也得请个律师来给他打电话，又吵又叫，吵翻了天事情才能得到解决。那些官僚们做事是有动机的，文件也是要有程序的，没有通讯地址？没问题，把记录寄给我，我把它转交给客户。”
他越说声音越大，两只手在空中挥来挥去。可以看得出来莫迪凯是个十分有讲演天才的人。我相信在法庭上他一定是个出色的律师，在陪审团面前他是有说服力的。
“有件很有趣的事儿，”他说，“大约一个月前，我的一个客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申请福利保障，这本是件常规性工作。他已六十多岁了，腰部疼痛难忍，谁要是在石头上或公园的长椅上睡上十年，谁都得腰痛。他在办公室外面排队站了两个小时，终于进到了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又等了一个小时，他终于来到了第一张办公桌前，刚想要说明他的来意，却遭到这位驴脾气的秘书一顿训斥（那天她可能气不顺），她甚至还说他身上有味。他当然是受到了侮辱，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说就回来了，他打电话给我，上星期三我们一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做了番小小的交涉，就是我和我的客户两人，那位秘书也在那儿，她的上司，她上司的上司，特区社会保障办公室主任，一个来自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大人物也在场，这位秘书站在我的客户面前宣读了一页书面致歉书，言辞恳切、情感动人，然后她把一份福利申请表交给了我的客户，在场的这些人也都向我保证这件事一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正义。迈克尔，这就是贫民法律的主旨：尊严。”
他又讲了一个又一个类似的故事，都说明贫民律师是很好的人。无家可归的人都是胜诉者。我知道，在他的全部故事中还有许多令人心碎甚至更令人伤心的故事，但他都没有讲，他现在只是在打基础。
我已忘记了时间，他也从没有再提起信件的事，我们终于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回到避难所。
这时距天黑还有一个小时，我想这正是躲在舒适的小地下室的好时候，再过一会儿，一些歹徒就会在街上出现。有莫迪凯在我身边，我可以慢悠悠地、充满自信地走着，否则我就会弓着腰，脚几乎不沾地地飞快从街上走过。
多利小姐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堆整鸡，她在等着让我来干活，她已把鸡煮好了，我来给冒着热气的鸡去毛。
莫迪凯的妻子乔安娜也来了，因为这时正是忙的时候，她和她丈夫一样都是令人愉快的人，而且几乎和她丈大一样高。两个儿子也有六英尺多高。卡修斯达大约六英尺九英寸，他要是能活到十七岁，准会是个篮球名星。
我离开时已是半夜了，还是不见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人。
第十章
星期天早晨我起得很晚，是克莱尔打来的电话把我叫醒的，又是一番冷冰冰的谈话，她只是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回来。我提议说晚饭去我们俩都喜欢的一家餐馆一起用餐，可她说没有兴致。我也没有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对这类事我们谈话时从不谈起。
由于我们的公寓在三楼，所以《星期日邮报》从来不能直接投到家里，虽然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但半数情况仍不如意。
我洗了个淋浴，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天气预报说最高温度是华氏二十五度，正当我要离开公寓时新闻广播员匆匆地报道了一下头条新闻，这条消息把我惊呆了！我听到了报道，但开始时没有引起注意，我走近靠厨房墙角处的电视机，我的脚步沉重，血液似乎已凝结，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夜里十一点左右，特区警察在城东北部的一个公园附近发现一辆小汽车，那个地方是经常有枪战的。车就停在路边，都已磨平了的车轮陷进了一堆外壳已结冰的雪堆里。车里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都已窒息而死。警察猜测这个家庭就住在车里，而且为了让车里暖一些，就打开了发动机，由于汽车的排气管被路面清雪车所堆起的雪掩埋起来了，废气无法顺利排出，细节情况所知不多，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姓名。
我冲到人行道，在雪地上滑了一下，但没有跌倒，然后沿着P街跑向威斯康星大街，穿过大街后又跑到三十四街的售报亭，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抓到一张报纸，心中充满恐惧。报纸头版的下面一角就是这个报道，很显然，这条报道是在报纸排版的最后时刻才插进去的，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名字。
我把报纸打开，翻到A栏，把其余几页报纸就扔在潮湿的人行道上，这则报道在十四页上有继续报道，主要是警方的一些评论性的文字，还有一些警告性的话，告诉人们如果汽车排气管被堵塞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接下来的就是令人心碎的细节：母亲是二十二岁，她的名字叫朗蒂·伯顿，婴儿叫特米科，两个已学会走路的孩子叫阿朗佐和丹特，是双胞胎，都是两岁，最大的孩子叫奥塔里欧，年龄四岁。
我当时一定是发出一声怪叫，因为一个路过的人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很怪，好像我是个危险人物。我走开了，双手仍拿着那份打开的报纸，我迅速地浏览了其余的二十个栏目。
“对不起，”一个难听的声音在我身后说道，“你还没付报钱。”我仍继续走着。
他从后面走近我身边，喊道：“喂，伙计！”我站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五美元的一张票子，扔在他的脚下，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在P街上，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地方，我靠在一幢漂亮的联立式楼房前的挡土墙边。人行道上的雪已被清除了，清除得十分彻底。我又一次读了一遍这篇报道，我读得很仔细，希望并不是这样的结局。各种想法，各种问题一古脑儿涌上来，我简直应接不暇，来不及细考虑，唯有两个问题不断在我心里反复出现：他们为什么不回避难所？那个婴儿死时是否包着我那件夹克衫？
越想越感到心情沉重，几乎连脚步都迈不动了。在震惊之余，一种负罪感又袭上心头。星期五夜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为什么不为他们做点什么？我本可以把他们带到一个温暖的汽车旅馆里让他们吃顿饱饭的。
我走进公寓时，电话铃正响着。是莫迪凯打来的。他问我看没看这则报道，我问他是不是还记得那个湿尿布。就是这家人，我说。他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我告诉他更多的是我和奥塔里欧的交往。
“听了这件事我很难过，迈克尔。”他这时声音充满了悲痛。
“我也很难过。”
我欲说无言，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说以后见面再谈。我回到沙发上，一动不动地一直坐了一个小时。
后来我回到车上，把我为他们买的一袋袋食品、玩具和衣物都搬了下来。
仅仅是出于好奇，莫迪凯中午时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一生中在不少大公司工作过，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那位先生死的地方。我带他走了几个主要的地方，并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当时做人质的情况。
我们坐他的车一起离开。星期天交通并不繁忙，莫迪凯对别的车在干些什么也毫无兴趣。“朗蒂·伯顿的母亲今年三十八岁，因倒卖可卡因而服刑十年，”他告诉我，他曾打过电话，“两个兄弟也都在监狱里。朗蒂本人有过卖淫和吸毒的历史，不知道谁是她的父亲，也许不止一个父亲。”
“谁向你提供的这些信息？”
“我在一个居民村见到了她的外祖母。上次她看到朗蒂时她才有三个小孩，当时她正在和她妈妈一起卖毒品。根据这位老奶奶的说法，她已同她女儿和孙女脱离了关系，就是因为毒品的问题。”
“那么谁会来埋葬他们呢？”
“就是埋葬德文·哈迪的那些人。”
“一个比较像样的葬礼需要多少花费呢？”
“那要讨价还价的，怎么，你有兴趣吗？”
“我只是不想让他们被草草地安葬。”
我们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路过议会大厦庞大的办公大楼，背后是国会大厦，不禁心里暗骂两声，这些大楼里的混蛋们每月浪费数十亿美元而仍让那么多人无家可归，那四个无辜的孩子死在大街上，可以说就死在国会大厦的阴影之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栖身之处！
我们那个住宅区的有些人会说他们根本就不该出生！
这些尸体被送到总医院检验官的办公室，那里也有停尸房。那是特区总医院的二层棕色楼群。这些尸体将停在那里等候有人来认领，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无人来认领，这些尸体就可以使用一些防腐剂，然后放在很像样的木棺之中，并很快在公墓中安葬。
莫迪凯把车停在一个仅供残疾人停车的车位上，过了一会儿，他问道：“你真的想进去？”
“我想是的。”
他曾来到过这里，而且事先打了电话。这时一个穿着很不合身的制服的保安人员上前企图阻止我们，莫迪凯气冲冲地向他说话，声音之大部令我害怕，我的胃都有些痉挛。
那个保安人员让步了，巴不得尽快离开我们。有几扇玻璃门上都用黑字写着停尸房的字样，莫迪凯走了进去，就好像他就是这儿的主人一样。
“我是莫迪凯·格林，伯顿一家的律师。”他冲着办公室后面的一位年轻人大声说道，那声调不像是在告诉他什么，倒像是在下战表。
那位年轻人看了看写字夹板，又翻了几页。
“你在干些什么？”莫迪凯又怒气冲冲地问了一句。
那位年轻人抬起头，装腔作势地看了看，这时发现他的对手不是个好惹的。“请稍等。”他说，然后向计算机走去。
莫迪凯转过身对我大声说道，“你能想象吗，这里有过停放一千具死尸的情况。”
我意识到他对那些官僚机构，政府工作人员是从没有耐心的，而且我又想起了他让社会保障部门的那位秘书当面道歉的故事。对莫迪凯来说，半数的案子都是靠强硬的态度和吼叫来办的。
这时一个面色苍白的先生走了进来，他的黑发是染出来的，但染得很糟，冷冷地握了握手之后，自我介绍说他叫比尔。他穿了一件蓝色工作服，一双有很厚胶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