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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噹，噹，噹……”室内挂钟又在用它那悦耳的奏鸣曲催我进屋了，我却留连忘返，乐此不疲：
西安捉蒋翻危局，
内战吟成抗日诗。
楼屋依旧人半逝，
小窗风雪立多时。⑥
作 者
１９８６年冬
① 李商隐：《嫦娥》，见《李商隐诗选》，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出版。
②③ 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④ 杨德政游黔灵山麒麟洞忆张学良将军的旧体诗词，原载《贵阳晚报》。
⑤ 张国星：《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论西安事变》，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⑥ 许涤新著《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张氏父子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这是托尔斯泰的名言。太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名著的人，都不会忘记它。
笔者赞赏这个精辟的论述，叹服作家良好敏锐的艺术感知是他对问题的深刻思考。其实，也不仅限于家庭，世界上的许多人和事又何尝不是如此。生活就象万花筒，人生的道路也决不会径情直遂。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以语人无二三。”还有的说：“人生，是无休止的战场，是幸福与苦难的奇观。”①有些事可以预料和预防，但在多数情况下，却往往又很难未卜先知，君不见，许多看起来反常、总觉得不可能、不含理、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事，不是也常常会发生吗？
比如张学良，由于出身豪门，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照说定会是无忧无虑、一帆风顺吧，实际不尽然。出生于荒凉的辽中平原一所普通民宅中的这个乳名“小六子”的婴儿，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个时刻起，世道就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就是在他父亲张作霖飞黄腾达时，张学良的处境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那时家中虽然声势显赫，宾客盈门，可他由于少年丧母，顾影自怜，不无孤寂之感。
又如在帅府，张学良原本是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是主张婚姻自由的，可是当父亲仅凭义气和生辰八字而让他与梨树县乡间小镇上的于凤至结亲时，他却一唯父命，默认了这桩包办婚姻。幸而于系才女，又极贤慧，婚后二人感情尚好，不然，不是会带来很大的痛后吗？
还如张学良早年是新派人物，在处置暗结党徒、阻挠统一、公然与他分庭抗礼的杨宇霆、常荫槐时，举棋不定，后竟以投掷银元的办法以卜吉凶。有人不信会有此事，然而这却是事实。
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发生了皇姑屯炸车案，一代枭雄张作霖车毁人亡，而这天刚好是阴历的４月１７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在这里，生与死，苦与乐，幸福与灾难，是如此地冰炭难容而又阳错阴差地形成了这样残酷的巧合，谁又能料想得到呢！
至于张学良将军的丰功伟绩，他终身幽禁的历史悲剧，不也都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甚至成为不可移易的历史现实吗？
因袭的重负与人为的悲剧，是最令人惋惜的，但他认为只要国家能独立，民族能得救，个人得失全不计！向前看，心地宽，殷盼祖国早统一。
那末，是不是有鉴于此，你才要为他立传呢？不，笔者承担不了此一重任，这里只不过就他某些特殊的经历，作些笔录与评述，以表达对将军的敬慕和怀念之情。
既要诉诸笔墨，也就不能不在沉思中极力使时间倒流，以便在对往昔峥嵘岁月的遨游与探索中，努力去追寻将军那早已失去、但却使人难忘的身影……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祖籍辽宁海城，１９０１年６月３日（夏历４月１７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
张学良的这个简历，照说是无异议的。但他出生在哪一年，在国内外有关张氏生平的著述中却并不一致。是的，这也正如李传信副教授所说的：提出张学良究竟出生在哪一年，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就现在看到的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回忆录和书刊，一般都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９０１年……可是，海外不少学者专家却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８９８年。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时说：张学良当时“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５０２页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的１９２８年，张学良“年三十岁”。韦氏辞典第九版人名录的１３９８页，也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８９８年。这就有了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对呢？我倾向于１９０１年出生说。主要根据是周大文的文章。周大文是张学良的同学和结盟兄弟，长期追随张氏父子。在他所写的《张作霖集团的形成》一文中说：张作霖在１８９５年与同龄的赵氏结婚，１８９６年生一子，不久即死；１８９８年赵氏又生一女名首芳；“１９００年秋赵氏已怀孕张学良三个月”，据此推算，当然是１９０１年出生了。还说到：１９１２年“四月间赵氏病死”，“时学良十二岁，学铭五岁”。既然首芳是１８９８年出生，张学良与首芳不是孪生姐弟，当然不可能是１８９８年出生了。②从上面这些比较确凿的资料和论证来看，张学良出生于１９０１年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张学良出生在动乱的年代。因为１９０１年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第二年，那时满清王朝昏庸腐朽，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广大农村田园荒芜，盗匪如毛，民不聊生。其父张作霖，由于少年家贫，流落江湖，常年浪迹于山林草泽间，所以他和母亲以及年幼的姐姐也是在兵荒马乱中朝夕不安而又饱经忧患的。后来只是随着父亲地位的变化，他到省城里去了，才结束了这种动荡的生活。
当少年张学良怯生生地来到老大帅府那面阔三间的旧王府式门前时，他看见门对面有一座大照壁，“大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其前有虎虎如生的一对石狮子。青石垫铺的门阶，使人感到宽敞整洁；滚圆挺直的高耸廊柱，撑着遮阳生阴的青瓦屋檐；朱漆雕花镂空牙子，又增添了一股细灵的秀美……”
“啊，好气派！”张学良不禁暗暗赞叹了，他心想，这不都跟画上看到的那些王公贵族之家一个样吗？是的，父亲是个很能干的人，或者也可说是个英雄，但他怎么升得这么快？曾几何时，他不是还出没于山林草泽间，后来成为官军，也不过是个级别不高的管带，怎么转瞬间就平步青云，有了如此显赫的权势？总之，这时他一方面发现，这个新的家与往日的动荡生涯，与过去在八角台一带的那个家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脑子里也有一些问号。如果说，儿时的记忆还比较单纯、幼稚，那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疑虑和不安也就日益明显。因为最初的新鲜、新奇感没有了，生活的优裕弥补不了心灵上的孤寂与空虚。特别是父亲家法严，在家里，他是一言九鼎，什么事都得听他的，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所以他感到压抑，总觉得没有过去那么自由了。那时他跟母亲在一起，有母亲的抚爱，邻里的关心，他可以随便跑到外面去玩，可以上树，可以到河沟边去。可现在他不能随便出去，也不能随便与外人接触，甚至出门必坐汽车，还有勤务兵护送，直到重又返回这门禁森严的幽深的宅院。所以那时他常想：这不成了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吗？
天性好动、喜欢海阔天空的少年张学良，不甘寂寞，开始动脑筋，变着法儿破常规，要想给这个声威显赫、但却缺少生气的王府透点新鲜空气了。
张学良是张家兄弟姊妹中较年长的孩子，乳名小六子。他从小就性情开朗，活泼好动，书他虽然也是爱读的，但玩起来也总是别出心裁，乐而忘归。“张作霖有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在童年时代，张学良是这十四人队伍的‘头头’。怀英与怀卿（张学良的妹妹）说：‘我父亲思想封建、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要求文静，不许出大门，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可是，我们大哥敢于突破大帅的禁区。是他领着我们在帅府里“藏蒙蒙”（捉迷藏），是他每年７月１５日领着我们去小河沿看放河灯，是他冬天指挥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大帅死后，是他叫我们剪了辫子留短发，甚至烫发。’”③
张学良是张作霖发妻赵氏所生。同母的有比他大三岁的姐姐首芳，以及比他小六岁的弟弟学铭。１９１２年，他们的母亲病故，那时张学良才十一岁，学铭五岁，多亏庶母卢氏（即张作霖二夫人卢寿苎。赵氏临终留下遗言：“我死后，小六子他们交西屋妈抚养。”“西屋妈”即卢夫人。赵夫人生前住东屋）和姐姐首芳悉心照料，他们弟兄才得以长大成人，也许正是不忘抚育之恩吧，张学良对卢夫人和姐姐一直敬重，“未敢稍渝”。对卢夫人，他叫“妈妈”，视同生母。后来卢夫人被大帅扶为大夫人。大帅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首脑，日理万机，但对卢夫人仍极尊敬，并下令一律称她“为‘老太太’，对错称者罚二十军棍”④。至于对大姐，更是念念不忘，甚至在他身处幽禁之中时还给她写过两封信，一封说：“……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那个混蛋才把身体弄坏哪（类似这样的话，文句我记不清了）。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另一封信是托姐姐买《明史》的，说他因为几年来常在菜油灯下看东西，眼睛花了，托她买一本好版大字的《明史》，信写得较长，也极诚恳，姐弟之间，仍是那样互相信赖，一往情深。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那“威赫赫爵禄高登”的气氛中，在那样一个封建军阀的大家庭里，若硬要说人杰地灵，似乎张学良就是天生的全才，没有受到任何消极的影响，当然也是欠妥的。但他与其父亲毕竟有不同的地方。他的心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朝向另外的方向，而其所以如此，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但后来，由于他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营养，特别是结交了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学会笃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开放胸襟，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又说他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救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信徒；同时，他的谦逊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象老庄之流亚。张学良自己也认为，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段少年心理发展过程中种下了种子。”⑤
也许正是这种谦恭豁达和宽厚的气质，使他常常保留着纯真少年的无邪天真，就是在他那过早到来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以致当他还只有十五岁时，就根据“父母之命”，与比他大三岁的于凤至结了婚。这是父亲张作霖给他定的亲。张家儿女们的婚事都是大帅一手缔结的。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由父母决定，历来如此，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他虽为军阀，但对妻室儿女的要求还是严格的，他把他们安置在帅府里，孩子们可以上学读书，也可以在府内庭院里玩耍，但不许他们出入茶楼酒馆、戏院，更不许任何人在外面仗势欺人，惹事生非。是的，作为一个满脑子马上英雄境界的行伍出身的人，作为一个不可一世的草莽英雄，他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念过书，缺少文化，可能也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很有权势，但既非名门望族，又谈不上德高望重，因而可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吧，所以他平日家教甚严，尤其对于他寄予厚望的张学良，更是悉心栽培，期有所成。
这若细说起来，显然又与张作霖本人的身世和经历有关。张作霖，字雨亭，人称“大帅”或“雨帅”，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９日生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