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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特务把我抬起来，我极力反抗，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机猛然挣脱出来，又跑回小院，发现车向忱先生还没逃走，特务追进院来只顾抓我，七手八脚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先生这才乘机脱身，离开了险地。我发现只有一个特务押着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转身，从西北饭店前门跑进前院楼上。那里住着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十多个人，其中东大代表有景全丰、萧润和等五、六个人。因学生较多，特务没敢进去。三、四个特务把我抬起来往省党部走，后来听说，有几个学生代表跑出来试图营救我，但没有成功。
西北饭店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一条大街上，相距二（半）里路左右。眼看快到省党部门前了，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我大喊：“土匪绑架！
土匪绑架！”巡逻队五、六个人跳下马先缴了特务的械，然后喝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
特务抢先说：“我们是省党部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我赶紧分辩：“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巡逻队中有人认识我，因为我在西北饭店已住了半年多，负责查店的宪兵知道我的姓名和公开身份，我又去过西安绥靖公署，在西北军中宣传过抗日，因此不少人认识我。一位巡逻队员机智地向特务要逮捕证，特务强词夺理地说没有逮捕证！巡逻队员质问特务：“没有逮捕证为什么抓人？”一个特务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你们别来碍事，不信跟我们一起去省党部问问。”特务们蛮横地坚持要把我送交省党部。我强硬地说：“我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这时认识我的巡逻队员向他们队长说：“他讲你们是土匪；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我们管不了这些，我们巡逻队查街遇到此事，都应上交杨主任处理。若不然杨主任问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张副司令知道后向我们要人，我们哪儿去找？”巡逻队长听了点头同意，便高声说：“带走，都上交。”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巡逻队连部，必得走西大街，从国民党宪兵一团门前经过，倘生不测，这岂不是躲过虎口又进狼窝！我连忙说：“你们连队处理不了我的问题，干脆送交营部吧，营部离这儿又近。”巡逻队长表示同意……
不久，宪兵营的营副谢晋生来了。他以特务捕人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没和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迫于无奈，提出让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谢营副明白硬顶顶不住，就同意特务回去，办理提人手续，借此拖延时间再想别的办法。
特务们刚走，大门咣地一声关上了。谢营副走进来让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解救。刚才搜出的东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口供……”
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李木庵（地下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俗套外，主要讲我来西安是张副司令请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我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
为了营救我，杨虎城将军决定迅速报告张副司令，由张下令提人，并研究了几条应付省党部的措施。
张学良将军听到我被捕的消息，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命令孙铭九去接我，一面由孙铭九派参秘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去后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这些情况，既为国民党特务如此胆大妄为而震怒，又担心被捕人的安全，为此断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但张学良是细心的，这次坏事是谁干的，虽然他已心中有数，但他认为在进行军事行动之前，也还是得做做邵力子（陕西省主席）的工作。邵力子虽然也是拥蒋的，但他与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和党棍是不同的，对他还是应当争取。态度严厉些是可以的，但也不可失了和气。那晚，是深夜把邵请到张公馆来的：
邵力子刚迈进客厅门槛，张学良将军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省党部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剿匪总部’的副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藐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
邵力子先生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发这么大的脾气，也从未见过对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连声说：
“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后马上报告，事情由我负责。”张说：“那就请你负责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
张学良将军对特务疯狂镇压抗日学生极为愤怒，同时也怀疑陕西省党部藏有诬告东北军的材料。邵力子告辞后，他便命令副官长兼一○五师副师长谭海率领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随同去的还有参谋孙铭九。
他们救出了马绍周，关时润，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三百多人名单。
……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我们几个人，矛头也是指向张学良将军的。张意识到这点，来了个“先折后奏”，“艳晚”第二天，他给蒋介石发急电，大意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总部”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于“艳晚”
第二天清晨乘飞机赶往广州向蒋介石密报，蒋介石虽然收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电报，又听了曾扩情的报告，仍觉得心中无数，便从广州给邵力子发报，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回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的命令。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一时腾不出手来，无暇对付西北。因此尽管他对张学良将军这一“不轨行为”恨得咬牙切齿，但为了缓和矛盾先把张稳住，很快给张回了个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办理（对于这个电报，有人持否定态度，说事实是蒋接晏报告后，说晏胡说，并将批语转给张看，是为了把张稳住。此事有待进一步查考——笔者）……⑥
发生在西安事变前三个月的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蒋介石的暂忍不发而未掀起大浪，实际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恨透了张学良，他心想，你说省党部不尊重你，可你这么干，又把我放在了什么地方？你眼里没有领袖，也没有中央。你身为中央常委，却派兵查抄省党部，试问，你又把党纪国法置于何地？不过，现在我还不说什么，我还要再看看，一旦腾出手来，我就会飞往西安，到那时，不是简单地要同你张学良算这个旧帐，而是要彻底解决整个西北的问题，你小子再不给我老实点，到时别怪我蒋某人不留情面……
不过，说到这里，有一点，似乎还应作点交代，这便是前面提到的邵力子，有人也许会问，他不是认为宋黎等人是共产党，逮捕他们没有错吗？怎么事后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又说了公道话，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张学良的作用，这不是有些矛盾吗？实际是不矛盾的，邵是国民党要员，与蒋介石有较深的历史关系，让他在那时反对蒋介石的命令，站出来保护宋黎，显然是不现实的，他能在报告里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并为张学良开脱，这已是很难得了。其实，邵力子是有进步倾向的，随后不久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是１９３７年，他已调离陕西，到南京出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了。上任不久，就遇到许广平自上海送《鲁迅全集》书稿请中宣部审查。邵与他的秘书对此事都很支持，对书稿没有详细去看，只随便浏览一下目录，当即批准出版。许广平和《鲁迅全集》的编委们都很高兴。可是邵力子却因此遭到非议，南京的一些顽固分子讽刺他不是中宣部长，而是“鲁迅宣传部长”。邵力子让秘书公开回答：他极愿意任鲁迅宣传部长，只要把派令送来，他一定乐于接受，并保证兼职不兼薪……弄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⑦
“艳晚”事件后，特务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不是松了口气，认为就平安无事了呢？那也不是。他们并不轻松，因为他们都知道，委员长虽然来了个“高姿态”，可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既然有了关于他们联共抗日的口实，那就决不会轻饶他们。他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裂痕更为加深，他们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矛盾越发明朗而尖锐化了，从而揭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
①②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③ 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 熊汉生口述，韩进林整理：《杨虎城将军轶事二则》，《百花》１９８７年第７期。
⑤ 白竟凡：《西安事变前的〈活路〉》，学术会议论文，未刊稿。
⑥ 宋黎：《艳晚事件》，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⑦ 引自《文摘报》有关资料
山雨欲来风满楼
过了一段时间，为缓和西安与南京的紧张关系，张学良电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向蒋陈述情况，进行疏通。莫答应了，但提出请张派一随行秘书。张当时指派一名叫吴家兴（现名吴一凡）的总部第二厅的上尉科员同去。那时吴只有二十多岁，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军官，众皆惊异，认为他太年轻了。但张学良认为“莫老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但就是软些，遇事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而让这个年轻人去，就是为了遇事时能帮他拿些主义”①
但那时见蒋谈何容易！他不仅位高权重，门禁森严，而且还常常四出督战，行踪不定。莫、吴二人为此跑了半个多月，又在杭州等了十多天，才“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天竺别墅相见”。关于这次见蒋的情况，吴一凡有如下记载：
在杭州受到国民党市长周象贤的接待。我们住在西湖的西泠饭店，等候蒋的召见。莫德惠和我利用这些日子，饱览西湖风景，还由杭州市政府招待到浙江省海宁县观览了一次钱塘潮。在等待召见期间，莫和我几次提到：“我年老了，血压又高，实不应承担这次旅途劳顿的任务，惟念汉卿是先大帅的长公子，不能不挺身而出，以报先大帅的知遇之恩。”谈到这里时，莫总是眼里闪着泪花，流露出缅怀张作霖真挚感情。
过了十余日，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天竺相见。届时莫一个人去了，我留在饭店候信。莫早晨去的，下午归来，见我时面带愁容地说：“我和蒋先生讲了许多关于张如何忠于委座，以及不得已不搜查陕西省党部的苦衷，并请委座予以教诲”等语，而蒋则始终不大吭声，只是不时‘哼……哼’地颔首点头，既未表示出愤怒之色，也毫无表示谅解之意。最后只说了一句：‘张副司令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看来，蒋是居心叵测呀！你回去要和汉卿说：要多加小心呀！”
随后莫和我一同回到上海，他写了一封信让我带交张学良，然后他登车返回天津，我直返西安复命。记得张看了莫的信，并听我口头汇报之后，面部表情很深沉，未说什么话，就让我回去休息了。
我执行这次任务，前后历时月余，去时正是“西风落叶下长安”，归来已屈朔风初劲，节序初冬了。②改善关系、缓和矛盾的努力，看起来是失败了。可是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却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