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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坚持内战政策、一点也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洛阳作了一番新的军事部署后，于１２月４日晚九时许，身着戎装，带领大批高级将领，由洛阳乘专车再度来到西安。张学良是先行前往洛阳迎接的，这时同车到达。杨虎城、邵力子等高级官员亲往临潼车站迎接（因蒋要下榻临潼华清池，故在此站下车），蒋介石不进西安，不住城里的高级宾馆，而要选择远离城区的骊山山脚下这一僻静处所，与其说是为了安静，不如说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这时虽然还不大可能会想到一周以后他会被人家打个人仰马翻，但西安对他来说，不象南京、洛阳那么安全这一点，他是毫不怀疑的。
这是蒋介石在一个多月内第二次来西安。但这一次的到来，颇有点“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之慨。他不仅带来了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他的中央军也纷纷西移，真是浩浩荡荡，声势显赫，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不过，在表面上，同上次来时一样，他仍装出一副轻松自如、悠哉游哉，似乎是被名闻遐迩的大、小雁塔和烟草萋迷的咸阳古道所陶醉的样子，游览观赏，指指点点。实际呢，他脑子里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的目光是严峻而阴冷的；他往往在访古揽胜中王顾左右而言他，那偶而发出的笑声使人感到惊惧；他观景不过是做做样子，时刻在窥探张、杨的动静，才是他的真正动机！
装假毕竟是难以持久的。果然，蒋介石的笑容转眼间便消失干净，一个新的围剿陕北红军的作战计划抛了出来，而且声势大，兵力强，口气硬，命令也是最后通谍式的。在他看来，他的决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必须绝对服从的，如果张、杨再不听从，就将他们搬开：东北军调福建沿海，十七路军去安徽，西安不是要搞什么耿共抗日、精神向北吗？这回我要让你们来个精神向南！
这一次，蒋介石是决心要在西北大干一场的。他一面软硬兼施地一再向张、杨施加压力，督促他们向陕北进兵，一面也作了让他们易地换防的准备，甚至连新的西北“剿总”和前敌总指挥的人选都已内定；同时，在“两广事变”时南调的军队，这时也重又调回内地，集结于平汉、陇海路一带，准备向陕甘进发。有一部分军队正向豫西移动，前锋已逼近潼关。从国外买回来的一百多架最新式的战斗轰炸机，也都调往西安，准备参加新的“剿共”大战。那一阵，西安真够热闹的，一队一队的飞机，象傍晚的乌鸦群，带着震耳的响声，遮天蔽日地飞临西安上空；有的还故意降低高度，轰轰隆隆地怪叫着，贴着屋脊，从人们的头顶上飞过，然后密密匝匝地停靠在机场上，作为“剿共”之用。
由于时局的变化，一向比较恬淡、宁静、同时也较为安定的古老的西安，突然失去了它的平衡，变得异常拥挤而又嘈杂了。“一时西安这个小城挤满了国府大员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天空飞机隆隆，街上汽车奔驰，旅馆里塞满了人，大饭店经常座无虚席，猜拳声，打麻将声，不绝于耳，连妓女也都活跃了起来，看起来好不热闹。”⑤
然而，这热闹却是畸形的，很不正常的，在虚假的繁荣的背后，既是紧锣密鼓的反共喧嚣和密谋，也是广大爱国官兵与一部分法西斯分子的对峙，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激烈较量……
但即使是形势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进谏仍未停止，虽曾多次碰壁，虽然他产生了必要时不惜以兵谏达到促蒋抗日目的的想法，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盼能出现奇迹，这也就是说，企望蒋介石能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悬崖勒马，放弃其不得人心的内战政策，领导人民抗日。哪知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不仅拒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指责他是“受了共产党的盅惑”，他以不容分辩的语气说：“古人云，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内部分裂，何谈抗日？如今流窜在陕北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我们拥兵数十万，又有大批新式飞机，只要上下一致，果断出击，便可将其全歼。今天已到剿共的关键时刻，当此共军即将覆灭、我们剿共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时，焉能功亏一篑，致使功败垂成？这是关乎党国存亡的大事，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这是东北军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希所部迅速行动！”
张学良看到蒋介石态度仍是如此僵硬，想到他披肝沥胆，多次真诚相劝，此公竟无动于衷，不禁声泪俱下地说：“委员长，你的意思我懂了，只是怕难执行。听我这么说，你一定很生气，会认为我不服从你的命令。实际不然，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一贯是大力支持的。但现在日寇正疯狂向华北和全中国进犯，意欲亡我中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作为一个军人，怎能坐视？所以我认为只有坚决抗日，才是中国的唯一生路。为抗日，我张学良是不惜牺牲一切的；全军将士也会奋勇杀敌，个个争先；但如打内战，就会怨声载道，观望不前，到那时，委员长就别怪我指挥不力，令出不行了。”
起先，蒋介石见张学良流泪了，似有所动，但后来听他说“打内战怨声载道”，将会出现“令出不行”的局面，又无名火起，连连摆手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我不愿听，不愿听！我多次讲过，日本和共产党都是敌人，都在要打之列，但有内外之别，应该说，内患危害之烈，更甚于外敌，所以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这是考虑不周或一时冲动吗？不，它正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当此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最后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之际，谁如果以抗日为名，联而不剿，贻误军机，定将军法从事，这，唵唵，我可是毫不含糊的！”
这天，张学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对蒋进行一次毫不妥协的“苦谏”，甚至“哭谏”的，如同两军交锋，各不相让，激烈的争辩持续了几个小时，但蒋的态度丝毫未变，最后他竟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话已至此，张学良还能再说什么呢？事情很明显，根据蒋介石这种顽固的态度，想用劝说的办法使他回心转意，是很难办到了，所以此时此刻，真有点剑拔弩张，不闹个鱼死网破，看来是不会收场的。因为事情很明显，对张、杨二将军来讲，这时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要么服从命令，违心地去进攻红军；要么任人宰割，即刻离陕！
形势紧迫，一发千钧，张、杨两将军不得不背水一战了！
这原因是明摆着的，因为蒋介石说来说去无非还是要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那套方针，而这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内战，他们无论如何是不愿再打了；从陕西调离，有的还要调到边远的地区去，这对他们来说，同样也是很不利的，因为这样誓必要远离红军，不但联共抗日，前功尽弃，而且还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事情很清楚，蒋介石把他们分别调出去，实际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拿东北军来说，到那时非但无法打回老家去，还有被消灭掉的危险。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和李济深等发动的“福建事变”，不就是因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最后在蒋介石的分化和优势兵力进攻下失败的吗？怎能再蹈十九路军的覆辙？这也就是说，张、杨二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方针上的冲突已经十分尖锐，“由于彼此都不放弃看法，已发展到必须得出结果”的地步。张学良曾经考虑过辞职，但鉴于前几年被迫下野的痛苦经历，加之国仇家恨未报，他觉得这样做有负众望，自己也是问心有愧的，所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特别是，一想到几年来颠簸坎坷的境遇，几十万东北军，背井离乡，置身西北，还有千千万万的父老姐妹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他的心就碎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怎不忧愤交加，遗恨难消呢？
但他想得更多的还是眼前，比如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如何才能使一意孤行的蒋介石悔悟的问题，劝谏，已经失败了，罢免他，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还未形成这样的条件，那究竟应该怎么办？特别是在他得知蒋介石将要亲自来陕督战的消息后，他也进一步提高了警觉，并常同杨虎城在一起交谈。天长日久，彼此消除了疑虑，谈话也比较随便了。有一次张学良先谈到他对蒋氏的反共政策的不满，表示决不再参与内战，并就联共抗日以及蒋到西安后可能产生的麻烦，征求杨虎城的意见。
“你真的不顾一切，决定要坚决抗日吗？”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决心似乎多少还有点疑问。
“真的，这次我是再不能当那个‘不抵抗将军’了，知耻而后勇嘛！”张学良果决地说。
“这就好，这就好啊！”杨虎城极表赞赏。但他随即又调转话锋，说：“其实，丢掉东北是委员长下的命令，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我看戴在他头上才不大不小正合适呢！”
“唉，怎么不是呢！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也怪我那时年轻幼稚，听了他的话，才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但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是，直到现在他还不回头，还热衷于反共、打内战，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爱国人民都责备我们，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虎城兄，你年纪比我大，经验也比我丰富，我们今后应当怎么办，你还得多加指点啊！”
“啊，不敢当，不敢当。不过，关于我们今后的斗争方略，我倒是想过一下，只是，这……”杨虎城欲言又止，也许是还有些顾虑吧，但他看到的是张学良那热诚、期待的目光，所以他略加思考，还是大胆地讲了出来：“我的想法是等委员长来西安后，我们先耐心劝说，还是尽量用‘寇深国危，大敌当前，一致抗日，枪口对外’的精神去感化他，说服他，促其醒悟，此乃上策。如果他还是不听，顽固到底，我们可以来它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你看如何？”
“啊，这……”张学良乍听到杨虎城提出的这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不免有些惊讶，这来得太突然了。
“怎么？你不赞成？”
“不，我考虑一下。”张学良看到杨虎城面现疑虑之色，似有些不悦，忙安慰他说：“不过，请放心，我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我们的谈话是不会外传的。这你相信吗？”
杨虎城默默地点点头。
短暂的沉默。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过了一会，张学良终于颇有同感地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尽量相劝，万不得已时，也不排除将用非常行动使他脱离南京亲日派的包围，听听我们的救国主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杨虎城连声说：“是啊，是啊，看看，这不是咱俩都想到一块去了吗？你刚才说要考虑，我还以为你不同意呢？”“哪里，哪里，”张学良说，“前些时在洛阳，我还劝过他，让他‘俯纳民情’，别学袁世凯，结果被他骂了一顿。蒋为人刚愎，不大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看来我们被逼上梁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虎城兄，我们肩上的担子可真不轻啊！”
“是啊，看来较量是不可避免的。”杨虎城冷静地说。但他看到两人的观点终于比较接近了，又甚感欣慰，所以言谈中显得决心很大：“这当然并非上策，我们也并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只是这年头，脑子太简单了，要吃亏的，我们不得不防着点。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有一点你放心，我听你的，副司令你怎么领导就怎么办，我是跟着副司令一路走的！”
“好，咱们一言为定，且看他们如何动作吧！”
张学良与杨虎城紧紧地握手，他们的心贴得更紧了。……⑥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张、杨兵谏，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张、杨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彼此早有矛盾，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间，又对他们相煎甚急，所以都有反蒋之意，只不过没有说破，直到张学良最后一次从洛阳回来，他们才终于相互交心，道破了天机。但究竟何时举事，怎么行动，却又心中没底。１２月７日，张、蒋之间的激烈争论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的态度，使他们终于认识到，对蒋介石不能再存在什么幻想了，举行“兵谏”已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但他们经过密商，认为事关重大，需要进一步摸一摸西安各界、特别是上层人物的动向，以便一旦举事，也好区别对待，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人，壮大联合抗日的力量。所以，１２月８日，杨虎城曾特地走访了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