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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开会后，宋子文曾找戴，说戴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答复说：“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
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蒋见戴时曾表示戴做得对。但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虽没有点戴、何之名，却认为戴、何等的做法，他们的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讥讽。听说戴季陶看到后，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用佛尘把一个花瓶打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而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这是蒋对他耍了两面派的手法。④
另据康泽在有关此事的回忆资料中谈：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他（即戴季陶——
引者）主张国民党迅速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派出总司令指挥全军，主持一切。当天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了，戴出席了会议。戴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明英宗才能回来。要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蒋介石生命才能保。现蒋介石为张学良、杨虎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险的。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定，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才行。”
当时大家无意见。第二天开会讨论，孔祥熙出来说：“不要这样急，蒋介石生命要紧，急很了，蒋介石就没有命了。”戴说孔祥熙的话完全是外行。戴又说：“这件事非采取主动，非用兵不可，否则很难挽救蒋的生命，因张、杨的生命未掌握在我们手中。”说完这几句话后，戴即向孔祥熙恭恭敬敬地作了三揖，离席了。⑤
关于戴季陶以当众磕头的办法敦促武力讨伐之事，黄绍竑（当时他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了孔祥熙公馆召集的这次高级会议——引者）也有记载，他说：
这次会议是孔祥熙根据宋美龄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讨伐之前，研究如何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
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戴季陶原来坚主讨伐，这次他在讨论未决的时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当的时间，又走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他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以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他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哭丧着脸退出会场。他的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细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他跪下磕头和退出会场就是表态。⑥
至于何应钦，作为一个军政部长，竟突然变成了权倾朝野的讨逆军总司令，这与他积极主战，完全站在与以张、杨为代表的西北军民和全国人民相对立的立场上有关是不消说的。他之所以主张讨代，不排除别有用意。但他是否果真象有人所说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以“讨逆”为名，阴谋发动大规模内战，“不惜玉石俱焚”，置蒋介石于死地，从而取而代之，笔者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因而不下断语。但他与蒋介石有矛盾（“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何应钦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结，想脱离蒋介石自树一帜。他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旨，命令第一军参加龙潭战役，与桂系军队共同消灭了孙传芳渡江的北洋军队，因而增强了桂系的气势。蒋介石的原意是要何应钦将第一军向浙江方面撤退，让桂系军队单独作战，好借孙传芳的力量来消灭桂系。因此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一直不喜欢何应钦。”⑦）却是事实，加上何当时在黄埔系军人中有一定影响，若是蒋有个三长两短，他就可以达到自树一帜的目的，所以对于讨伐可能会激怒西安，危及蒋氏生命这一点，他并不很担心。但说他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要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于死地，从而取而代之，阴谋建立亲日政权，以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等，则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从上述事实看，那时在南京，主张武力讨伐张、杨“最力”的并不是何应钦，而是戴季陶和蒋介石在各地的忠实信徒。“如果说何应钦有阴谋的话，那么正好利用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和黄埔系少壮派的要求，兵进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因为当时整个国民党及军政机构都不会怀疑戴季陶等人及黄埔系少壮派会有阴谋。然而何应钦不仅没有这样做，而是对黄埔系少壮派的上述‘过激行动’以激昂情绪进行‘抚慰’，‘遏阻’（《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这不是说何应钦反对武力讨伐，是因为何应钦在国民党政府没有颁布讨伐令之前，认为讨伐张、杨应取‘审慎’的态度。”“何应钦等人认为，张、杨军力有限，绝非中央之敌，但在蒋被劫，安危尚不知的情形之下，‘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对于‘讨伐派’及何应钦的用心，应该说蒋介石看得再明白不过了。当端纳到西安后告诉蒋介石，中央已决定讨伐张、杨，蒋得知这一消息后甚感‘滋慰”。当蒋介石在听到国民党中央空军在渭南、赤水等地轰炸消息时，惊喜万分。他在日记中写道：‘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而且，蒋‘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由上可见，蒋介石本人也是赞成武力讨伐张、杨主张的。当然蒋介石也深深懂得，如果中央空军真的轰炸西安，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即使不被炸死，也有被挟持而去的可能，那他为什么‘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呢？其实这也并不难理解，因为蒋介石也看到了这步棋，仅凭张、杨的实力，无法与中央军相对抗，实行军事政治兼顾解决事变之法，或许可以早日解决问题。所以他在１２月１７日给何应钦下的停战手令中，只肯停战三天，想利用国民党军事实力这张‘王牌’，要挟张、杨在几天之内放他回南京。宋子文到西安后，他又对宋子文说：‘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并嘱宋子文说：‘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宣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蒋还以手向宋子文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见《西安半月记》）如果何应钦果真有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的阴谋，那么这的确是个天赐良机。然而何应钦并没有派空军去轰炸西安，对于蒋介石的用心，何应钦也可谓是深得其意，当他接到蒋介石１７日下令暂停轰炸三天的‘手谕’后，一面令空军暂停轰炸，一面声称，如张、杨‘藉此希图缓兵，不于此期内送委座回京，则本人自当严厉执行原定计划，彻底扫荡’。在１２月１９日、２２日两次讨论决定暂停轰炸时，何应钦一面令各部队‘遵令’，一面积极布置东西两路军事，以压迫张、杨，及早送蒋回南京。应该说作为蒋忠实走卒的何应钦与蒋介石的配合是相当默契的。”⑧由此可见，何应钦虽然当了讨逆军总司令，也有不少敌视张、杨二将军及西安事变的言行，但他并非主张讨伐最力的人。在何积极布置讨伐张、杨的过程中，他与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和平解决派”虽有分歧，但还是作了相应的配合。
至于说何应钦与日寇相勾结，甚至说他与日本人“联合害蒋”等，则是根据不足的。因为，“第一，武力讨伐张、杨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贯主张，与日寇当局对西安事变的处置毫无联系……。当然，日本当局一面声称对西安事变取‘静观’和‘不干涉’的政策；一面又积极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发生战争。１７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表示支持武力讨伐张、杨，企图造成中国内战爆发，借中国内战之机侵入中国。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武力讨伐的意图与南京当局武力讨伐的意图是截然不同的（但效果并非“截然不同”，它同样都是有利于外敌入侵的——引者），因此不能说南京当局的武力讨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第二，何应钦当时是奉国民党政府的讨伐令行事，既不存在日本人暗中支持何应钦，也不存在何应钦勾结日寇‘联合害蒋’的事实。据史料记载，１１月２４日之前，何应钦同日本方面没有任何接触，直到１２月２４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访问何应钦，对讨逆军事有所探询，何应钦的答复是‘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针办理’。”（《日本人注视西安事件》，载《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１９７９年４月出版）⑨
也许有人会讲，不管怎么说，何毕竟是亲日派、讨伐派，是反对西安事变的，也是反共的。是的，笔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更不是要为你开脱，而是从实际出发，希望薄重事实，尊重历史，以利于西安事变历史的研究。至于赞同“取而代之”说，甚至写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是可以商榷，可以探讨的，笔者把这些看法摆出来，无非是想向读者提供一些有关西安事变学术研究的信息，以期引起读者对历史问题的兴趣而已。
至于与讨伐派的主张相对立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另一个派别中的代表人物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活动，前面已经约略提到，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不管其动机如何（这与张、杨二将军光明磊落的情怀显然是不相同的），他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也就是说，由于他们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对讨伐派起了抑制作用，缓和了南京与西安的矛盾，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尤其是宋美龄，更为积极、坚定，如当南京１６日下达讨伐令后，她曾断然表示：“如打时，即飞往西安，同介石同死。”她还奔走呼号，对求战心切的南京军校学生讲演，要求军校学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要他们“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强调“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后又亲往西安进行谈判，竭力劝蒋让步，终于使蒋态度有了转变，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步伐加快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然是多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张、杨二将军的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的调停，周恩来等同志艰苦卓绝的工作，强大的群众舆论的影响等，但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南京和西安等地的积极活动，对事变的和平解决的促进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曾分别致电或派出专人与各地实力派联系，寻求支持。当时各地方军阀因为惧怕如果蒋介石不倒台会进行报复的，所以多数持观望态度，不敢明确表示支持张、杨。但也有支持正义、态度较为明朗，“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而明确表示支持的，这便是两广。
程思远先生说：
十三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名义，以“元电”询李、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李、白即以“寒电”复孔祥熙云：“汉卿痛心乡邦，激于义愤，发为行动，情有可原，盼审时度势，遵循政治途径解决，并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
当时李济深在梧州，特电国民党中央，主张号召全国一致对外。后闻南京亲日派策动任命何应饮为“讨逆军总司令”，李又进一步表示反对讨伐张、杨。……
一九三七年初，蒋介石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又扣留张学良，并调大军进逼陕西，显有以武力解决张、杨所部的企图。一月五日，张、杨两部将领联名电责蒋介石，表示坚决抵抗，于是局势又复紧张。一月十二日，东北军与中央军在渭南北岸发生冲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李宗仁又获悉蒋介石的中央军有可能在一月十五、十六日向陕南发动总攻之势。消息传来，深为忧虑，于是急与四川军阀刘湘联系……一月十五日，由刘湘领衔（原作者注：《民国大事旧志》只提“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请入陕中央部队停止前进，盼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而未提到刘湘领衔之事），李、白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对陕不能用兵，应和平解决。⑩
四川是西安的近邻，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是当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