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⒄⒅ 有关孙立人问题的部分资料，引自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出版。
（22）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23） 皖南事变：即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无理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中共曾据理驳斥，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撤到江北），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１月６日，当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袭击和围歼。新四军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捕，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难。蒋介石于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７日发布反动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给予坚决回击，决定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继续领导分布在华中、华东的新四军指战员，坚持敌后抗战。随后，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的罪恶阴谋，同时，提出取消１月１７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自由，交还皖南新四军的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行动纲领，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而国民党在政治上却输了理，它更加孤立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等资料编写）。
起而周旋
军法审判结束后，张学良便离开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迁往南京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
对于这个孔公馆，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实际这是一处豪华而又幽静的宅院，整个楼房都掩映在枝叶繁茂的花草树木中。但很遗憾，它的利用率并不高，房主不常在此居住，房子经常是空着的，所以就被临时用作软禁张学良的场所了。他自被人带到这里后，就被单独关在二楼一个房间里，不许他出门，也谢绝任何外人来访。一批由警察、宪兵、特务联合组成的监管队伍立即进驻孔宅，寸步不离，严加看管，从而开始了他的漫无止境的幽禁生涯……
张学良在孔宅住的时间不长，但他内心里的忧愤是深重的，这是被囚后最受煎熬、最为痛苦的时刻。那时，他整天在房间内走来走去，就象一只突然被关进笼子的雄狮，真是坐卧不宁，恨不得立刻冲破牢笼，返回西安。据当年做过看守张学良工作的邱秀虎回忆，那时，“在张房门口监视的警卫，发现张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身子就睡在这背心上，便认为这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藏有武器，但又不敢公开检查，当向负责的特务反映后，他们便派宪兵特高组的一个组员，在张睡后翻身时去检查。当这个特务偷偷摸摸去检查时，什么东西也没查到，却被张将军发觉。张非常不高兴，大声对这个特高组组员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①
他还谈到，“张将军被囚禁在孔祥熙公馆，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只不过是怕蒋介石特务的监视而不敢前来探望。在三十一日那天，正值我在孔公馆门口值班，突然有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校军装的年轻人来到门口。他操着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学良的弟弟，请求你们允许我去看看我的哥哥。’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立即回答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他又再三恳求，我们仍然板着面孔生硬地回答他：‘无此人！’‘告诉你，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感到万分失望，他明白再恳求也是毫无希望的，便不再恳求我们，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满眶泪水，若有所失地一直站立了一个多钟头，直到我们喊他走，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就是张将军的弟弟张学思（他是张作霖第四个儿子，乳名安儿，学名学思，字述卿，是张家最早投身革命的子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海军将领——笔者）。那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回到东北以后，他就组织和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积极抗日，成为一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军队。”②
２５年后的一个１２月１２日之夜，在北京一次有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参加的纪念会上，周总理盛赞张学良是个英雄人物，说“张、杨两将军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个人都作出了重大牺牲，成为千古不朽的功臣。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据高存信谈，那天的纪念会是感人至深的，其中就提到了张学思，他说：“席间（纪念会在北京饭店一楼大厅举行，参加的是张、杨两将军的亲属和旧部、老友，共二十多人——笔者），大家议论了张将军在台湾的近况，并就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进行了猜度。心情最为激动的是张学思同志，他回忆起过去大哥对他的教育与培养，如今，天各一方，怀念之情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起立向周总理敬酒时，竟至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怆然泪下，大家怅惋不已。这时邓大姐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总理沉默一会儿，无限深情地对大家说：‘我流下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那时候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总理的话情深意切，含义深远。”③
但在那时，蒋介石并不因为扣留了张学良就减轻对西安的压力，他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的会议上，虽然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实际不仅没有撤兵，反而继续以重兵进逼西安。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他真要重新发动内战（在给前防的电令中，他特别强调“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且总攻击令必须候中央核定为要。”），他的主要目的要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形势，以使西安内部发生分化，迫使杨虎城等无条件听命于他，并进而控制整个西北。
然而，那时的西安，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张学良的命运，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谁也心里没底。杨虎城急于要知道蒋介石回南京后的动态，特别是张学良的安危，所以很想派人到南京去一趟，却又一时未找到合适的人。后来，几经考虑，还是觉得马文彦去比较合适，因为一来此人和于右任是三原同乡，深得于的信任，二来他可以通过于右任了解情况，所以决定派马前往南京。但马文彦最初有点犹豫，这倒不是他怕麻烦，或怕担风险，主要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曾代表杨虎城和陕西的群众团体去潼关挡过于右任以国民党政府西北宣慰使来西安的骂。那虽然是奉命行事（据杨将军谈，于这次是招降的，我们不受降，所以要给他吃个闭门羹），但总是个棘手的差事，因那次他对于右任很不客气，在潼关火车上的那个不欢而散的场面，他还记忆犹新：
“西北宣慰团”的专列已抵达潼关，由于天冷，于先生食宿均在车上。他一到潼关就给杨将军打电话，让派车来接他，杨说：“我们不要任何人来宣慰，还是请你早些回南京去吧！”就在这时，我上了火车前来行见。于先生见到我吃了一惊，忙问：“是从哪里来的？”我说：
“特从西安而来，有要事要见你面谈。”他似乎已觉察到我此行必有某种特殊使命，脸上神色显得有点紧张。就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杨先生派我来向你说明，他对这个‘西北宣慰团’的到来，坚决表示反对。”于听后更感不快，我说：“杨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要来西安，就请在潼关宣布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义，以个人身分前来。”于忿然地甩袖出了卧室车厢，顺手把门锁上了。这时，我心里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时，他又开车厢门进来了，但仍然一言不发。我发现车站上来了一些持枪的士兵，恐情况有变化，就问于先生：“我要走了，您还有什么话讲吗？”他看了看窗外，摇摇头，似乎觉得去西安已属无望，宣慰失败。我立即同他告别……④正因为有过这次潼关挡驾的事，所以对于杨虎城给予他的新的使命，他是有些顾虑的，这也正象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我担心上次潼关挡驾后于还在气头上，不会接见我。杨说：‘我们在南京除了于右任再没有熟知的人，现在情况变了，蒋答应抗日，释放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周先生（周恩来）也说，前些日子挡于也好，不挡也好，于是搞新闻工作的，会做宣传。’我心中仍有顾虑，恐到南京后被于拒绝接见。其实于先生上次被挡潼关后，并未立即返回南京，而是在西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蒋介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离开陕西飞往南京的消息后，他才于二十六日清晨七时许，偕同原班人马颓然离开潼关，二十七日上午回到南京的。我还在犹豫，杨将军又说：‘还是你去一趟好，有关方面也希望你去。你到南京见到于先生后先不要说别的事情，先拿出这个东西叫他看看。’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铅印文件，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共产党的‘四项声明’。杨将军很有把握地说：‘他看了这些东西，一定要说话的。’说罢，请李寿亭拿来一个铁筒香烟，亲自旋开烟盒的铁皮盖子，仔细地把香烟取出，又把烟盒内一层厚纸取下来，轻轻地把文件叠好，紧贴香烟盒的周围，再把原来烟盒内的那张厚纸装进贴实，然后将取出的香烟重新装进盒内，盖好铁盖，才把它交给我，并让我乘当天的火车出发。
“我到南京后，直抵于右任家，适逢他外出未归，我便在客厅里等候。一会儿，于先生回来了，果然上次挡驾的气尚未消除，见到我后他狠狠地问：‘你来这里干啥？’我说：‘杨先生派我给你送个东西，请你看看。’我从铁烟盒里取出那份文件交给他。起初他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越往后看，态度越严肃起来。他走到写字台前，打开台灯仔细地反复观看着，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哩！“西安事变”的真正内容我才知道！’这时，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以个人名义进西安看看呢！我趁此机会对他说：‘共产党要求抗日是真的，杨要求抗日也是真的。杨将军要求抗日，你在上海原是赞成的。’他说：‘我赞成杨虎城抗日，并没有同意他扣留蒋介石！’于先生没有刚才那么大的气了，我们便谈到蒋回来后的情况。他向我介绍，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只停了一天，就坐飞机到浙江去了，说是跌伤了腰骨需要休息，其它啥话都没说。至于蒋在西安同三方面达成的协议，答应抗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等事情，于先生一点都不知道。于先生说，新闻界也封锁得很紧，连张学良送蒋回京后，现在在什么地方等均不知道。要不是杨先生派你送来这个文件，我们还都蒙在鼓里。’
“第二天中午，于先生从外归来后兴冲冲地对我说：‘你带来的那份文件，今天早上在孙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全文宣读，而且只有十几个小时，共产党的‘四项声明’就在南京宣传出去了。于先生说：‘我昨夜看过这份文件，心里很受感动，深夜也不能入睡。我便想了一个办法，亲自用浆糊把那份文件贴在土地上，让它粘些土，再轻轻地揭下晾干。今天早晨，我请几位老人来看这个文件，并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熟悉的商人，路过陕西农村时揭下来，带到南京送给我的。于是，我就请张继委员在今天的纪念周上把它全文宣读了。’于先生还告诉我，张继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一向是坚决反共的，同时又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宣读，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问于先生张继读后有何反映？他说：‘张继认为“四项声明”讲得很沉重，很感人，看来，“起义在东南，成功在西北”。’其他人听后也都认为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
“我速赶回西安，将南京一行向杨将军汇报，他听后大喜过望，非常高兴地说：‘办得好！办得好！’”⑤
谈起于右任先生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之后，对此一义举立即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