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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首情景交融的词，由北宋著名书法家米元章书写，又由苏东坡题跋，堪称词绝、文绝、书绝，所以后人称之谓“三绝碑”。……这首诗是秦观（即秦少游——引者）于宋绍圣四年在郴州所作，当时他与苏东坡是好友，由苏东坡荐于朝廷，官至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后因章惇当权，排斥异己，使他屡受贬谪。这首《踏莎行》就是秦观被贬到郴州，倾吐自己凄苦失望的心情，流露出他对当时党争激烈的幽怨和悲哀。”②
含冤莫白、身不由己的张学良，读罢此词，联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共鸣，以致发生“经常借酒浇愁，借枪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树连连射击，以泄满腔怨恨”的事，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另据有的作品介绍，那时在郴州还曾发生不久前由西安移驻郴州的炮兵旅的一些东北籍官兵，因偶然发现张将军被囚于苏仙岭，想前往看望，竟被打伤，以及后来准备劫狱的事，这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可以看作是传奇故事，不一定全是事实。但在那时，张学良曾经遇险，曾经被人认出，而且那认出了他的相貌的，的确是原东北军的军官，以致引起一场虚惊，并终于提前离开此地，倒是确有其事的。那次在郴州城内，他是遇到了一点麻烦，幸而没有成为事实，只不过是一场虚惊，不然的话，还真不知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呢！
原来，１９３８年２、３月间，有个炮兵旅从外地调来郴州，在这个部队中有些中级军官是从东北军改编过来的，他们对张学良仍然非常怀念和尊敬，据说，他们在得知张学良被囚于姑苏岭后，准备武装劫狱。特务队的刘乙光等人闻讯大惊，很快将张学良等转移到湖南永兴县油榨树镇一所小学校内，以避风险。
其实，这是一场虚惊。所谓武装劫狱，显系一种猜测和谣传。据邱秀虎回忆，事情的真相是：张学良在郴县时，有一天，他“要下山到城内去洗澡。照例是刘乙光陪同，十二个警卫随行。刘与他在街上并肩而行，我们则尾随于前后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戴国民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发现张后，立即向张恭敬地立正敬军礼。但张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还礼，也不与那个军官谈话。可是当时却把我们吓得手足无措。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他呢？而且还是个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门口，先派人联系，然后向张、刘汇报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事实上，我们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谎，只希望张赶快回到山上去。张笑了一笑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
“他们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刘乙光要我去找军统驻城内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查向张敬礼的那个军官的一切情况，并要汇报。我找到了黄，告知情况，他立即与我去找彬州专员公署中校联络参谋曹某。曹是军统特务派驻专署搞情报的。经过我们三人的调查了解，才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炮兵独立旅刚由外地调来郴州。下辖两个炮兵团。在这个旅中，有二、三个中级军官是由东北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敬礼的军官，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现任这个旅的炮兵团中校副团长，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情况弄清以后，我与黄立马上上山向刘汇报。刘听了以后，非常着急，马上召集队附许颖、宪兵连长童鹤年以及我和黄静宜参加的紧急会议。他说：惟恐这军官知道张住在苏仙岭，了解我们的力量，采取突然行动，他们的枪和人比我们多，此地又无救援，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得了。大家议论一下，最后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军统局。但估计军统局也不会很快指示，所以一方面用电报请示，一方面加强警卫戒备。当晚由宪兵连增加岗哨，特务队也在庙门口附近增加游动哨。但大家惊恐的情绪并未消除，只愿晚上不要出事。”③
他谈的这些情况虽然不是很全面，但还是比较客观、比较真实的，这件事是有那么一点影子的。但因为张学良在郴县住的时间较短，很少与外界接触，加之对他的监禁是严格保密的，所以那位炮兵中校在县城与张的相见，纯属偶然，其他情况他是完全茫然的；而且，他早已脱离了东北军，这时的东北军实际已经被解散，他是孤单的，怎么会去劫狱呢？但特务队的确紧张了一阵子，除了干部会议外，还向全队作了紧急动员。另据张学良的私人医生滕蔚萱谈，这件事以及特务们的策划，张学良当时是不知道的，他身边的副官也都蒙在鼓里，他本来也是不可能知道的，只是因为他与特务队的一个特务小组长较熟悉，是他悄悄告诉他的。他还谈到，特务们曾经暗地里决定，万一有武装劫狱之事发生，他们就把张学良等人统统打死，一个不留。还特别关照他说，你如果听到枪响，不要出来。并一再嘱咐他，此事务必保密，绝对不要向外人透露，否则，我的性命难保。滕医生提起此事，至今仍很愤慨地说：“我想象张学良将军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如他们没有奉到有大权的人物的指示，怎么敢如此胆大妄为？幸亏后来这件事没有发生，若真发生了，那张学良将军还真是性命难保呢！”④
这时，内地处于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继轰动一时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之后，又进行了武汉和徐州两次大会战。中国军队虽都投入大量兵力，广大爱国将士也英勇杀敌，与日寇激战数月，但由于当局低估了日军的决战能力，再加上军事布署方面也存在缺陷，所以徐州、武汉还是相继沦陷，致使南方的局势也紧张起来。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９年Ｉ２月，张学良又移居湖南西部沅陵县的凤凰山。此山距城二里，景色秀丽，张学良早年在此奋笔疾书题写在寺内墙壁上的《自感遗憾作》一诗和他的一张半身军装像，已被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物复制出来，并悬挂在张学良旧居凤凰古寺的送子殿中央，以表达人们对张学良将军的怀念。
张学良初来凤凰山时，除特务队外，还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加强连押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他的监管更严密了。
那时，他整天被关在凤凰山山顶的凤凰寺里，没有行动自由。但总呆在山上，也怪憋闷人，经张学良要求，后来稍稍放松了些，他可以下山了，可以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在附近走一走，看一看。不过，那时，他对松柏苍翠、险峻挺拔的凤凰山的美景并无多大兴趣，倒是乐于到山下的村镇里去察看民俗、民情。他见到老乡，总是热情地打招呼，问寒问暖，关心群众疾苦。在天热的时候，他有时也爱到清澈见底的沅江里去游泳，与乡村的孩子们玩耍，以分散自己的精力，减轻精神上的痛苦。他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直接或间接与他有过一些接触、或帮他做过点什么事的士兵和附近的群众，他总是念念不忘，并以礼相待的。但是，在最初，人们对于这位不明身份的贵客，还是颇有些神秘感的：
“凤凰寺里住了个大人物？”老百姓纷纷议论着。他们想，“贵人福像”，大人物一定相貌不凡，是一个令人见而生畏的人。那知过不几天，大人物下山来了。他走进山下的村子里，这里看看，那里问问，开始人们不敢和他说话，只是痴呆呆的站在一旁哑看。然而大人物却十分和蔼，满脸堆笑，不断地用北方口音的言语给人打招呼。见到年长的，便说：“你这个老头儿干什么去？”见到年青人便问：“小孩子从哪里来的？”没有一点架子，老百姓感到有点奇怪。又见他主动找农民谈话，问眼前这些庄稼是怎么种的，今年的收成如何，这些农具如何使用？等等，他这样平易近人，农民也敢问话，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他笑着说：“我姓张，你们以后叫我张老板好了。”
将军在凤凰山期间，最大的乐趣是钓鱼。然而，钓鱼对他来说又很陌生，好象让他抓条鱼比在战场上夺个城市还难。
凤凰山下那一湾碧澄的江水，舔着凤凰山脚下的岩石奔流东去。江的两岸有数不清的渔翁，垂钓江边，乐在心田。将军被这种情景迷住了，决定下江钓鱼。开始，鱼儿总是避开他的钩子。“整日坐岸钓空垂”，可是将军并不灰心。一天，他在江边南门码头上，遇到了钓鱼行家田胡子。田胡子是个心地善良的热心人，见将军如此爱好钓鱼，便热情向他介绍钓鱼经验，赠他一套钓鱼工具，每天提前为他准备好鱼饵。从此，两人便成了江边好友。
……夏天，沅江两岸的人民素有游泳的爱好。将军到这里后深受影响，决心学会游泳。他用一个汽车内胎作救生圈，身体卧在圈内，手脚不停地划动，开始先在浅水里游动，后来逐渐向深水中畅游了，因此，兴趣越来越浓，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到水中一游。将军不但自己爱游泳，而且积极倡导群众游泳，组织游泳比赛。他派人到邻近的沪溪县未蒲市买回许多最好的西瓜。在比赛那天，让参加竞赛的人站在岸边排成一条线，将西瓜用船运到江心抛下，枪声一响，百浪翻飞，各显神通，谁夺得西瓜就奖给谁，游泳竞赛活动开展得特别活泼。
将军很关心群众疾苦。有一天，他在凤凰山下钓鱼。碰见山后一个叫高应欢的农民也在那里用鱼网捞鱼，便聊起天来。他了解到高应欢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老母久病在床无钱就医，马上掏出三块银元，送给高应欢。高应欢说什么也不肯要。将军好言相慰，硬要他收下。高应欢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件事，至今仍传为佳话。
……一九三九年端午节，将军感到寺里生活太单调了，便说：“屈原是死在江里的，我们应该到江边纪念他。”
于是，让副官将做好的饭、菜，都挑到山下杨少全家门口的禾场坪里摆好，临江凭吊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屈原。
一九三九年农历五月一个夜晚，沅江上游，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少房屋被冲垮了，田地被淹没了，还有不少人畜被洪水冲走。黎明即起的将军，站在望江亭上，见此情景，非常着急，想法动员沿江有船只的群众，先救人后捞物资，救得一人，奖银元五块，群众听说是将军号召救人，都积极响应，大家齐心合力，搭救灾民，只两个多小时，就使十多个灾民脱险。灾民们家破人亡，苦不堪言。将军又解囊相助，帮助重建家园，表现了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⑤
家离凤凰寺不远的黄忠义，还谈了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
四十六年前，我家住在离凤凰山只有一里多路的黄家冲村。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岁。记得那是一九三九年四月的一天早晨，早饭后，我准备下地干活，刚出门就碰上一个穿军装的年轻的士兵，他向我打着招呼：喂，老乡！你是这个村里的吧？我们凤凰山上的张老板，请你们找两个人，给他鱼池里去车水。
我听他这么一说，心想真倒霉，怎么会碰上这样的差事，当我正在犹豫的时候，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士兵，好象看出了我的心事，便自我介绍说：我是张老板的号兵，你不要害怕，我们张老板对人可好啦！你去找个人一起给张老板车水，他会给你们付工资，不会使你们吃亏的。
我没办法，只好找我叔叔黄昌富一起商量，我们稍准备了一下，就抬着水车上凤凰山去了。
上山后，号兵当即把我们带到鱼池边。我一看，这个鱼池并不大，是用人工挖出来的。我们架好了水车，就拼命地干了起来，我叔小声对我说：“我们快些干，把水车干了马上就走，免得他们找麻烦。”我们约摸干了三个来小时，就把池水车干了，赶忙收拾好水车，也没向那个士兵打招呼，就走了。那料刚走到半山腰，号兵叫住了我们，接着就赶到了我们的面前，给我们解释说：我们老板有一个脾气，凡是给他干了活的人，必须请他吃饭，不然他会不高兴的。经号兵一再解释，我们盛情难却，只好返回。号兵把我们带进凤凰寺厨房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只见屋里摆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摆放着一大碗新鲜猪肉炒辣椒，还有一盘炒鸡蛋，一盘红烧豆腐，外加一个小白菜。吃过饭后，又给我们付了工钱。从那以后，张老板经常派人叫我们给他干点零活，慢慢也和山上的宪兵都混熟了。
我在凤凰山经常看到一个身穿灰色中山服的壮年人，他身材魁梧，很少说话，他举止言谈就象个“大人物”。有一次号兵悄悄告诉我，他就是经常请你上山的“张老板”。
据说，张老板心情烦躁的时候，常爱泡咖啡喝，时而打打网球，有时也喝点酒解闷，一次，他竟在凤凰山附近的南岸小酒店喝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