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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宗教，这不是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提到了，我倒认为有两点是要注意的，这便是：信仰自由，不鼓吹，不宣扬，也不干涉，这是一个方面；了解、认识和研究宗教的特点及本质，给于它一个科学的正确的概念，对它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郭海波认为，应该这样界定宗教的本质：宗教就是感到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对异己力量所做的神圣化的、颠倒的反映。这里，产生宗教观念的主体是感到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反映对象是异己力量；反映特征是神圣化的、颠倒的。这是构成宗教这一事物的三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⑤
张学良原本是不信教的，年轻时虽然加入过基督教青年会，但那时间不长，而且那时的的基督教青年会主要是开展一些社会活动，并不是个纯粹的宗教团体；加之后来戎马生涯，四处奔波，对此早已兴味索然。晚年由于苦闷孤寂，觉得象“安贫乐道”“心正手洁”之类的教义，使他那倍受摧残的心灵可以得到某种慰藉，似乎精神上也有了一种寄托，所以他信教了。参与圣事活动一多，自然也不免受些影响，以致认为自己的心情“如保罗在腓力比书三章八节所说的：‘我为他已丢弃万世，看作粪土。’十四节又说：‘忘记背后，努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否真如报章所说，是将军的“肺腑”之言，笔者无从考证。不过，有一点似乎是不容怀疑的，这就是，岁月无情，加之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到了晚年，他的心境更加空虚、凄凉，后来甚至竟对自己的婚事也忽生异想，萌发了一种古怪的念头。原来，据说基督徒是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的，这使他颇感为难。有人看到赵四小姐这样与他患难与共，默默地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便劝他与赵四小姐结为伉俪，而对于与他长期分离的夫人于凤至只好脱离夫妻关系。但他和赵四小姐都不忍心这样做，认为这太对不住这位好心的大姐了。可是要二者得兼，又与教规相违，这该怎么办？张学良苦恼、焦躁，他多么想能找到一个妥善的解脱的办法啊！可是他左思右想，仍十分为难，以致愁得病倒了。幸而，从１９４０年就因病侨居国外的于凤至，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当她得知丈夫的心病后，虽然如雷击顶，难舍难分，但她冷静下来后，还是致信张学良，说明自己由于患病，未能尽到妻子之责，多年来照顾丈夫生活的责任全由赵四小姐担负了。这些年她代她陪伴汉卿，吃了不少苦，理当得到法律承认；再说赵四小姐温柔敦厚，爱情坚贞，做汉卿的妻子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她同意与张脱离夫妻关系，以使他们永结百年之好。
问题以意想不到的互谅互让和豁达大度的方式顺利解决了。
１９６４年７月４日，在一个天气异常晴朗的日子，６４岁的张学良与５１岁的赵四小姐，在台北杭州南路一位美籍牧师的家里，按照着严格的宗教仪式，举行了一个有身穿黑色宽大长袍的牧师来主持的简朴的婚礼。
依照宗教仪式由牧师主持婚礼，看起来好象也简单，只是这场面在当今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少看到了。然而，在解放前，以及现在的香港、台湾和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比较多的国家，还是屡见不鲜的，但是不是毫无约束，只要本人要求，都可用这种方式举行婚礼呢？那也不是，有些教堂和牧师还是颇为严格的。如结婚的人，不仅至少有一方是基督教徒，而且还必须是讲究婚姻道德的。著名的老报人顾执中在他所写的《报海杂忆》中曾谈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而在婚礼仪式问题上，就有过一番周折。顾老谈到：据宋美龄透露，当她在广州时，蒋已苦苦地追求她，后来到日本，又要求跟她结婚，但宋母提出，他必须跟原来的妻子毛氏离婚，和别的女人断绝关系，然后才结婚。蒋均一一照办了，并登了广告。但当他们于１９２７年秋天在上海一家大饭店举行结婚典礼时，原来确定的主婚牧师，却拒不出席。原来宋家世代为基督教徒，婚礼自然要采用宗教仪式，而当时景林堂牧师江长川平时与宋家也甚友善，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牧师是个很古板的人，他办事不畏权势，也不讲情面，据说是他认为蒋的离婚是片面的，没有法律依据，手续尚未办清，所以根据基督教义，他不能为他们主持婚礼。宋家母女是非常希望他能亲自主持结婚盛典的，曾专程前往拜会这位尊贵的牧师，可他“坚持如故”，不肯赏脸，最后只好请基督教青年协会的一位总干事为蒋宋主持婚礼。所以蒋宋结婚，虽为宗教仪式，却不是真正的权威牧师主持的，那位倔强的江牧师，还真是个铁面无私的人哩……⑥
张学良的婚礼，同样也是按照宗教仪式举行的，但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仪式与宴席都是友人事前安排好的。高龄的慈悲为怀的周联华牧师十分乐意为这对“红粉知己、白首缔盟”的不幸的情侣证婚。这对历尽坎坷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来说，当然是个很大的安慰，他们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张学良自被非法幽禁后，关于他的消息，一向寥若晨星，可是唯独这次婚礼，却被恩准公开加以报道了。台湾的报纸上，为此写诗作文，很是热闹了一番，什么“三十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啦，什么“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弹指俱往矣，喜看来日方长”啦，还有什么“基督见证，宗教婚礼”啦，等等。这当中，有痛惜，有关切，有哀伤，有感叹，象词情凄切、扼腕唏嘘的悲歌，也象对这对生死与共、饱经风霜的铁窗情侣的由衷的颂赞。
翻阅这些年深日久的报刊资料，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透过字里行间隐约流露的哀怨之情，还是曲折反映了一些张将军在台湾的生活情景与心态。是的，物换星移，人世沧桑，谁都不可能永远是春光明媚，一帆风顺，也常常会有风雨和泥泞。但象张学良所遭受的厄运，象台湾当局对他所进行的残酷迫害，却是闻所未闻的。试想，为国为民、“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千古功臣，却成了“不明时势，不通事理，不守纲纪”的罪人，轻描淡写地一句“严加管束”，从此就冤沉海底，成为终身囚徒，以致岁月悠悠，从一个英姿焕发的年轻将领，而成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可囚期却仍遥遥无期，目睹此情此景，谁不愤慨？谁不同情？所以看到这样的喜讯，与其说使人高兴，不如说悲多于喜，使人更为伤痛、感叹！
但就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来说，虽然不无伤感，可在他们看来，毕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甚感欣慰的。窦应泰在其有关于、张的结合与离异的传记中，把张、赵的结婚仪式称作“迟来的婚礼”，并给予热情的赞颂：
１９６４年７月４日，台北，一位美籍牧师的家里。这是一间宽敞而陈设豪华的住宅，枝型呆灯把柔和的清辉洒向肃穆的大厅。无数燃烧的红烛映红了张学良的脸孔。
他身穿西装礼服面孔红润，浓浓的眉宇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这使人不能不联想到当年英武潇洒、戎装佩剑的少帅！在他身边，出现了一位盛装丽人。她是赵一荻。
身披粉红色纱巾，天蓝色裙衣曳地。面容显然经过精心修饰，娥眉带笑，杏眼含情。冷眼望去，谁能相信她已经是５１岁的人呢？张学良的朋友、部下簇拥在这对新婚的老夫妻身旁，一个个脸上洋溢着兴奋而激动的微笑。……⑦
赵云声把张、赵在同居三十多年后的正式结婚，称为“奇特的婚礼”，他的描述则是在更深广的历史背景下，揭示这对在凄风苦雨中生死与共的情侣之间的深厚情谊。
婚礼开始了……牧师先用他那缓慢并略略有些抖颤的声音问张学良：
“你愿意这个女人做你的妻子吗？”
“我愿意。”张学良朗朗答道。
牧师转问赵四：
“你愿意这个男人做你的丈夫吗？”
赵四这时眼里忽地涌满了泪水，嘴唇抖动着，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我愿意”这三个字是怎么说出来的，也不知牧师听清了没有。但她知道，站在身边的张学良是肯定听清了，恐怕也只有他才能体会到赵四此刻的心情。
当牧师唱到“交换饰物”时，赵四强忍着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它滴滴嗒嗒地落在了张学良的胳膊上。张学良拿着戒指的手抖动着，半天也套不进赵四的手指。赵四感到，张学良此时也一定是感触万千！
婚礼结束了，张学良和赵四缓步走出了教堂……他们没有坐车回北投别墅，决定慢慢步行回去。
教堂的钟声在他们的身后飘过来，既象是祝福，又象在唤起他们对过去的回忆。
张学良默默地走着，他感到自己的大半生虽说坎坷，但却问心无愧，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朋友。若说自己在良心上有所负疚的话，唯一就是感到有负于身边这位夫人。赵四小姐以她豆蔻年华投靠自己，可直到年过半百方取得个夫人的名义，这些年真是委屈了她，难为了她！回想这几十年的历程，除却奔波、挨骂，就是囚禁和孤独。为了自己，她抛弃了富贵，抛弃了自由，抛弃了骨肉，也抛弃了欢乐……她把一切愁苦都吞进肚里，没发过一句怨言。一想到这些，张学良就觉得内心愧疚，感到今生都难以补偿！
想到这，张学良将赵四的胳膊用力搂了一下。赵四仿佛有什么特殊感应似的，她从张学良的神情和动作中，立刻猜出了张学良的心意。她最怕听张学良讲什么感激的话，于是趁张学良未及开口，便赶紧扭转了话题：
“汉卿，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真愿意咱们一直这样走下去，直走到天明。”
“好，我陪你一直走回老家。”张学良见赵四情绪很好，他也变得欢快开朗起来，“别看我们老了，蒋介石要敢放我出去，我自信能够走得回去！”
……张学良见赵四没有说话，便停下脚步，盯视着她，说：
“怎么，你就不想？我看你每次谈起家乡大陆来，都眼圈发红，我知道你嘴上不说，可心里和我一样！”
赵四默默地走着，依旧沉吟不语。
“小妹，难道你真的不想？”张学良又追问了一句。
赵四停住脚步，猛地抬起头来，眼睛里盈满了滚滚的泪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汉卿，咱们还会有那么一天吗？”
张学良变得沉默了，他痴呆地站在那里，唯见远处农家炊烟袅袅，近旁树枝在沙沙摇动……⑧
这段看起来颇有些浪漫色彩的真挚动人的婚礼场景的描绘，至此结束了。张学良为什么没有回答妻子的问话？他为什么沉默无言了？作者没有再谈，但实际这是不言自明的。其他的问题，他都可以回答，唯独这个问题，他确实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这也正象关于西安事变问题一样，他是不好谈的，所以，正如孙玉消在《张学良在台湾》中说的：“张学良最不喜欢见到新闻记者的访问，因为记者们最喜欢探听的事情，就是西安事变，而这恰恰是他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张学良曾对他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说：“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我说是共产党所欺骗，显然是骂我自己糊涂；如果说是我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如果我说是‘老先生’（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能见这些记者，因为我怎样说都不行。”人们理解他的苦衷，深切同情他的遭遇，是不会以此来说他消沉和苛求于他的。他虽然极不愿谈西安事变，但他后来还是奉命写过一篇西安事变回忆录。据说，还以张的名义出版了，因为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人士，假意宣称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出书也是为此目的服务的。但确也是的，“在刺刀下制造的历史书籍，谁能相信会是真实的呢？！”不言而喻，关于他的获释，不是虚假的获释，而是真正的恢复自由问题，刚是确有难言之隐，也是使他伤透了心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