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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脚步-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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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就是新年了。“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变得实实在在。我们决定奢侈一下。把准备登山用的食品拿出来挥霍一下。还在门外挂起了一面国旗。不离开祖国没有这样的感受,只有在这个时候,一面国旗能给我们足够的安慰。祖国啊,母亲,其实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住的酒店实际上是家庭庭院式的,每栋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客厅。在李致新他们的小客厅里,我们布置了一个餐桌。出发前就知道登山的特别清贫,很难有赞助。当然,谁会愿意赞助这个没有观众的项目呢?所以,根本没有人提去餐厅的建议,尽管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是自费,他们也没说什么,高高兴兴地准备乐和乐和。    
    餐桌刚布置好,一位黑人大婶来了,敲着我们的门大声说:到晚饭时间了。我们高声应着:知道了。继续切午餐肉。    
    纷纷举杯的时候,竟有点伤感,像是六个离家的孩子。其实,李致新和王勇峰攀登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时间,那个时候的他们也是这样的心情吗?    
    1994年12月31日,在阿空加瓜峰脚下的那个海拔2700米印第安安小镇上,他们也迎接了一个新年。是狂热的南美音乐激情的南美舞蹈提醒着这些远在异乡的人们:新的一年要来了。为了一解思乡之苦,尽管事先定下了厉行节约的原则,他们还是要了四罐价钱昂贵的啤酒。黄皮肤的亚洲人在这里就是少见的“老外”了,旅馆主人在迎接新年的夜晚热情地赠送了一瓶香槟和一盘煎饺子。    
    今天没有饺子。当再次举杯的时候,又有人来敲门了,边敲边喊:吃晚饭了。我们高声应着:“知道了,谢谢。”继续我们的晚宴。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已经错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休息的时候已经快12点了,就是说快到1999年了。窗外传来放焰火的声音和节奏感很强的非洲音乐。我甚至没有一点看热闹的好奇心,在有些潮湿的被子里茫然地听着。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似乎是窗外湿漉漉的青草味儿把人唤醒的。屋外的空气清新而湿润,一些黑人正在安静地忙碌着。整个酒店是三个院子组成的,院子之间有篱笆墙隔开,附近的居民离得远远地向这里望,却没有人走进院子一步。十几个黑人在这里工作,他们那么安静,甚至听不到他们说话。    
    在院子里闲逛的时候,碰上了王勇峰,正是在中间院子里的餐厅门前。这是马兰古酒店的中心,餐厅和一间办公室及酒店仓库在这个院子里。    
    我们进了餐厅,发现了奇怪的事情。    
    太阳光从大门方窗斜射进来,照射在原木桌椅上,让人有坐下来闲聊的愿望。扫视空无一人的餐厅,突然发现了问题:我们的房间号出现在角落里的一张餐桌上:一张六人餐桌。不会吧?有免费早餐?正在犹疑,一位黑人大叔跟了进来,伸手指向那张桌子:请。王队长小心地问:是免费的?黑人大叔说:当然。    
    当然,所有人重新吃了一遍早餐。煎蛋、果汁、沙拉、水果,在任何一个星级酒店里能享用的早餐这里都有。    
    还是这天晚上,大家决定破费一次,去餐厅吃晚饭,不管怎么样,该进山了,节约的事情先放一放,先吃顿好的,山里可是没什么好吃的,至少李致新和王勇峰的经验是这样。    
    就是那么戏剧性地重复着早晨的经历,我们的房间号依然在餐桌上,只是换了个位置。的确,晚餐也是免费的。我们嘲笑着自己的经验,嘲笑着每个自信英语特棒的家伙,嘲笑着新年晚餐的凄凉。烤牛肉,这道菜的味道,至今六个人也能回忆出来。    
    这个小酒店每天提供早晚两餐,中午游客都在附近的野生动物园玩,基本上是没有人用餐的。晚餐后,里面的小咖啡厅提供免费的茶、咖啡和甜点。    
    看来,我们要重新认识非洲了。    
    


1998年·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1998年 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5)

    整个队伍的技术装备基本上都留下了,李致新反复检查国旗是否安顿好了    
    常规路线已经满员了,1月2日,在难度相对比较大的Umbwe 路线上,我们出发了。资料显示,登山队赶上了最好的登山季节,温暖而干燥,偶尔会有阵雨。但实际上,出发不到两个小时暴雨就来了。    
    在介绍中,这条路线被评价为:虽然有点陡,但却是一条非常美丽的路线。    
    直到今天,出发时的那种惊讶还能体会到。旅店的小院子里站了很多人,这是我们住进来后第一次见到的,清净的院子热闹起来。王勇峰在和老板闲聊,我们的向导都是老板负责找的。    
    一会儿,一位个子不高3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了,他自我介绍,他叫杰夫瑞,是我们的向导。他一指身后,他们是你们的背夫。我们所有人的嘴巴都张大了,足有十几个人。老板对王勇峰说,公园有规定,每个背夫只能负重20公斤,超过了是要被罚的,在公园门口有称重的秤。我们数了数,一共13个人,而我们,只有6个人。13个人中,我只记住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杰夫瑞,一个是最矮的那个,他叫八月。    
    我们这支队伍的技术装备基本上留在了酒店,根据他们的介绍,山上3年没下雪了,穿着普通的山地鞋就可以登顶。我们只带上了睡袋、雪杖,墨镜,防晒霜、相机,他们两人的雪套都没有带。而我们的食品也都留下来了,老板说,山上都有,带些自己特别需要的就行了。我们几个记者很高兴,原来这么轻松,背好自己的东西就行了,可李致新和王勇峰有点儿犹豫,这是登山吗?他们俩不停地嘟囔,怎么跟旅游似的?    
    惟一一件不太顺利的事情是中央电视台的专业摄像机成了负担,公园规定,不能进行专业摄像,以保护公园的资源。于是,酒店老板帮助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把摄像机装在大背包里,当作装备背上山,他说,你们走的那条路线人不多,也不会有检查的。我们哪里想到,那条路线何止人不多,根本就是没有人。于是,装摄像机的背包成了潘燕生的追踪目标,背摄像机的人就是八月。他的步伐和八月一样,到了突击营地也不示弱,潘燕生被判断为最具登顶实力的原因就在于他对八月的跟踪。    
    李致新把东西又检查了一遍,其实最重要的是检查国旗。四面国旗仔细叠了好几遍,又包了几层塑料袋放在背包的最上面。放好了又拿出来,分开,再包。“万一要丢了,好有个备份。”我们说:“你怎么像神经质,这么多人还看不住一面国旗?”他不说话,来回折腾。终于,自己满意了,说:“没问题了,看看你们的东西都装好了吗?”    
    除去我们的个人装备,背夫们也杂七杂八的有很多大的麻包,后来才知道,直到最后一个营地还能吃到的水果就归功于这些大包。    
    吉普车走到森林边上的时候,我们开始正式攀登了。    
    我们的车子是英式吉普车,一看岁数就不小了,走起来稀里哗啦地响。大约行驶了十几公里,我们到了Umbwe村。    
    街市和中国南方的小村子没有什么区别,路两边是小饭馆,小商店。我们被杰夫瑞熟门熟路地带进了一家,看样子是定点餐厅。随便吃了点儿东西,继续走。    
    在这里,头上顶着香蕉行走的基本上是妇女,男人们都在闲聊,抽烟,大声地放着音乐,80年代板砖录音机在这里最流行,随身听是最受欢迎的礼物。    
    在剧烈的音乐声中我们离开了小镇。如果有一天,你能路过这里,不妨多停一会儿,因为下山走的是传统路线,没有可能看到那些抽烟的男人们。    
    再继续行走5公里左右,我们到了森林边上。森林是极其茂密的那种,中间穿插着很多已经枯黄的树干,李致新说,是因为太密了,照不到阳光的就自然淘汰掉了。    
    在森林的不远处有公园管理处,他们要检查我们的公园许可证,这些已经在马兰古酒店就办好了。公园管理人员居然准确地问:是中国人吗?这不多见,我们通常遇到的是:是日本人吗?在山上,我们一路在回答这样的问题。如同李致新和王勇峰在海外登山的每次经历一样。    
    离开检查站后,继续走6公里左右。木牌做的标志出现了:左边是登山路线。而吉普车也没有了行走的路。背夫们把所有的装备顶在了头顶。在一条小溪旁边,我们出发了。杰夫瑞说,我们大约会走3个小时左右。    
    我们是在壮观的森林里出发的,行走在高大的林木中,有点像云南的西双版纳,脚下的落叶很厚,走上去软软的,很重的湿气从四周围绕过来。    
    鸟鸣声是不断的,还有一些小动物在你不留神的时候从灌木丛里穿行,有一段,可以听见白叶猴的交谈声。    
    大约走了两个小时,出了森林,在灌木和高山草甸交接的环境中穿行。    
    雨下了起来。这可不是一般的雨,是暴雨,但不同于北京夏日的暴雨,很有耐性,不知道天上到底存了多少雨水,不知疲倦的没有休止地倾倒。我们的风衣很快抵挡不住了,食品袋也上阵了,把摄像机保护了起来。我的怀里也被安排了一台家用摄像机。因为它,人也不敢站直,怕雨灌进去。    
    脚下很快就有小河淌起来,很明显,我们在上升,雨水汇集着向下滚滚而去。这种上升让我们都有些吃不消。最胖的张伟已经在呼呼直喘了,王勇峰给他鼓着劲儿,鼓励他,千万别停下,否则会感冒的,可张伟还是不行,王勇峰说,我给你数数儿,到50,你就歇一下。    
    开始还蛮有兴致地听他们俩逗贫嘴,慢慢地,我也不敢等了,身上越来越冷了,能感觉冰凉的雨水已经浸透了内衣。    
    雨,还是没有歇口气的意思。而且,雾也上来了。向左看,白茫茫的雨水;向右看,白茫茫的雨水;向前看,白茫茫的雨水;向后看,依旧是。恐惧感突然袭上了心头。因为怕雨水灌进鞋里,我一直左跳右蹦,躲着已汇成溪水的水流,这会儿,有点担心自己偏离了路线。    
    我喊了一声,没有应答。咬着牙顺着水流的上方走。这时候,杰夫瑞的身影出现了,他拄着雪杖很威严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他那样子像位将军,当然,将军的披风只是一件黄色的雨衣。    
    我如释重负,要是在这里迷了路,就会有冻死的可能。杰夫瑞看我上来了,转身继续走,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等我走到近旁,指着地上的一大堆粪便说:大动物。足有直径40厘米的一堆粪便。这堆粪便让我不再选择路线了,鞋子湿就湿吧,总比大犀牛什么的追来强。    
    大约上升到了海拔2900米的地方,有一个岩洞,那是我们的宿营地。但我们并不住在洞里,洞是用来做厨房的。我们到达洞旁边的时候,帐篷已经搭好了,炊烟也飘了起来。李致新和王勇峰惊喜地大叫:到非洲登山就是不一样。    
    的确,他们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待遇?在哪座山不是自己扎营做饭,而在这里,简直是旅游一般。2002年,中国登山队在乞力马扎罗组织第一次海外商业登山时,教练次洛,这个在24岁就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藏族小伙儿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真的是旅游呢。    
    在乞力马扎罗,登山旅游是当地人一项重要的生活来源,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人在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作为一项旅游项目来开发,所以服务是非常完善的,这也是很多人从这里爱上登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来讲,传统路线的第一个营地通常是设在海拔1800米左右,上升速度慢可以使攀登者有一个良好的高山适应过程。在此四年之后,2002年,王勇峰带领国内一个业余登山队攀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也把营地建在了海拔1800米的地方,在漫长起伏的山路上完成适应,但营地海拔低就意味着要多走路。    
    刚把身上的东西安置好,杰夫瑞叫我们到炊事帐篷里吃饭。    
    帐篷里铺着一块地毯,我们的餐具已经摆好了,晚餐居然有烤肉和水果布丁,应该说,我们是在无比惊喜中吃完的晚餐。晚餐之后,王勇峰突然认真地问:咱的消毒纸巾呢?大家狂笑起来。因为是来非洲,大家做了充分的卫生准备,餐具,消毒纸巾一应俱全,这会儿,只有自嘲了,杞人忧天。    
    第二天的路线更加陡了一些,很快就行走在高山草甸中了。早上出发的时候,王勇峰嘱咐我们别穿备用鞋,以免到了高海拔没有替换会把脚冻伤,谁也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更大的雨等着。    
    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也难以相信,我在那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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