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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
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新闻媒介在当时进行宣传，或者还可以理解，明知其不实却作为史实，写成重要文件就很难使人理解了。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对此次战役是这样写的：“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11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准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碑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圈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而由偏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十万之兵……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等等。另外，国民党政府军队在一些作战中制定的计划、命令，文字阐述也是头头是道，但有些并未实行，有的未全执行。由此可见，即使是原始档案，亦可能有失实之处，不可不慎加辨析。
海峡两岸参加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军官、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不少战争回忆录，这是研究正面战场作战的宝贵资料。但个人见闻总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全凭记忆也易因年久产生错误。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第103师第618团团长万式炯和该团第3营营长赵旭对参加江阴防守战斗的回忆就有矛盾。万说1937年12月1日晚奉命“向镇江转进”，“夜晚十时，我师退至江阴城西方之钱家村，遭敌伏击”，“第613团团长罗熠斌中弹阵亡”。而赵则说12月1日日军“向我103师阵地猛扑”，“激战两日两夜，守住了要塞”，但我第613团团长罗熠斌阵亡；12月2日方奉命“向镇江转移”，“当夜开始撤退”。仍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教导总队副队长兼第1旅旅长周振强记该总队的兵力部署是：“第1旅……为右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西山至工兵学校之线的防守。第3旅……为左翼队……第2旅……为总预备队，集结在太平门、中山门附近。”而当时任第2旅第3团团长的李西开则记为：第2旅也在第1线阵地，“担任陵园新村、中山陵西侧、灵谷寺至老虎洞侧一带地区之守备。右与第1旅、左与第3旅联系。”由此可见，使用回忆资料时，仍须与其他资料对照研究，方能避免失实。
研究历史，回顾以往的成就和过失，以便达到鉴往知来、古为今用之目的，首先必须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一番梳理。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的研究同样必须以史料的真实为前提，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弄清战争的真实面貌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高度考察战局的发展，严肃认真地把抗日战争发生的原因、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性质、正面战场作战的历史过程以及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的成败得失等，如实、系统地反映出来。虽然现在的常规战争已进入高新技术战争时代，不同于过去的抗日战争，战场环境、作战样式、战术原则、作战理论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它们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都不能与历史截然分开。在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的原则下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仍有许多东西，特别是战略运用和战役指导等方面可资借鉴。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军事领导者误认为多地带阵地防御，第一阵地带尚未被突破，后方阵地带又构筑起来，因而是不能突破的，于是建筑马其诺防线，实行甘末林的防御战略。英国在亚敏会战使用坦克，德军交叉火网不能阻止其前进，只因英坦克停止等待协同的步兵延误了时间，德阵地才未被突破。德国从中认识到：如果攻者改进步、坦协同作战，提高进攻速度，使防者来不及建筑后方阵地，则多地带阵地防御是可以突破的，遂采取闪击战略，提高进攻速度，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一战而溃、希特勒蹂躏欧洲。有鉴于此，我们编写这部《正面战场作战记》。参加撰写和编审的人员，有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共两党的将领，也有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军事史的学者。我们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日及各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的作战，既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既不为之“擦粉”，也不为之“抹黑”，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真实历史，也为今后《中国抗日战争作战史》的撰写奠定一些基础，同时希望有与之配套的《中国抗日战争政治史》《中国抗日战争外交史》《中国抗日战争经济史》等著作相继问世，以便对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总结。
第一部分：绪论
记取历史的教训
1868年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当年4月6日，天皇在颁发施政纲领《五条誓文》的同时，还发表了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经营天下”的《宸翰》（即御笔信），宣布“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在6月改革官制时规定外务大臣的职责之一为“开疆拓土”，明确地表示以侵略扩张为其基本国策。1874年发动了第一次武力侵华，进犯中国台湾；1879年吞并了与中国清朝保有特殊关系的琉球国；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强迫清朝廷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北京；1904年与俄国争夺中国的土地、利权，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进行日俄战争，占领了中国辽东；1910年又吞并了与清朝保有特殊关系的朝鲜；1914年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作战之机，占领了中国青岛；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举行的“东方会议”制定“先征服中国”的计划，并上奏天皇；1928年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兵济南；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7年再制造“七七”事变，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面对日本几十年赤裸裸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忍无可忍，才全民奋起，被迫进行抵抗。１９３７年开始的这场全面抗战，是觉醒了的中华民族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置中国于殖民地地位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而日本所进行的，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它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深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侵华日军到处进行残酷的屠杀，仅南京一地就屠杀了30余万；而且公然违反国际公法，组织“７３１部队”，制造细菌武器，中国至少有十余万人死于其“试验”之中。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及残暴罪行，不论在国际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国际社会早有定论，受到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民，包括日本有正义感的人民的一致谴责。
战后数十年来，日本许多明达人士深知反省。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日本表示：“痛感到在整个战争中给中国国民造成巨大损失的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1987年，日本举行“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日本历史学家远山茂树在闭幕词中说：中日战争“历史意义的核心，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同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战争的冲突，其结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对此，是不能有丝毫含混的。”1991年在沈阳举行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在发言中说：“我们一定要把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中日两国人民，告诉两国的子孙后代。”日本明仁天皇也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1993年8月10日，日本细川首相承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是侵略战争。”其实，早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有些日本军人就明确地承认日本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承认对中国人民施行了残暴行为。如日本明治天皇之弟三笠宫崇仁，于1944年初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部所作的秘密报告《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中说：“明治维新以来，伴随欧美文化的输入，日本人也感染了霸权主义的侵略压榨思想，并与欧美诸国一起对中国实施此等行径”，如“掠夺、强奸、杀害平民、放火等”。后来日本《读卖新闻》的调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野邦观对他采访。关于侵华问题，三笠宫崇仁说：“连侵入他人所有的土地都要构成非法侵占罪，更何况侵占他国的领土，这能说不是侵略吗？”关于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的问题，他说：“所谓屠杀，就是用残忍的手段加以杀害”，日军“为了对新兵进行训练，可用活生生的俘虏当靶子，叫新兵演练刺刀拼杀战术”；在东北，将中国人“捆绑在木桩上，日本军人对着他们又施放毒瓦斯，又发射毒气弹，其场景之凄惨，实在令人目不忍睹……像这样的暴行，不叫屠杀又能叫什么呢？”最后他说：“日本人较普遍地存在着民族优越感和对中国人的蔑视观念，再加上……对在甲午、日俄两次战争中日本并未真正取得胜利，只是在政治上得胜而在军事上并未战胜这一点认识不足，因而最终酿成了不可收拾的结果。”（按：指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些问题，并未到此总结，现在依然继续存在，将来也很有可能再度发生。”〔22〕三笠宫崇仁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再度发生”的危险的确存在。
尽管中国对日本侵华的这段不幸历史不咎既往，以友好为重，希望其吸取历史的教训，使中日两国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互利合作，共同维护东亚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但是，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思想并未在日本完全消除，不仅在日本民间不断地出现“卢沟桥事变乃偶发事件”、“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应当肯定”等反历史的言论，以及胡说什么“犯罪时效也适用于侵略战争，中国现在还批判日本侵略，是不懂时效”，并诬蔑中国尚处于“根本不懂国际常识和现代社会原则的‘前现代社会’”等等；就是在日本政界，也仍然不断有人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拒绝反省。以负责日本教育的文部省为例，1955年自民党前身民主党中部分大员发表了题为“可忧虑的教科书”一文，主张把日本小学教科书所载的日本“战败日”改为“休战日”。此后文部省多次在审定教科书时故意掩饰其发动的侵略战争：1958年，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大陆”；1969年，删掉了所有关于反省战争责任的内容；1982年，又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等等，类似的篡改不胜枚举；同年8月，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还攻击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篡改教科书进行批评是“干涉日本内政”，说批评的人“神经过敏”。再如：1978年，日本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1000余名其他级别的战犯的牌位移入靖国神社进行“祭祀”，此后每年都有一批大臣和国会议员前往参拜；1985年，中曾根康弘公然制造了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而且内阁成员每年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已成定例；1986年，刚上台不久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竟在《文艺春秋》上著文，说日本并吞朝鲜，朝鲜“负有责任”，说日军在南京进行的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更肆意歪曲历史，说“日中战争发端于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当时本已就停火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中国共产党开了枪，于是战争就爆发了”；1988年，他再次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解，说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日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并公开否认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