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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没有动作呢？这就牵扯到政治问题了。不是蒋介石不想更换，而是他不敢更换。他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他的统治。国民党当局曾说过：当时一部分（实际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尚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汰尚虞酿成风潮，抗战期间采取此种断然措施，在政治上当然不行。〔５５〕
全面抗战开始时，“国军”的中下级军官（上校至少尉），据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统计，共有１３．４万人。其中旧式陆军中学堂和小学堂出身的约3万余人，保定、黄埔及各兵种军校出身的约6万人，行伍出身的约4万人。抗战期间伤亡严重，每年要补充４．５万人方够需要。其中四分之三由各种军校及速成训练班培训，其余从部队中的士兵提升。但由于伤亡过大、过快，至1943年时，部队正式军校出身的仅有3758人，其余均为非正式军校（包括速成训练班等）及行伍出身的军官。〔５６〕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毕业的学生在15万人以上，另外各速成性质的训练班训练了97577人，又从士兵中提升了84235人，才弥补了基层下级军官的缺额。〔５７〕
许多战争中提升的下级军官原本都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优秀士兵，正如冯玉祥所说：百分之八十五勇敢善战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５８〕不过，他们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有的甚至是文盲，又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军官教育，所以在军官必备要素——指挥才能和训练能力方面不如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也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战争对基层军官的要求，因而他们升迁极慢，能晋升至团级指挥官的为数很少。
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一般说在战术运用、战斗指挥和训练部队方面能力较强，而且也并不是都不如行伍出身的军官勇敢善战。抗战期间曾出现过许多作战勇敢、指挥卓越的中下级军官。但正式军校毕业的军官也存在着学非所用的问题。在校学的当时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在绝大多数部队中没有；到达部队后，所学知识又和部队实际脱节，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难以适应现状，这就影响了战术、技术能力的发挥。
抗战后期，虽然因外援的逐渐增加在装备上有所提高，但许多军官的素质却有所下降。如汤恩伯所说：“各级干部多不是本科出身，学工兵的可带步兵，老百姓可以当军需。名册上什么都有，实际都是外行。”〔５９〕这虽不是所有部队的情况，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从而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二） 军队战斗力
抗战开始前的中国，经济落后，军事工业极为薄弱，只能生产步兵轻兵器，且不能完全自给，重兵器全靠进口，所以军队的武器装备远劣于日军。在军事训练上，除中央直系军队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受过不同程度的良好训练外，大多数军队的训练内容落后，很不适应当时的战争。抗战前期，不少地方系军队仍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战法，如在战斗部署上，不论进攻和防御，都还不知疏散，仍用相当密集的战斗队形，以致增大伤亡；有的甚至在尚未到达阵地之前就已被日军炮火及航空兵杀伤近半。抗战胜利前夕，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系军队依然如此。〔６０〕
除了军官素质、军队装备及训练程度外，士兵的素质也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民国以来实行的是志愿兵制，军队士兵都是招募来的破产农民、失业青年及难民等，国民政府没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役兵源。抗战期间部队伤亡极大，虽然抗战开始时有不少爱国青年及华侨自愿参军，但毕竟有限，远远不能弥补前线战斗伤亡的缺额。所以兵员的补充及其素质就成了影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早在1933年国民政府就颁布了“兵役法”，准备实行征兵制。1936年开始真正实行。首先在华东、华中六省建立了师管区、团管区，至当年底共征集了约5万新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很快侵占了华北、华中等大片国土，这时国民政府的兵源主要来自西南、华南各省。由于兵役制度不健全，征兵单位多与地主豪绅及乡镇保甲长勾结，造成强拉壮丁、受贿换人、冒名顶替及虐待壮丁等弊端丛生。许多壮丁受到非人的待遇，不但难得温饱、缺乏医护，而且常常受到毒打，甚至用绳子捆起来，形同囚犯，致使人民视兵役如瘟疫，深恶痛绝。被征、拉的壮丁，病、死及逃亡现象十分严重。据国民政府发布的资料，抗日战争期间共征集壮丁1400余万（不包括在征拉过程中病死、逃亡的人数），但实际送到部队的壮丁仅1200万人。〔６１〕这些送到部队的壮丁，一方面由于多数是强拉来的，思想抵触，加以军官虐待，官兵关系紧张，多不安心于军队生活，常想逃跑；一方面由于壮丁本身缺乏文化，90％以上为文盲，接受军事训练的能力甚低，而担任训练新兵的后补团、补训处对训练新兵的工作极不积极，仅以能看住新兵不使逃走为满足，所以补充到战斗部队的新兵，连基本的战斗知识及技能也不具备；再者是他们的体质也极不壮健。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国军”的战斗力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全面抗战开始时部队老兵多，补充至第一线的也多是由后方部队中抽调来的受过训练的老兵；特别是军官及士兵当时怀有强烈的爱国激情，抗战意识高昂，所以虽然在武器装备、训练程度及军官指挥能力等各方面逊于日军，但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强。不仅装备训练较好的中央直系军队战斗力强，在淞沪会战等战斗中表现出色，就是装备、训练较差的地方系军队的战斗力也极强，在徐州、武汉会战中顽强战斗，创造了出乎日军意料的英勇战绩，使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但随着兵员素质的下降，特别是受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战略消极的影响，许多高级将领的抗战意志逐渐衰退，军队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随之下降。豫、湘、桂会战一溃千里，即是明证。
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多次谈到军队的战斗力问题。
1941年10月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日本“最近每次取攻势来进犯我们，最多不过十天或两周的战斗力，在此期间如攻不下我们据点阵地，他固然要退却，就是攻下了我们的据点，他也没有确实固守的力量。从前年到现在，除宜昌之外，历次战役，都是如此。他现在不仅无力扩张战区，而且也不敢再存消灭我们野战军的妄想……这样疲惫衰竭的敌人，我们为什么还不能消灭他？为什么他来犯时我们不能抵御，而他撤退时我们亦不能截击，让他来去自如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实在太无用、太怯懦……不如从前。”“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现在并不是我们打不过敌人，而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的精神堕落，胆识太差，不研究，不上进，只知道做官，而忘却了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务。”“总之，我们各战区这几次战役以来，一般将领的精神、决心和意志，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在抗战开始的两年，大家都有拼战致胜的决心，有消灭敌人的志气，但到现在几乎完全消沉了。”〔６２〕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我们当初对敌的重要策略，就是尽量诱敌深入，使他战线延长、战区扩大，使敌人不能不到处布置兵力，而不敢随便抽调。但是他现在竟敢从各战区自由抽调兵力集中某一战区，来进攻我们某一点……暴露了我军战斗力量已低落到了极点！我们明知敌人现在要进攻我们一个地区，绝对没有新的兵力可以增加，只能从各战区东抽西调，集中起来，妄求一逞。而我们不能够乘虚抵隙，去攻击他，来粉碎他在我战区的活动。即如这次浙赣路的战事，就是如此。我们明明知道敌人用来进犯我们的兵力，完全是从各战区抽调而来，但我们各战区在他未抽调以先（前）既不能出击阻止，而在事后又不敢乘机攻破他的弱点。这就是由于我军士气之消沉与战意之缺乏，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对敌策略与作战能力毫无之表现。”〔63〕
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现在敌人以一个大队组成战斗单位，到处窜扰，而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有自己的人民来协助，对他这种小兵力的窜扰，竟不能做有效的打击，实在是莫大的耻辱……被人家讥笑我们军队兵员的名额，徒然有如天文台上的数字，而实际作战，毫无力量可言。”〔64〕蒋介石这些批评过头的话带有“恨铁不成钢”的成分，但无庸讳言，大多数“国军”的战斗力确实不如抗战前期了。蒋介石虽然看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军队战斗力下降的严重性，但他难以改变这种局面。
（三） 军 队 纪 律
除了官兵素质、武器装备及训练程度外，军队纪律的好坏，也是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说，军队纪律主要指战场纪律和群众纪律两方面。抗战时期的“国军”，虽然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并不相同，但从整体说，抗战前期军纪不好的部队较少，而抗战后期军纪败坏的部队则较多。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战场纪律方面，前后期的变化较小，而群众纪律方面，后期的变化较大。这是与高级将领抗战意志的衰退和军队腐败同步演变的。
在战场纪律方面，由于“国军”中存在着不同的派系，且各派系之间及与中央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除，所以从全面抗战开始之初，因怀有个人私心，不完全服从命令的高级将领即已有之。如第29军军长宋哲元，既未按中央的命令至保定指挥部指挥作战，也未按中央的指示集中兵力做好抗战的准备，致贻误战机，使平、津迅速失陷；又如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既拒不接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令其派部北上的命令，又不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中央令其防守津浦路的命令，不战而退，致日军不战而占领山东；再如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不积极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其侧击峄、枣及南下进攻日军的命令，俟蒋介石亲自下令方执行，致丧失有利时机，使台儿庄战斗虽胜而不能全歼残敌等。但总的来看，绝大多数部队能够坚决执行命令，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如参加淞沪会战的各部队，参加徐州会战的第22集团军、第20集团军及第59军等。
徐州会战后期，因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指挥有误，造成数十万大军匆匆突围，此后部队将领违纪的事件逐渐增多。如豫东作战时，第8军军长黄杰、第27军军长桂永清、第88师师长龙慕韩、第187师师长彭林生等均不执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命令，放弃防地，擅自逃走，致兰封、商丘等重要战略要点不经战斗即为日军占领。
这类违犯战场纪律的事件较多，蒋介石对此亦多次批评，如1938年11月，蒋介石曾指出武汉会战中沿江要塞失陷的原因：“马当与田家镇要塞司令官，及守备富池口的师长，都是弃职潜逃”。〔65〕1941年10月，蒋介石在指出一般将领的缺点时说：“我们一般将领目前最大的缺点：第一，就是怯懦……与敌接触，挨日退走，不知廉耻，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第二，就是虚伪：各级报告不确实，蒙蔽军情，欺骗上官。第三，就是贪污：走私营利，荒淫无度。”同时还举出了谎报军情的例子：“如这次第九战区湘北作战……军令部根据你们的报告，绘给我一张敌我全般态势图，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摆在侧面平江、金井一带。照这样的部署是很对的，我当时很放心。哪里知道事实完全相反，我们的主力，竟是完全分散在各地，甚至不知道部队的去向所在，而仅有一军在平江方面。这样你们的报告，还可作为依据吗？因为报告太不确实，以致判断错误。要不然，我们这一次决不会有这样的损失。”“部下骗上官，上官更骗他高级长官，如此层层虚伪，欺人自欺……那无论你有多大的武力，都要失败。”〔６６〕
至于与军纪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缺点，1942年9月蒋介石归纳出12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赌博；二是走私；三是运吸鸦片；四是勒索扰民；五是经营商业；六是加入帮会；七是军官带眷属住在部队附近；八是新兵殴打官长，中途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