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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日本也最早，而且作战时间也最长。仅从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军民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了8年零40天（如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则战斗了14年）。而美、英两国从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起，同日军战斗了3年又9个多月；苏联从1945年8月9日对日宣战开始，实际作战不过十几天。就作战规模而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和幅员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进行的，中国投入的兵力，最多时军队近500万人、民兵约200万人；日本投入的兵力，最多时日军近200万人、伪军约100余万人。双方使用总兵力高达1000万人。就消耗日本军事力量而言，8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杀伤、俘获的日军，据日本方面统计为261万余人，其中死亡人数为133万余人。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为4356万人。据国民党军方统计，向中国投降的日军为1283万余人。此外还消灭伪军213万余人（其中歼灭118万余人，投降95万余人）。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作战，据《马歇尔报告书》记载，使日军损失1247万人（包括在印、缅战场上美、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共同歼灭的16万余日军）。苏军在远东对日作战，据苏联统计，使日军损失约70万人（包括伤亡、俘降人数）。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损失的军队，占其损失总数的65％，对日本整个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打击最大。
尤其应当提出的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4年半内，中国独自抗击着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后来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盟国的美国和英国，在此期间基本上没有援助中国，而且竭力推行“绥靖政策”，甚至继续向日本出售日本最为缺乏的战略物资。苏联虽然曾经给中国以有力的援助，但要中国以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偿还其售予的武器装备。为避免两面作战，苏联在国际关系上也采取不干涉日本的“中立”立场。中国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粉碎了日本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南进”或“北进”基地的战略计划，迫使日本陷于“中国泥潭”而无法自拔。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其主要决策者们认为只需“对华一击”，就可以迫使中国屈服。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询问战争所需时间时，他说“一二个月足够了”。但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既未被消灭，中国政府也未屈服，依然坚持抗战；而敌后战场则愈战愈强，建立了大批抗日根据地，收复了大片国土。1938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在向至华北视察的日本天皇侍从武官所作的《情况报告》中说：“占领区内……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此时的日本，不仅在军事上遭到严重的挫折，战略进攻势头已成强弩之末，在经济上也逐渐陷入困境，国力开始下降，战略原料缺乏；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劳力、能源和粮食均感不足。1939年的军费支出已高达６１．５６亿日元，国防工业的生产计划已不能完成。当年冬，“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当年10月2日就任参谋次长的泽田茂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叙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依靠武力决战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其实，他的前任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也有与他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继续打下去对日本非常不利；即使打下武汉、广东，也不可能使中国屈服，而且“日本内部由于人心恶化，失业者发生生活问题，出现了反战思想，将更加陷入困境。”正是由于中国坚持抗战，使日本逐渐陷入“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从1938年12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3年时间里，日本连续更换了7次内阁（近卫文〔第一次〕、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近卫文〔第二、三次〕、东条英机），每次都不过半年时间。他们虽然不断地变换对华策略，并采取了战略轰炸、海上封锁、“三光政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等各种手段，但谁也未能扭转这种越陷越深的不利局面。冈村宁次认为：“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1939年7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在草拟结束战争的秘密方案中说：“如果今后仍然打下去，那将是徒劳的。要想通过这次事变一举全面解决中国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广大国民已显疲劳之色，久战必将生乱。”1939年12月25日，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大阪各界招待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国民政府还拥有军队240个师，另外还有游击队100万以上。如何解决此巨额军队，如何应付国内经济问题……都是棘手问题。1940年12月1日，日本天皇也已感到形势不妙，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实际上这时日本已经被中国的抗日战争拖到精疲力竭的边缘。正如战后日本人自己说的：“日本在败于美国的物质力量之前，早就已败给中国的民族主义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初期，日本投入的陆军仅10个师团又3个混成旅团，在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但在部署陆军35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和44个混成旅团（含关东军13个师团和24个混成旅团）的中国战场上，日军的形势却很不妙，日军的作战不仅没有“粉碎敌抗战企图”，反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吃了败仗。1942年5月9日，日本天皇质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不能设法解决中国事变吗？”就是这个五年前对日本天皇说打败中国“有一二个月足够了”的杉山元，这时已找不出挽回失败的办法，只好所答非所问地回答说“正在研究之中”。1943年，冈村宁次和重光葵对侵华战争已有共识：只有让步妥协，除此别无良策。据重光葵在战后所著《昭和的动乱》中记载，当时日本天皇迫切希望与中国尽快“恢复和平”，表示只要能维护国家的尊严，其他如海外领土等问题，不必多作考虑。1944年，中国敌后战场普遍发起了攻势作战，正面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亦在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进行了胜利的反攻作战；虽然这时侵华日军已发动了“1号作战”（豫、湘、桂会战），并在豫中获得了战役上的胜利，但日本天皇在听取了中国战场形势的调查报告和日本国内军需工业状况的“绝望报告”后，明白了日本在战略上已经迈进了失败的门槛，认为必须“定下决心，除要求媾和以外，别无他法”，遂于6月22日指示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关于结束战争的问题，要具体作好研究，努力实现这一目的。”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战后，日本国内少数人说什么“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日本在中国业已获胜”；中国也有极个别人持这种观点，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等。对这类荒谬的说法，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曾给予有力的驳斥。他指出：“诚然，日军在中国战场局部战役中屡屡取胜，但是它的整个战争的目的却全然没有实现。中国虽屡屡受挫于日军，饱尝‘三光政策’之苦，并且还出现了汪兆铭之流的投降派，可是它经受住了巨大牺牲及灾难的考验，实现了抗日的目的，即中国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者，而日本则是败者。其次，从狭义的军事上讲，自1943年以后，日军在华北不断遭到中方的迎头痛击，至1945年，则彻底陷于被动局面。”他还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美国和英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美国投掷原子弹，以及苏联出兵东北进攻日军，对战胜日本法西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无条件投降。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日本在投降之前，其主要军事力量已在中国消耗大半，仅在中国战死的将军，即有海军大将大角岑生、陆军中将田攻（死后追晋上将）、阿部规秀等96人，并且耗尽了国力，经济上已经崩溃。再听听美国人是怎样说的：“即使不投原子弹，即使俄国不参战，即使不制订进攻的计划，日本也是会投降的。”再听一听日本人是怎样说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1937年夏日中全面战争爆发时，有谁能预料到弱国的中国竟能以帝国主义的日本为敌，将八年抗战坚持到底呢？但是，中国的抗战，成为将日本引入通向泥潭之路，继而又引发日美、日英战争，最后成为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决定性力量。”也有人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十四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付出沉重代价而取得胜利的中国，我们更有充分理由，并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军民自始至终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中坚力量，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战胜日本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部分：绪论
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北进计划
欧洲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而苏联则是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要力量。苏联在德苏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依靠苏联军民自身的英勇战斗，但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支援也功不可没。中国的抗日战争就给予了有力的援助。
日本法西斯对苏联的仇视是由来已久的，日本陆军一向以苏联为进攻目标。日本参谋本部早在1933年就制订了对苏作战的计划，只是由于苏军在远东地区加强了战备，加之中国东北抗日武装坚持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使日本关东军穷于应付，才被迫暂时停止该计划的实施。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主要力量倾注于中国方面，更加无力实施其“北进”计划。
1938年6月间，日本首相近卫文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在其秘密报告中说：“对于苏联，由于它和我国有着严重的对立关系……我国为了稳定东亚并推行我国的大陆政策，对苏联的防备当然一天也不应该放松。但是，目前的重要事情是，我国正倾注全力设法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由于当前这样的事实，不应在对苏关系上分配超过必要程度的力量……我国至少要排除采取攻击的态度，命令前线部队竭力慎重。”当年7月间发生张鼓峰事件，日本“鉴于中国事变，尚未解决，为避免扩大事态，中央统帅部禁止越过边境线进击，并不准使用航空部队”，“日军不能实施攻势作战，不得不进行专守防御，因此，战斗相当艰苦，伤亡不断增加，陷入进退维谷的状态”。当张鼓峰前线日军向东京告急、要求运送反坦克弹药时，日本陆军省因生产的弹药都已分配给进行武汉会战的日军而无法供应。
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接见正在德国活动的日本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时明确提出“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告德驻日大使奥托：“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日本政界头目中不少人跃跃欲试。1941年6月下旬，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日本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协同德军夹击苏联。日本关东军则调兵遣将，兵力由原来的30万人猛增至70万人，并于7月中旬举行“特别大演习”，准备北犯。然而，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等竭力反对。东条认为不能置中国事变于不顾，必须继续解决；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正用于中国，再北进对苏开战，办不到。最后于7月2日在御前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当前的中国事变”；只能“在德苏战争的演变对帝国有利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此后，日本当局多次欲乘苏联之危兴兵北犯，无奈力不从心，只得作罢。
对日本法西斯的“北进”企图，苏联是十分警惕的。“七七”事变前夕，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一方面“向中国政府声明，它将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支援中国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