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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敌后根据地、不靠上级发饷等内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敌后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的坚持和发展，都是为了战胜敌人，都是符合总的战略方针和《抗战建国纲领》的。
必须指出的是：蒋介石虽然在第二期抗战中认识并强调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意义，但他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在敌后游击战中发展壮大，更不愿广大敌后地区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他留在或派至敌后的，本来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但这些部队脱离群众，经不起日军扫荡和艰苦环境的煎熬，到了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不少部队，如第24集团军庞炳勋部、第39集团军孙良诚部、新编第5军孙殿英部、鲁苏战区游击纵队李长江部等投降了日军，变成伪军，不但未能取得游击战的预期效果，反而增加了敌后战场的压力。真正贯彻总的战略方针、坚持敌后、完成了抗日游击战争伟大战略任务的，主要还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敌后抗日武装。至于敌后战场成为解放区，则是由于1927年以来历史延续和其他政治、经济等原因造成的。
第一部分：绪论
两个战场的互相配合
在八年抗战中，随着敌军的进攻及其占领区的扩大，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位置和分界线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正面战场逐步南移，敌后战场不断扩大。但在1938年10月至1944年春约五年半的长时期内，两个战场的位置和分界线是相对稳定的。
以1938年10月为基准，两个战场的分界线（亦即日军占领线的前沿）由北而南而东的大致走向是：包头—黄河—风陵渡—黄河—开封—合肥—安庆—信阳—武汉—岳州—九江—芜湖—杭州。在此线以南以西的地区为正面战场，以北以东的地区为敌后战场。此外，日军还占有珠江三角洲、厦门等地区。1939年到1940年，日军又将其占领线由九江延伸到南昌，由武汉延伸到宜昌；在华南又占领了海南岛和广西沿海部分地区。粗略计算一下，两个战场的分界线蜿蜒达4000多公里，敌后战场面积达120万平方公里以上（东北未计算在内）。
从这个态势中可以看出：第一，两个战场之间被日军的占领线所阻隔，敌后战场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敌人的深远后方，因而它和正面战场只能作远距离的战略上的配合；第二，日军占领线与正面战场相对峙，这条对峙线也就是正面战场的作战线，正面部队的作战都在这条线附近进行，因而在靠近正面战场作战线地区担任游击的敌后部队也可以和正面战场作一些近距离的战役上的配合。
战略配合是两个战场之间基本的、经常的配合形式。主要表现为各自实施相对独立的作战，牵制、打击和消耗当面日军，使日军处于我两个战场的包围夹击之中，更加暴露其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使之顾此失彼、无法机动，以此减轻各战场承受的压力，达到互相支援、共同完成持久战战略方针之目的，并以此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壮大自己，准备反攻。
在1938年底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日军在华北（含山东）经常配置9个师团另10个独立旅团左右的兵力，基本上都用于对付我敌后游击战，只有很小一部用于正面对峙；在华东、华中经常配置12个师团另6个旅团左右的兵力，其中大部用于正面对峙和作战，一部用于对付我敌后游击战；在华南经常配置3个师团的兵力，主要用于正面对峙。日军的这些兵力，被我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紧紧吸住，动弹不得，捉襟见肘。1942年夏，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为配合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曾拟定了攻略西安的作战计划（代号为“5号作战”），准备抽出4个师团，再请求大本营增调2个师团，遂行此项任务，预想一直前出到川北广元一带，作为进攻重庆的第一步。该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还率领幕僚飞往秦岭、大巴山上空进行侦察，日军参谋本部也原则同意此计划，各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但最后还是因为兵力不足，怕延误华北“治安”，不得不撤销此计划。这种情况，正是我两大战场互相作用、在战略上配合的结果。这种配合贯彻于战争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抗日联军也起了战略配合的作用）。
台湾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一书，在评论1939年初的情况时说：“日军作战地域配置之兵力，仅为10个师团、4个旅团，约为其在治安地域兵力之半数，实无法发动大规模之攻势。更可见日军必需留置大兵力以制压中国游击部队，以力求确保治安地域之安定。”毛泽东于1938年1月在分析八路军一年半的战争所取得的巨大战绩的原因时说：“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还有一种配合兼有战略和战役的两重意义。如鲁南（台儿庄）及徐州会战时，华北五省的游击部队对津浦、平汉路和敌后地区的多途奔袭；武汉会战时，留在华北的部队（含第18集团军）频繁袭击山西、河北的日军，破坏铁路，使其华北方面军始终不能如其大本营所要求的越过黄河向郑州攻击；第三战区部队（含新四军）袭击溯长江两岸西进的日军，阻滞其交通运输等等。这些游击战，既有一般牵制敌军的作用，又是为直接配合正面部队的战役作战而发动的，故兼有战略和战役的两重意义。1940年夏秋，当日军攻占宜昌、大规模轰炸重庆、封锁滇缅路、断绝中国海外交通，并扬言要进攻西安时，第18集团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也兼有战略和战役的两重配合作用。蒋介石曾致电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给予嘉奖，并令第一、二战区其他各军积极行动，互相策应。
再一种配合则是直接的战役配合。这只能在两大战场较为靠近的地区进行。如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在邻近地区担任游击的部队和群众武装积极破坏敌之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从翼侧和后方袭击南进之敌；又如1941年5月晋南会战（也称“中条山会战”）时，第18集团军在晋东南的配合等。
总之，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间，日军虽加阻隔，但却割不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两大战场是完整的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作战地域。它们在统一的战略之下，既有远距离的战略上的配合（这是基本的、经常的配合形式），又有近距离的战役上的配合（这是具有明确目标的、直接的配合形式）。这些配合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忽略，更不能被抹杀。
第一部分：绪论
两个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研究两个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个问题时，应该从抗日战争的全局和全过程各方面着眼，不应只从某一局部或一时着眼。
正面战场担负着较大规模的正规战任务，抗击敌人的较大规模进攻。在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共进行22次会战，一部分为反击战。正面作战线虽然从华北、华东一直撤退到华南和西南，后撤几千公里，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但这是制定“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方针时所估计到了的（毛泽东曾估计日军攻占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南昌、长沙、宜昌、福州、梧州等地时才能停止战略进攻），达到了分散敌之兵力、消耗与迟滞敌人、掩护大后方等战略目的。
敌后战场担负着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游击战争的任务。由于与正面战场相隔甚远，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的深远后方，在被敌人严密封锁和疯狂“扫荡”的状态下进行，游击队常常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生存与作战极其困难。但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干的敌后抗日部队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深入虎穴，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猛烈的游击战争，8年间共进行大小战斗１２５１６５次，使敌人如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收复失地近100万平方公里，解救同胞近1亿人口，粉碎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圆满完成了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任务。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白崇禧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段话，可谓知兵之谈、公允之谈。
在8年的浴血奋战中，正面战场部队伤亡320多万人，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伤亡58万多人。（正面战场部队较多。《抗日御侮》一书说，1943年中国军队总数达650万人，敌后战场部队在抗战末期约达到100万人。）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尽忠报国，他们的血同洒在捍卫民族生存的神圣而崇高的正义之战中。他们的爱国精神都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
由于中国坚持抵抗，日军不得不逐次增加其侵华兵力。据日方资料，日本平时常备军有17个师团，发动侵华战争后一再动员，到1938年底达到34个师团。其中23个师团用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如加上关东军的8个师团，则共有31个师团用于中国。1939年，日军侵华兵力达到其最高点，为85万人（不含关东军），以后几年减少到70万以下；1944年至1945年，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又增加兵力，1945年春夏达到118万人。从8年的全过程来看，日军在1938年10月以前的战略进攻和1944年4月以后的第二次战略进攻期间，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较多；中间的5年为战略保守期，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较多（另有几十万伪军在敌后战场）。所以两个战场牵制的敌军兵力是大体相当的。如果少了任何一个战场，日军就可以把多一倍的兵力投向另一个战场。那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所以综观中国的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犹如人的左右臂各司其能，共策全功，缺一不可。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说：“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这段话，对统一的中国抗战中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十分清楚。
为了充分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说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我们不妨再引用一些日本方面的资料。日本是中国抗战的直接敌国，它对于如何征服中国，自有其通盘一贯的打算，重庆也罢，延安也罢，正面战场也罢，敌后战场也罢，都在它的一揽子考虑之中。现在，日本已公布了大量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文件资料，这些文件资料是我们研究和总结中国抗战的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佐证。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它原以为这致命的一击肯定会使中国屈膝求饶，但它的妄想落空了。1938年10月，它又攻占了在地理上处于中枢位置，在政治、经济、交通上堪称当时中国心脏的武汉，同时又攻占了中国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广州，但它想置中国于死地的打算又告落空。速战速决已不可能，它不得不面对最伤脑筋的战争持久化。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其中说：“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从这个命令开始，大本营把侵华日军的任务区别为确保治安和进行作战两种。
同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制订《对华处理办法》，作更为具体的部署。《办法》说：“为了对付长期作战，当将以前的对华处理办法明确修改”：
一、 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
二、 治安地区大体包括从包头连接黄河下游、新黄河、庐州（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为了在上列治安地区，特别是其中重要地区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的，当固定配备相当的兵力，并努力实现长期自给的局面……确保主要交通线……
三、 除上述以外的占领地区，则为作战地区。在武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