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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三儿的眼里，这一天和平常日子没什么两样，不过是街上热闹点儿，这也不奇怪，不是刚刚“破五”吗？这个年还没过去呢。要是有人告诉他，北平城从今天起改朝换代了，他准不信。
不管文三儿信不信，一个新时代的确到来了。
注释：①军统特训班始办于一九三八年，地点在湖南临澧，故简称临训班。一九三九年底，迁至贵州息烽继续办第三期，简称息训班。最初军统称这个班为军委会特训班，戴笠想把这个班纳入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作为该校的一部分，但未获准。最后由蒋介石决定，划入中央警官学校范围，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政治警察训练班”，简称特警班。但军统内部仍沿用特训班，并冠以所在地区名称以资区别。如临训班、黔训班、息训班、渝训班、兰训班等等，其中临训班和息训班的毕业学员在军统内部形成很大的势力。
②“密裁”为军统内部的密语，意为秘密处决和暗杀。
③北京老百姓俗称的前门楼子实际上是正阳门的箭楼，在正阳门之前，护城河以北。
④出自纳兰性德词《南歌子。古戍》，此句反映出作者的天命观，谓之古今兴亡之事为天命也，表达出作者厌于世事纷争的心境。
⑤出自纳兰性德词《于中好》。
⑥金条的俗称，按重量区分有“大黄鱼”和“小黄鱼”之称。
⑦“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臧文仲曰：“宋其兴乎！汤、禹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后世史家认为此语表达了一种历史的周期律——长久勃兴者少，迅速亡忽者多。
⑧北方人称大年初五为“破五”，按北方风俗这一天应该吃饺子。
⑨逛厂甸儿，曾是北京人过年的旧风俗。每年春节期间，从和平门顺南新华街直到虎坊桥十字路口，路两侧搭满临时的草席暖棚，京城商家云集此处，游人如潮，是北京人过年的一个重要去处。
第二十六章
徐金戈走出监狱时已经是一九七五年了，从一九五○年被捕算起，他在监狱里整整度过了二十五年，这一年他五十五岁。
他还记得被捕的那天，是全城统一行动的，抓捕对象是旧政权的军、警、宪、特人员。其实“肃反”运动刚刚开始时，徐金戈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就凭他保密局中校军官的身份，再加上中共地下党员罗梦云的死和他有直接的关系，共产党不会轻饶他。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徐金戈就认命了，干特工这行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能活到今天已经是白赚了，徐金戈知足。
多亏了方景林，如果不是他为徐金戈作证，徐金戈活不过“肃反”这一关。应该承认，方景林还是很念旧情的，为了使徐金戈能免于死刑，他做了不少工作，最终他提出的三点理由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重视：第一，徐金戈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一些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第二，在中共地下党员方景林身份暴露的情况下，徐金戈没有采取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挽救了方景林的生命；还有一点，徐金戈在北平尚未解放时主动与中共北平城工部联系，按政策应算起义人员，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有一定的贡献。
办案人员承认了前两点理由，否决了第三点，他们认为，徐金戈的起义是被迫的，当时解放军大兵压境，国民党军如惊弓之鸟，他徐金戈不起义就只有死路一条，这算不上什么贡献，反而有投机革命之嫌。
徐金戈最终被从宽判处了无期徒刑，一条命算是保了下来，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方景林为徐金戈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对此，徐金戈是领情的。
徐金戈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五年。一九五九年，国家宣布对部分前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监狱里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谁知这次特赦并不包括原国民党中下级官员，只是在原国军高级将领中选择了部分确有认罪表现的人实施特赦。大家空喜欢一场，免不了要发些牢骚。
“照理说，官儿越大罪过越大，怎么把大官儿倒放了，官儿小的就该把牢底坐穿？”
监狱管教人员也向大家做工作：“别着急，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这不是刚刚开始吗？只要你们改造得好，人人都有机会。”
囚犯们终于安下心来，继续改造，等着吧，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的。这一等又是七年，到了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大家谁也不盼着出狱了。事情是明摆着的，外边已经闹翻了天，到处在抄家打人，别说是他们这些真正的“五类分子”，就是共产党的高官、大学教授、京剧名角、艺术家大部分也被打翻在地。这时囚犯们才擦着冷汗庆幸道：“老天爷，还是共产党心疼咱，要是五九年就把弟兄们‘赦’出去，这会儿恐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喽，还是监狱好，简直是个保险箱，得，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打死也不出去了，就在监狱里养老吧。”
徐金戈父母死得早，在外面没有任何亲属，他早已心如古井，对自己的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也从来不做重返社会的美梦，在漫长的二十五年监狱生活中，他有很多次机会越狱逃走，那时他还年轻，凭他受过的训练，逃出这座监狱似乎不算难事，但他放弃了这些机会，逃出去了又怎么样？偌大的一个中国，哪里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最终逃到了台湾又怎么样？国民党会如何对待这个“投敌”人员？就是徐金戈自己也早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心，他厌恶这个政权。
一九七五年，根据人大常委会决议，国家决定释放全部在押原国民党县团级军政人员，徐金戈正好够上线，他在原国军中军衔为中校，理所当然属于“县团级”。
徐金戈出狱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徐金戈由统战部门安排了工作，考虑到他少年时读过旧式私塾，自然熟悉古文，他被安排到区文化馆“工农兵学哲学小组”任古文翻译，工作还算清闲。
一日徐金戈路过前门大街路东的鲜鱼口，他记忆中当年鲜鱼口里有个老字号的兴华池澡堂，早年他曾在这个澡堂洗过澡，算起来得有三十年了，徐金戈决定进去看看那个记忆中的老澡堂还在不在。
徐金戈记得当年鲜鱼口最热闹的地方是个小小的十字路口，路北依次是专卖炒肝的天兴居、兴华池澡堂、便宜坊烤鸭店、天成斋鞋店，路南依次是联友照相馆、黑猴百货店和马聚源帽店。这都是他当年常去的地方。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华乐戏院、正明斋饽饽铺和长春堂药店。
徐金戈记得抗战胜利那年，他陪乔家才站长在华乐戏院看过京戏《挑滑车》……眼前的一切都已残破不堪，当年的华乐戏院倒是还在，名字却改成了“大众剧院”，幸好兴华池澡堂还没有拆，居然还在营业，徐金戈走进澡堂买了张澡票，这是个星期一的下午，澡堂里顾客很少，他冲了淋浴便在卧榻上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他被一阵喧哗声吵醒，徐金戈抬起头看了看，见存衣柜的另一侧有几个老人在大声说笑，这些老人看样子都有六七十岁了，从他们在公共场所肆无忌惮大声吵闹的行为上看，应该属于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徐金戈翻了个身，想再睡一会儿却睡不着了，这几个老人的嗓门实在太大，他们好像在议论“文革”中的一些事。
“我说，满世的抄家那年应该算民国多少年呀？我一算这个就犯晕，脑袋里老想着民国历。”
“我看出来了，您脑袋瓜儿里尽是糨子，抄家是六六年，要按早先的民国历算，应该是民国五十五年。”
“对，就是那年，老哥儿几个还记得吧？那年热闹呀，我从虎坊桥蹬着车奔天桥去，这一路上就没消停，到处都在抄家，砸东西，这么高，这么粗一咸菜坛子愣从四楼扔下来，‘咣’一声砸马路牙子上啦，咸菜汤溅出好几丈远，当时我还纳闷，谁呀？这不抽风吗？您抄家就抄家吧，干吗跟咸菜坛子过不去？好嘛，下午我给‘全聚德’送货，一瞅可了不得，红卫兵愣把‘全聚德’招牌给卸下来扔火里烧啦，敢情那仨字是锡做的，一进火里就化了，‘全聚德’的经理正撅着屁股让人斗得七荤八素找不着北，红卫兵在一边儿数落着，烤鸭是劳动人民吃的吗？你们怎么专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管事儿的厨子点头哈腰地问红卫兵，小将，小将，您下指示，明儿个我们卖点儿什么好？红卫兵说，打明儿个起卖窝头吧，您猜怎么着，第二天‘全聚德’还真卖上窝头了，三分钱一个，窝头蒸得又大又暄，到底是名饭庄，窝头蒸得都比别处地道，‘全聚德’什么时候这么红火过？那长队排的，都排到前门楼子了……”
“扯淡，这也算排队？我告诉你，民国三十四年夏天我那辆洋车出毛病了，修车铺说得三天才能修好，我心说了，那我这三天的饭辙怎么办？总不能拿根绳儿把嘴扎起来吧？咱得想辙呀，第二天我就在六部口支摊儿卖上酸梅汤了，俩大子儿一勺，街上的人一瞅见我呼啦一下子就围上来，我左一勺右一勺，左一勺右一勺……只管低头舀汤，等锅见了底，我抬头一瞧吓了一跳，您猜怎么着？这大队排的，从六部口排到西四牌楼了……”
几个老人大笑起来，一个没了牙说话漏风的老头儿笑骂道：“你就吹吧，站在六部口怎么就看见西四牌楼啦？到西单路口就得朝北拐了，你那眼神儿也能拐弯儿？”
这时一个胖老头儿下身围着毛巾从热气腾腾的浴池间里出来，朝几个老人打招呼：“哎哟，老哥儿几个，有日子没见了，今儿个可得好好聊聊。”
“这不是老车轴吗？我瞧您最近好像瘦了，怎么回事儿？”
胖老头儿笑呵呵地摆手道：“别提啦，说出来让哥儿几个笑话，家丑啊，不提啦，不提啦……”
“不行，不行，您得说说，哥儿几个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老嫂子给您气受啦？”
“这她倒不敢，咱在家好歹是一家之主，回了家是横草不拿，四仰八叉往那儿一躺，老婆子上赶着给我捶腿，好吃好喝伺候着，要说日子过得也算舒坦，就是有一样，一到晚上睡觉我就犯愁，说出来让哥儿几个笑话，我家老婆子总拉我干那个，我说我不行了，我都多大岁数啦？孙子都有了，再干那个可有点儿为老不尊，可老婆子不干，愣是跪下来求我，我他妈……一怒之下，一脚就把老婆子从床上给踹下去啦……”
“等会儿，等会儿，我说老车轴啊，咱老嫂子今年多大岁数？”
“嘿嘿！不好意思，比我小一岁，今年七十九啦。”
老头儿们哄笑起来，徐金戈这才听出来，他们是在寻开心，那胖老头儿走路都颤颤巍巍的，他老伴儿恐怕也是这般光景了，哪还有劲头儿干这个？徐金戈半合着眼，仔细听着老人们的调侃，他第一次感到纯正北京话的鲜活，也只有北京的底层社会才能保持这种方言的鲜活和生动。
胖老头儿突然大惊小怪地喊：“哟嗬，这不是文爷吗？您可是半天没言语了，今儿个是怎么啦？每回见面就属您话多，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话痨儿’呢。”
“不着急，我算看出来了，老哥儿几个哪是来洗澡的？是来舒坦嘴的，不让你们说舒坦够了行吗？要是文爷我一开口，还有你们插嘴的份儿？”
“得嘞，文爷，您只管说您的，今儿个有的是时间，对了，上次您说六六年有个红卫兵头儿拎着酒来看您，说是请文爷出山，想摆平什么人，有这事儿吧？上次我听了这么一耳朵就没下文了，这回您接着说。”
“嘿，还记着这事儿哪？那我就给你们来一段儿，那年红卫兵先是抄家、砸东西，后来该抄的抄了，该砸的砸了，又没得玩啦，又琢磨着揍小流氓了，这下子揍出点儿麻烦来，西单那边有几个小子，让红卫兵追得走投无路，都跑到宣武门教堂的二楼上，拿着菜刀和棍子守在楼梯口，专等红卫兵，上来一个收拾一个，瞅这架势是要玩命了，红卫兵把教堂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可谁也不敢上去，那红卫兵头儿没了主意，跟手下人说，去！打听一下，西城这一片儿谁说了算？当时有人说了，这还用问？文爷呗，这事儿还非得搬文爷不可，要不然派出所警察来了也没戏，就这么着，那红卫兵头儿拎了两瓶‘二锅头’，两条‘大前门’，还有俩点心匣子，死说活说求我出山，咱收了人家东西，总不能黑不提白不提吧，再者说，连毛主席都给红卫兵戳着，文爷我怎么说也得意思意思吧？那天我穿了一条练功用的灯笼裤，腰上扎一条三寸宽的板带，脚上穿一双‘踢死牛’，上身光着板儿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