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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村民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眼界拓宽，需要提高自己在社区内的生活质量，这就需要兴办一些公益事业，如村庄绿化、公共卫生、敬老院、住宅规划、社会治安等，完成这些事业亦需要一个公共组织出面。
总之，村庄在与外部世界发生频繁交往，从内向的聚居单位向外向的集体行动组织转变的过程中，各种需要促成了村庄共同体，而由扩大对外参与产生的集体行动需要，也是村庄共同体形成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可算作第二个要素。
那么，要实现上述几个方面的集体合作，单靠固定边界内个人水平上的人际联系（当然，复杂的也会发展成家族、姻亲、世交之类）是不够的。集体合作需要一个组织者，村级公共权力组织是村庄共同体的第三个要素。
在现代化运动开始之前，村庄内也有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形式，如家族组织、祭祀组织、生产互助组织，但他们承担的职能更多的是组织村内某一方面的协作，还不具备对外交往的能力，而且，其权力往往不能覆盖全村范围，而是村内有大小不同的几个类似组织同时存在。现代化运动以来，由国家主持设立的村级公共权力组织则具有了更为全面的职能，也第一次将其管理范围扩展到全村。这就是行政村的产生。村级公共权力组织由于具有收取税费的权力，开始成为一级准财政组织，加上国家行政力量的支持，其能力空前扩展。这样，村级公共权力组织就成为村民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和落实者。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有合格的公共权力行使者实际组织村庄集体行动。还有，怎样使自己具有足够的合法性，以便产生足够的动员能力，将村民组织到全村范围的集体行动中来。
先说前者。合格的公共权力行使者，也就是合格的管理精英。要形成有效的村庄集体行动，必须要形成村民对参与村庄集体行动必要性的认识，也就是村民能认识到参与集体行动能增加个人收益。但是集体行动往往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不是以谋取特定的个别利益为目的。如果这样，也很难吸引多数村民的参与，因为村民参与集体行动就是希望能分享集体行动带来的公共利益。对于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村庄管理精英来说，必须能够为村民找到那可以涵盖多数村民个别利益的公共利益，并向村民宣传，赢得村民的认同并组织村民以合作的方式投入行动；在收益达成后，要对村民进行公正的分配。这一过程对村庄精英的要求就是：一要有发现公共利益的能力，这要求村庄精英必须有胆识，有气魄，有长远眼光；二要出面宣传公共利益，使村民相信集体行动能增进个体利益，这要求精英必须有相当的表达能力，善于说服人或者压服人；三要组织集体行动，精英因此须具备出众的组织才干，有指挥众人协调矛盾的本领；四要公正分配利益，这就要求精英要有好品德，不贪图个人私利，也不有意偏袒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这样的管理精英是村庄形成共同体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很多村庄之所以一盘散沙或严重分立，就是因为村庄没有能够代表并实现公益的管理精英，或者精英之间出于个人和小集团的狭隘利益而互相争斗。
但是也有一些村庄可能是因为没有形成可观的公共利益的基础，没有管理精英作为的舞台，从而也无管理精英出面团结众人，村庄缺乏凝聚力。要形成村庄的公共利益，需要村庄具有一定的集体经济和固定资产的基础。前述的土地集体所有是村庄集体经济的基础。还有一些村庄，通过发展村办企业或通过全体村民股份合作的形式发展二、三产业，壮大了集体财产。有了一定的集体财产，也就有了围绕这份公共财产的村民个别利益，和如何使用集体财产和分配集体收益的问题。这时，管理精英会感到从中能获得社会声望，赢得舆论好评，村民也会觉得必须选择一个合格的村庄管理精英来增进并分配公益。这样，管理精英与民众的结合社会催生出一个有自主意识和能力的村庄共同体。所以，村民共同的财产和收益是共同体成立的第四个要素。
但是，使得村庄管理精英和公共权力组织者，能够有效组织集体行动的最根本力量还在于村民。有村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村庄集体行动才能推行。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首要动机是增进个人利益。村民提出这种目的并确信能够实现，首先意味着他对村庄未来的稳定预期，未来的村庄仍是他所期望的生存之地，自己的未来将建立在村庄的繁荣之上。二是他想在村庄内赢得自己的面子和地位。村民将自己的生存价值和生活的意义维系在村内，村庄是他们想享有尊重和荣耀的最重要的场合，由此，他们才对自己准备长远生活的村庄提出期待、做出贡献。三是他确信自己和其他普通村民能够一起有效约束村庄精英谋取私利的劣行。这种确信来自村内发达的舆论评价系统，他关心公共事务的运作，敢于提出自己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和别的村民的评价汇集在一起，是村内谁也逃避不了的力量。管理精英是否称职、能否完成他的承诺，离不开村庄舆论的监控。村民的上面这三种意识是全体村民都拥有的，而且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因而构成了一种集体意识。即全体村民共享的对村庄未来的稳定预期，对村内人生价值实现的珍视和对村内舆论评价标准及其力量的确信，我们可以称为村庄共同意识。这种共同意识是村庄共同体构成的最重要要素，也是村庄共同体形成的最终标志。这是一个村庄共同体的魂魄，今天，我们看到这种魂魄在很多村庄中丧失，而这可能恰好是农村危机的一个深层原因。
用边界、交往、组织、精英、财产和共同意识来概括村庄共同体的要素，其实也就蕴涵了怎样才能形成村庄共同体。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现代化运动以来，村庄所经历的共同体形成的过程。
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村庄开始经历来自外界的剧烈冲击之时，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时期的村庄能够完整地拥有以上说的六个要素，只是某个时期拥有的要素要多一些，另外，不同地域的村庄享有的要素条件也不同。可以说，没有一个理想的村庄共同体模型的现实版本。正是因为有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村庄共同体构成要素的差异，也才有了我们总体上能够讲述的村庄共同体命运的变迁。
历史我们暂时不谈，目前转型期的村庄是不是一个稳定有力的共同体呢？目前称为村的已是人民公社时代行政村演变而来的村民群体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多数村民委员会包含不止一个自然村，村庄公共权力由全体村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我们从影响村庄最大的几种力量来看村委会的村庄共同体现状。
对转型期村庄冲击很大的是村庄边界的开放。村庄的边界大多继承了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的边界，但近年来，多种因素使村庄边界不断模糊或变动。一是城镇化使村庄与村庄、村庄与城市之间的自然边界日益接近，甚至相互交叉。在一些高度城镇化的农村，十几甚至二十几个村已连成一片，城市郊区则已逐渐和城市融为一体。二是各地为减少农民负担，推动经济发展，进行村庄合并，富村并穷村，大村并小村，或几个小村合成一个大村。前一种情况下，村庄自然边界虽不清晰了，但社会边界仍能保持一定，而后者则完全打乱了村庄边界。这都给村庄成员资格认定和权利分配带来了矛盾。一些城镇化的村庄由于有来自城市的强大经济优势和先进生活方式的吸引，已丧失对村民的向心力，村庄处在分裂和解体之中。那些合并了的村庄，由于村庄规模的增大，村庄集体行动的动员成本增大，原属不同村庄的村民在利益和文化上的矛盾加大了村庄进行整合形成新的共同体的难度。
胡适与两上世界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
■ 谢 泳
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万维读者网“教育与学术”专栏上，有刘正山的文帖说“列举一些知名的华裔学者，算是一个排名”。
刘正山列出了六个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这六个人是目前人们知道的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经济学家。他们的排名是：
（1）刘大中（1914~1975），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惟一一位华裔学者。1955~197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曾参与众多重要计量经济模型的创建。他去世之后，库兹涅兹（197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专门撰写一篇长达16页的文章纪念他。
（2）蒋硕杰（1918~），先后在美国、台湾等地多所大学和单位工作。对台湾经济改革贡献极大。他是惟一一位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的华裔经济学家。
（3）邹至庄（1929~），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是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贡献是“邹氏测试”（Chow…test），是研究耐用品需求函数的先驱。1989年，美国的《教育经济学报》（JournM of EconomicEducmion）“全球经济学家排行榜”上，他名列第28位，是华裔经济学家中排名最高的。在1993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俱乐部”评选的〃29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中，他是惟一上榜的华裔学者，排名第八。
（4）张五常（1935~）。他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成就是不容忽略的。刘正山说：“我们应该看真正的权威人士对张五常学问的评论，而不应该只看国内几个尽管有点名气，但实际上毫无学术建树的人的评价。比如应该看弗里德曼、阿尔钦、科斯、贝克尔等对张五常的评价……在经济学上，贡献最大的要算经济思想，其次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而张五常是极少数的对经济学思想很有贡献的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中，有很多是仅在技术方面有贡献的，当然没法同张比。”
（5）黄有光（1942~），现在澳大利亚工作。贡献主要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与微观经济学的某些方面（包括俱乐部理论、资本论、消费者选择）。近年来，他又提出一种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的均衡经济分析方
（6）杨小凯，现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多所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他的主要贡献是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据有关资料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尽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存在几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是，其意义不容忽视。
看到这个排名，引起了我的一些感想。这六位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大陆完成的，我比较熟悉刘大中、蒋硕杰和杨小凯的经历。他们先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离开了中国大陆，台湾的经济起飞，刘大中和蒋硕杰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台湾的税制改革就是刘大中设计的。要知道，在这个排名中最前面的两个经济学家，当年都是清华的少壮教授。清华现在不是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吗？如果他们两位可算是清华人的话，那半个多世纪前，清华就是世界一流了，因为有刘大中和蒋硕杰。那时，他们一个34岁，一个只有30岁。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吴景超从官场退出来，重回清华社会学系执教。他参预了《新路》杂志的工作。当时较能集中反映大学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认识的，以《新路》最有代表性。这本杂志和它所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基本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但从学术的角度观察，这些教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参考作用。我去年曾在《万象》杂志上，专门介绍过这本杂志的主要情况。刘大中当时是这本杂志的经济专栏编辑。蒋硕杰是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当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今后的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那时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社会公正有好感，但对于苏联的社会制度，他们却敏锐地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他们虽然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社会公正有相当程度上的认同，但对于苏联缺少个人自由的现实也做了保留。
吴景超在《论经济自由》一文中就说过：“经济自由的享受，美国人民大于苏联。这种情形，与财产的私有或公有的关系很少，而与计划经济的关系却很大。我很相信，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根本上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