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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洛平著
引 言
第一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上）
一、远离祖国的生命出发
二、殖民统治下的忧患童年
三、游学东京的热血男儿
四、时代前沿的革命伴侣
五、登台亮相的文坛健将
六、首阳农园的抗争“隐士”
第二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下）
一、战后重建的文化先锋
二、动荡时局中的和平使者
三、绿岛铁窗的无罪囚徒
四、东海花园的大地园丁
第三章 时代剪影：杨逵与文学同好
一、杨逵与赖和：亦父亦兄亦文友
二、杨逵与入田春彦：生命相托知己情
三、杨逵与大陆文坛：“鲁迅情结”“胡风缘”
四、杨逵与徐复观：真人真话真文章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一、1935：《台湾新文学》的独立品格
二、1945：《一阳周报》与三民主义理想
三、1946：《和平日报》副刊及其编辑出版活动
四、1947：《文化交流》与“中国文艺丛书”
五、1948：《台湾文学丛刊》与《台湾力行报》副刊
第五章 文艺批评：杨逵的理论战场
一、文学理念：写实的、大众的、草根的文学
二、文学评论：从文学标准到批评实践
三、文学论争之一：关于“粪便现实主义”
四、文学论争之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重建
第六章 小说世界：以文学见证历史
一、主题形态：殖民地创伤与抗争精神
二、形象塑造：殖民地台湾的人物画廊
三、风格呈现：写实主义的叙事方式
第七章 戏剧天地：以舞台演绎人生
一、戏剧生涯：与戏结缘的另一种人生
二、戏剧理想：打入民间与提升新剧
三、戏剧风貌：多音交响的舞台世界
第八章 绿岛言说：以生命倾诉心语
一、绿岛家书：黑暗中发出的爱与热
二、绿岛诗文：囹圄里放飞的情与思
结语
附录：杨逵文学活动年表
参考书目
后记
《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引言
时光的流逝，会带走许多人、事和岁月。然而有一些人，时代或许可以忘却他一时，却永远带不走他，因为他与历史同在，他的生命沉淀在历史深层。或者说，他本身就构成和见证了某段历史。
而杨逵，他所经历的风雨人生、世事沧桑，特别是那种时代弄潮儿的生命履历，这一切所映现的，正是台湾由日据时期——光复初期——戒严年代的一幕幕社会历史影像。
——走进杨逵的世界，你就走进了一部20世纪台湾的历史。
社会的变迁，世事的无常，特别是在风雨如磐的专制政治年代，会带来不少人的命运沉浮和理想变异，制造出种种退却的、妥协的、扭曲的、追随的人生形象。然而有一种人，始终是铁肩担道义的战士，为了追求美好的理想，一直走着荆棘丛生的小路，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作战。选择这样一种社会角色，以这种方式来守望人生信仰，往往需要毕生的奋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要成就社会的良心，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足为奇。
而杨逵，为争取殖民地台湾的民族自决和返归祖国，为追求战后台湾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乐园，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日据时期因抗日数度入狱，光复后由于呼吁和平而坐牢多年，一生颠沛流离，两度沦为花农，杨逵曾被历史长期封存。但遮蔽不了的事实是：在冰山底下活过八十年，虽然到处碰壁，却未曾冻僵；无论命运如何起伏跌落，杨逵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批判精神，成为正义社会的代言人。
——读懂了杨逵，你就读懂了台湾社会的良心。
就是这样一位经历了时代大苦难的斗士，他在投身社会运动、为民族解放奔波奋战的同时，拿起了手中的笔；他以殖民地人民血泪经验的凝结，以对美好、光明前景的追求，化作笔下一篇篇社会写真、生命素描和大众心声，创作了一种呐喊的文学。对文学事业的虔诚与执著，让杨逵一生无怨无悔，备受磨难而不改其志。他对台湾新文学运动中抗争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发扬，他为台湾文坛提供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学创作实践，他在人生的困境、逆境甚至绝境中永不屈服的文学意志，使他始终以“压不扁的玫瑰花”形象，绽开在冰山底下，傲然于社会之上，从而成为时代风雨中的不朽老兵。
纵观整部台湾新文学运动史，迄今为止，单以影响力及掀起波浪之大来说，杨逵应是首屈第一指的。（王诗琅语，转引自林衡哲：《台湾现代史上不朽的老兵》，原载《台湾文化》第5期，1986年4月；收入台湾文学研究会主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44页。）
——王诗琅先生如是说。
杨逵承担了日据下台湾人共同的苦难命运，并继承了赖和尖锐的抗议精神，以诚实的风格、朴实的结构、平实的笔触，发扬了被压迫者不屈不挠的民族魂。他的小说意识充满希望和远景，弥漫着一股坚毅的行动力量，既不是杨华的悲厌绝望，也不是龙瑛宗的自怜忧伤，可说是个理想的民族主义者与写实主义者。他的道德勇气与文学实践，形成了一块不可毁灭的里程碑，是台湾新文学“成熟期”与“战争期”的最重要作家之一。（张恒豪：《不屈的死魂灵——杨逵集·序》，见张恒豪主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3页。）
——张恒豪先生如是说。
坚定不移的抵抗立场，使杨逵漫长的一生在无可言宣的贫困、潦倒、压迫和挫折中度过。但事过境迁，他的孤独的抵抗志节，却发散出璨耀的道德的光芒，使他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支配下台湾勤劳人民的良心、尊严和道德力量的表征，使杨逵先生那样一个精瘦、年老、素朴的老人，成为伟岸、强壮、挺拔的巨人。（陈映真：《杨逵的一生》，收入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4页。）
——陈映真先生如是说。
冰山下覆盖的民族魂，文坛上“压不扁的玫瑰花”——这就是杨逵，以他的文学理想和心血生命为我们树立起来的一座历史碑石。
第一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上）
在20世纪的台湾文坛上，杨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他以文学言说的历史，他所塑造的人生形象，他所走过的文学道路，成为那个风雨坎坷时代的象征，指引台湾新文学进程的灯塔。
在20世纪的台湾社会中，杨逵是一个无法征服的形象。从社会运动的前线斗士，到绿岛铁窗的无罪囚犯；从漫漫世纪的文坛健将，到乡土台湾的种花园丁，无论杨逵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蹇厄，他所信仰的人生理想，他所坚持的人格操守，始终没有在历史的顿挫与时代的磨难中扭曲变形。
杨逵的一生，跨越了两个时代。四十岁以前，他在异族殖民统治的日据时期度过，生命岁月里刻满苦难的记忆和抗争的年轮；四十岁以后，遭逢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时期，他更多感受到台湾的社会变迁和人民的创伤性经验。杨逵八十年来所经历的曲折坎坷，他与世纪台湾进行的漫漫长跑，正是一部近代台湾人民历史的真实写照。
一、远离祖国的生命出发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历经反复的外交谈判，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辽南一纸割让给日本，台湾从此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十年之后，杨逵于1905年10月8日出生在台湾省旧台南州的大目降街，也就是今天的新化镇。
杨逵出生的时候，台湾社会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初期。1905年，日本继打败亚洲的古老帝国——中国，又战胜了横跨欧亚的俄国，9月签订日俄媾和的《朴茨茅斯条约》，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野心与气焰正如日中天。
这一年，日本殖民者在结束了武力征服台湾的过程后，已经开始全面的政治统治。日本当初占据台湾的主要目的，一是要通过经济资源的掠夺，把台湾变成本国生产的原料市场与消费市场，以图工商权利的垄断；二是将台湾作为日本进一步南侵的前哨据点。日本政要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关于台湾岛域镇抚策》一文中说：“我们占领台湾之要旨，不外乎在于二端，即：一则以本岛作为将来展弘我版图于对岸之中国大陆及南洋群岛之根据地；二则在开拓本岛之富源，移植我工业制造，垄断工商权利。”转引自刘振鲁：《对日据时期灭种政策的剖析》，见《台湾文献》33卷1期。日人据台之后，最感头痛的，就是台湾岛上人心思汉，对祖国念念不能忘怀。为了实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标，殖民当局强力推行割断台湾与中国大陆血缘联系的高压统治，企图让台湾人民变成没有祖国的、对异族侵略俯首帖耳的臣民。《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的著者矢内原忠雄也曾指出，日本的台湾支配政策要害是在“把台湾从中国隔离起来，跟日本结合在一起”。始于日本占领台湾的资本主义移植，在台湾人民武装抗日运动的顽强抵抗下，前后历时七至十年始得以推行。1905年正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统治，自1895年6月设立台湾总督府以后，从此“总督府的独裁权力，特殊的警察统治和保甲制度，构成了日本殖民统治的三大支柱”
。（陈碧笙：《台湾地方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01页。）而创建及维持这一统治体制的法律基础，不外是赋予总督府广泛立法权限的“六三法”。
“六三法”正名为《关于在台湾实施法令之法律》，以《第六十三号法律》名义于1896年4月1日发布，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此法后来虽经四次修改和变动，但基本精神延续了整个日据时期。日据时期派往台湾的十九任总督中，自第一任至第七任，凡二十四年，皆由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形成武官总督时代。总督有权公布命令或律令，有权统帅军队，有权处理关税、铁道、通信、专卖、监狱及财政等特殊行政事务，在台拥有一切独裁的权力。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是日据时期任职最久的总督。在1898年至1906年的八年间，儿玉源太郎与担任民政局长的后藤新平联手，导致了所谓民政统治的登台和“生物政治论”殖民政策的推行。比之急欲改变新殖民地上的异民族的本性，他们认为应以确立制度辅以积极建设为施政大纲。故改军部中心为民政部中心，对台湾的土地、人口、货币等资源实施调查。另一方面，他们先是根据“六三法”发布了《匪徒刑法令》，竭尽手段镇压台湾的抗日游击战；又于1902年春夏实行“土匪招降策”，威胁利诱抗日民众投降，遂设计诱骗杀戮大量义民。同时又特别强化了殖民地台湾特有的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以“糖饴与鞭”的手段树立了日本统治台湾的根基。
儿玉源太郎时期对台湾的重大影响，首推警察制度的强化。日据时期的台湾警察，实为“警察官吏”。除担负固有的警察事务外，同时行使辅助官吏的职责。其结果是警察直接充当人民命运的主宰，予以生杀予夺大权。按照当时台湾的编制，从州、厅、市、郡到街庄，全岛共有警察机构一千五百多处，警员一万八千余人，平均每一百六十名居民配备一名警察。这些日本警察以统治者自居，集军、警、政、教大权于一身，对台湾人民实行残酷压迫，被称为“草地皇帝”。儿玉源太郎还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保甲制度移植到台湾，并加以强化。1898年8月颁布的保甲条例《律令第二十一条》，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基础之一。保甲制度是根据街庄区域，以十家为一牌，牌设牌头；十牌为一甲，甲设甲长；又以十甲为一保，保设保正。其主要任务是协助警察检查来往人员，监视居民行动和缉捕罪犯，保甲内居民如有“违法”行为，历行连坐法。而保长、甲长、牌头皆不给薪俸。这实际上是强迫台湾人民自出经费，互相监视，来达到其“以台制台”的恶毒目的。
台湾经济的殖民地化过程，是从1905年以后正式开始的。日本殖民者为进一步榨取台湾而实施的实业“建设”，在儿玉源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