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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杨逵与前来首阳农园排演戏剧的青年朋友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他们一生中最为震撼的消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
首阳农园顿时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欢喜若狂，禁不住热泪滚滚，百感交集！
整整五十一年了，在日本殖民统治铁蹄下度过的这半个多世纪，是多么不堪回首的一段屈辱惨痛的历史！有祖国而不能呼唤祖国的悲哀，世世代代居住台湾却不能拥有宝岛的痛苦！
终于，噩梦一样的昨天结束了。怀着重见天日的心情，杨逵立刻“就把‘首阳农园’改成‘一阳农园’，又得到年轻人的支援，发行‘一阳周报’介绍国父思想与三民主义，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光复以后，在大家兴奋的心情之下，向民族、民权、民生努力建设，台湾一定可以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杨逵：《光复前后》，原载《联合报·副刊》1980年10月2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3—14页。）
第二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下）
一、战后重建的文化先锋
1945年8月至1949年12月，是台湾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过渡阶段，人们一般称之为“光复时期”。短短四年中，台湾结束了一个充满屈辱与血泪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也遭逢了光复后风云诡谲、时局多变的现实境遇。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多重矛盾扭结，使台湾人民在光明与黑暗并存、进步与落后交织、希望与挫败共生的时代转换中，经历了社会风云急剧变幻的巨大震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诏告臣民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经历了五十一年被割让、被殖民的惨痛历史，六百五十万台湾同胞终于结束了“亚细亚的孤儿”命运，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10月5日，台湾行政官署的先行人员葛敬恩中将率领幕僚八十余人飞抵台北。
10月10日，是台湾开辟以来第一次庆祝双十节。这一天，全省各地都举行了庆祝典礼。早晨8时，无数的民众簇拥到台北公会堂（现在的中山堂），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各地代表发表演说时，民众情绪高涨，许多人被感动得唏嘘流泪，压抑了五十一年的情感喷涌而出。10月16日，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开始登陆。当时的情形是：
十月十六日，传闻国军抵达基隆，民众争先恐后，均以先睹祖国军容为快，因而基隆码头人山人海。可是这一天装载国军的船舰终未入港，民众等得望眼欲穿，有的甚至露宿码头以待。第二天，首批国军乘坐美国运输舰，在盟军飞机的掩护下，浩浩荡荡，开入基隆港，这是陈军长孔达所部的陆军七十军，当军队开始登陆，民众喜极泪下，举手高呼，其声震动天地。是日下午，这批将士分乘火车抵达台北火车站时，一样地也是人潮汹涌，当这千百貔貅离开台北火车站，开始前进，三十万市民夹道欢呼，处处都是感人的场面……参见《台湾史话》，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转引自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版，第443—444页。
10月25日，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市公会堂举行，中国在台湾省的受降主官会后发表广播谈话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周佗、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55页。台北市学生及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庆祖国收复失土。全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焚香祭祖，舞龙舞狮的锣鼓声早已响彻街头巷尾，光复的狂喜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作家张文环在《关于台湾文学》一文中，曾这样描写了光复时的动人场面：
今天新生报台中分社主任吴天赏，光复当时，在众人面前指挥练唱国歌时，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获得了自由，而且大家都还活着，真想一起跪在青天白日旗的面前痛哭一场……张文环：《关于台湾文学》，原载《和平日报》1946年5月31日。
一时间，欢呼光复的狂喜浪潮涌动，“台湾祖国化”的口号风行各地，“中国化”的趋向构成当时台湾最强劲的社会潮流，台湾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转折的时代。
沉浸在光复氛围中的一阳农园，适逢新的时代氛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来。杨逵踌躇满志地走在时代的前列，开始了他人生的再出发。这一年，杨逵正好四十岁。以不惑之年的社会体验和人生彻悟，杨逵光复时期的所有活动，都在围绕两个目标展开：一是宣扬三民主义新中国，创造自由、民主新生活；二是投身台湾新文学的重建活动，期盼文学薪火的传承。无论是为台湾文坛的复兴奔走呼吁，还是投身于多种社会活动，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一个劫后余生的文坛老兵对台湾重建的热望，杨逵作为思想者、行动者和文学家的形象得以充分彰显。
光复之初，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日，到10月5日台湾行政官署的先行人员葛敬恩中将率领幕僚八十余人飞抵台北之间，整整五十天的时间，台湾处于政治权力“真空”的过渡期。从异族统治下挣脱出来的台湾人民，自动地组织起来，出现了一个无人领导的、自发的、全岛性的、令人感慨的“自治运动”。他们或筹备欢迎祖国政府之工作，或想方设法营救身陷海外之同胞，或走上街头维持社会治安，或自编教材辅导学生学习汉语，或筹划企业、谋求经济发展，为稳定战后台湾局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期间，台湾岛上几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没有发生一桩小偷小摸、抢劫民财的案件；市场虽然由战时统制恢复为自由经济，但市场上的所有商品价格持平，没有发生更大波动；全岛秩序井然，也无重大交通事故。对祖国大陆的心向往之，让台湾人民以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主人公姿态和自律精神，自觉地配合了祖国接受台湾的历史性胜利。
当时台湾社会的重要现象之一，就是各种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家都想为台湾光复尽职尽责。当然，因为社会正处于大的转折动荡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形势，也带来这些民间团体的复杂色彩。1945年9月10日，由台中文化名人陈炘发起，台中成立了“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叶荣钟出任总干事，常任委员多是社会政治文化界名流。这个民间团体虽然没有权利，但由于它是由过去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领导人组成的集团，在台湾光复的特殊时期，还是以其政治号召力和民众的信任度，构成了政治上的稳定力。这一时期，其他像“台湾省海外侨胞救援会”、“人民协会”、“农民协会”、“人民自由保障会”、“学生联盟”、“大公企业”等民间团体，纷纷成立，各尽其责。
当时，整个社会都在盛言三民主义，台湾很快成为三民主义的天下，人们也以各种方式来理解和接受三民主义。对于民族、民权、民生，一般的民众也还理解；但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对三民主义的误读，也时有发生。例如角板山的医生就对村里人说，所谓三民主义，就是日本人、台湾人、高山族三个民族融洽行事。《台湾老社会运动家的回忆与展望——杨逵关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谈话记录》，载于《台湾与世界》第21期，1985年5月；收八《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82页。在众多的民间团体中，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公认的团体，许多台湾人蜂拥而至，或积极参与，或打探情势，知识分子和作家主动参与或被应邀进入组织的，也不乏其人，如叶荣钟、张星建、巫永福、吴新荣、吕赫若等人。
杨逵回忆他在这个时期活动的时候，曾这样谈道：“我也常在台中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露面，但根本无意参加。我想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建立自己的组织，采取自己的方针。”转引自《台湾老社会运动家的回忆与展望——杨逵关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谈话记录》，载于《台湾与世界》第21期，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82页。事实上，杨逵确实在着手组织团体。台湾刚刚光复，杨逵就和各地赶来看望他的昔日农民组合与文化协会的朋友们有过讨论。杨逵说：“他们和我都很希望早日重建工人农民等人民的自主团体。”同①，第281页。早在日本投降刚刚八天的8月23日，杨逵就同李乔松带着“解放委员会”的传单拜见林献堂。林献堂曾劝导两人不要轻举妄动，最好静观时局：“所谓解放者，对任何人而言也，旧政府已将放弃，新政府尚未来，而解放云云对谁而言也，此时惟有静观，切不可受人嗾使以扰乱社会秩序也。”此事参见《灌园先生日记》1945年8月23日之记载（尚未刊行），并首度披露于许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献堂》，见《20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第六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1004页。此后，杨逵并未接受林献堂的建议。池田敏雄1945年9月4日的日记里，就有“杨逵（作家）取得台中当局的谅解，正在组织‘台湾解放委员会’”的记载。（池田敏雄：《战败后日记》，廖祖尧摘译，《台湾文艺》第85期，1983年11月，第180页。）多年过去，杨逵在1982年访美返程过境日本之际，曾接受戴国煇教授与内村刚介的访问，他这样忆及往事：
台湾总督府向国民政府正式投降的日期是十月二十五日，在这一天以前，我组织了解放委员会，意思是要总督府的统治权停止，我们的要求，特高课长（译注：指的是台中厅警察内的特别高等刑事课课长）是以默认的方式接受了，当他向上面呈报时，上面却回说不行，因此才想从文化方面做点事，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出版了《阿Q正传》。转引自陈中原译：《杨逵的七十七年岁月——一九八二年杨逵先生访问日本的谈话记录》，《文季》第1卷第4期，第28页。
尽管杨逵出于戒严体制下的政治禁忌，在有无“解放委员会”的名称问题上，有过前后不一致的说法，但他当时针对日本当局的残余统治，着手组织代表工农民众“解放”意愿的团体，应该成为不争的事实。
日本投降之际，日本警察或台人警察，都不再出来维持社会秩序；而战争结束带来的民众自由交易，又让遍地丛生的摊贩堵塞了交通，任意弃置的垃圾也堆积如山。面对旧政解纽、新政未孚的青黄不接之秋，“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响应蒋介石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于1945年9月发布文告，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就地组织青年服务队，协助维持桑梓的治安。
这时，杨逵主动站出来，组织台中市民成立了“新生活促进队”，负责清理台中市的垃圾。这个队伍当初是由关心社会的心地单纯的男女青年组成，护士、学生、司机、文化人……皆在其中，可谓战线广泛。最初，约有一百来人，后来开始清扫街道时，不断加入新的成员，以至于人数多达成立时的三倍以上。“新生活促进队”的成员自备工具，携带扫帚簸箕，列队走上台中市的街头，开始大规模的环境清洁运动，为光复之初的台湾重建工作增添了令人鼓舞的社会景观。
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叶陶，更是发挥了一个演讲家的才华，将群众鼓动得热血沸腾。只见她一袭黑色长裙，站在十字路口的椅子上，目光环视出入市场的人群，第一句话，先自报家门，并说明自己的卖花婆身份，然后反问群众：日本人已经战败了，我们也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我们是否能在没有日人的统治下，过得更好？过得更有意义？没有日本人的刺刀在背后，我们是否能更为自动、自爱、自发、自觉？叶陶的演讲激起群众的阵阵掌声，许多人自动参加到清扫工作中来，市民们还热心供应了茶水、香烟和点心。
“新生活促进队”的行动，虽然只是清扫垃圾，整肃环境，但杨逵事先为此拟好的两项立场与原则，却是颇具深意的。这两项原则是：
一、“新生活促进队”要清扫的，不只是路上垃圾，而是想更进一步扫除台人的奴隶劣根性，要台湾人醒觉，不要因为没有统治者日本人的压制，而无法自觉无法自理，以致公德败坏，社会日益混乱。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