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觉无法自理，以致公德败坏，社会日益混乱。
二、“新生活促进队”的队员，决不可收分文报酬，才不致使这个有意义的“新生活促进队”沦为一般“清洁队”。转引自钟天启：《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04页。
从中可知，杨逵所致力的，不仅仅是战后台湾良性生活秩序的重建，更是民众素质的重新塑造。
1946年4月21日，“台湾革命先烈遗族救援会”正式成立，刘启光任主任委员，简吉为总干事，杨逵担任副总干事，另有委员五十九人。根据该会公布的标准，“台湾革命先烈”，特指那些为解放台湾从事反日运动而成绩卓著或壮烈牺牲者。该会决议将桃园神社改建为忠烈祠，定于6月17日台湾沦陷纪念日举行奉安大典，并筹备一系列纪念活动。该会还印就捐款名单，为救济先烈遗族募捐基金。杨逵所执笔的《六月十七日前后——纪念忠烈祠典礼》，自6月17日起，连续两天刊登于《台湾新生报》。文章在回顾和颂扬台湾革命先烈反日抗争事迹的同时，特别揭露了日本殖民当局的侵略面目，以及清朝官员卖国求荣、台湾汉奸追随日军的卑劣行径，并强烈呼吁公开那些被屠杀者的斗争事迹，将异族统治者编造的台湾历史纠正过来，将人民被扭曲的认知匡正过来。事实上，杨逵的主张所承继和发扬的，也是他投身文学运动最初的创作宗旨和文学信念。
光复初期，许多机构处于重组之中，不断有一些政治团体邀请杨逵出来任职，但都被杨逵婉言谢绝。如谢雪红领导的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人民协会”，原农民组合成员的张士德（本名张克敏）所供职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原农民组合骨干的侯朝宗（后改名为刘启光）所加入的军统局等等。据钟逸人回忆，返台后的刘启光曾登门拜访杨逵，想说服他出任新竹县的社会科长或民政局长。对于这些，杨逵一概没有应允。钟天启：《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07页。他当时只同意担任《和平日报》的编辑，而不愿介入政治团体，他更愿意做实际事情，而不想上台吆喝。
鉴于台湾战后重建的现实，杨逵更加意识到培养社会干部和时代先进、启蒙民众的迫切性。他甚至计划在一阳农园创办政治学校。在杨逵的设想里，利用有关新中国蓝图的三民主义论著作为教材，由全省各地每一个村庄，去挑选一至三名基层青年，集中到一阳农园，施以六十天的劳动兼政治培训，然后遣返乡下，以教育和影响当地民众。通过分批轮训干部，来为台湾社会提供战后重建的骨干人才。这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计划，终因政治局势骤变二二八事件发生而成为泡影。
同①，第308页。
台湾光复后，怎样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文化遗害，成为当时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日本殖民当局长期推行的同化政策，特别是1937年之后的“皇民化运动”，给台湾的民族文化和语言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皇民炼成”造成的精神荒废和心灵创伤，还在梦魇般地缠绕着台湾社会。先行的台湾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早在1945年9月28日，就有署名“林萍心”的文章谈论道：
大多数的台湾同胞受尽了日本奴隶教育，他们中间大部分已成了“机械”的愚民，而小部分已成为了极危险的“准日本人”，我们要用怎样的手段和方法，在最短时间中去唤醒去感化这两批的同胞，使他们认识祖国，使他们改掉“大和魂”的思想，成为个个健全的国民，使他们能够走上建设新台湾，建设新中国的大路去。
林萍心：《我们新的任务开始了——给台湾智识阶级》，见《前锋》第1期（“光复”纪念号），1945年10月25日。
在这一历史转折期，海峡两岸作家携起手来，共同担负起台湾文化重建的时代使命。为了帮助台湾人民早日摆脱日本奴化教育的遗毒，从30年代就已经驰名文坛的文化界人士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李霁野、李何林、黄荣灿、袁珂、雷石榆、钱歌川，到40年代成长于大陆的文艺青年何欣、歌雷、思翔、孙达人、萧荻等人，再到寓居大陆多年的台湾作家张我军、洪炎秋、王诗琅、钟理和等作家，他们于1946年前后纷纷赴台，同坚守台湾新文学阵地的杨逵、吴浊流、杨云萍等人一道，创建台湾省编译馆，推广国语运动，更新报刊文化阵地，为开创台湾战后文化新局面不遗余力，鞠躬尽瘁。
杨逵因为力作《送报伕》曾被胡风翻译到大陆文坛的缘故，前来支援台湾文化重建的大陆文化人士对其早有所闻，所以经常有人到一阳农园走动，与杨逵共商文化活动的事宜。杨逵那座用茅草、芦秆和泥巴混合搭建的小房子，逐渐成为台中地区一个小小的文化中心。
光复以后，日据时期一向用日文写作的杨逵，出于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毅然抛弃了他所熟悉的日文，宁愿忍受暂时搁笔的痛苦，开始了艰难的文字转换。他自学中文，努力用中文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正在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杨素绢成了他的“小先生”。杨逵后来所写的《阿Q画圆圈》、《我的小先生》等篇什，都记载了这种语言转换过程中的五味杂陈的人生感受。
此时的杨逵依然贫穷，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以文化斗士的形象出入于台湾文化重建的第一线。当年的台湾文化界朋友都还记得，杨逵常常和妻子叶陶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参加台中的社会活动，与那些所谓“社会名流”的雍容华贵形成鲜明对照。“因为我贫穷，所以我骄傲”，杨逵常用这句话来自诩他的行为。从香港来台湾的文艺界人士黄永玉，曾这样描摹了一次文艺聚会中的“杨逵印象记”：
在座最令我注意的是杨逵，他的朴实，他的矮小精壮，一头粗短头发，一双农民型的粗大的手，破旧的衬衣裤和在座的各个比较起来特别突出……杨逵的外貌既不动人，发表意见的机会自然也少，但也极留心倾听别人发言，用铅笔沾着口水记在他那个小本本上。他是根据这些问题写成了文章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报纸上发表出来的。
黄永玉：《记杨逵》，收入司马文森编《作家印象记》，（香港）智源书局1950年版，第83页。
大陆作家范泉也在《记杨逵》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杨逵的许多朋友里，都称颂杨逵的为人和个性。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埋头苦干的中年人。在朋友们开会讨论的时候，他会默然谛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开座谈会的时候，一等到他发言，郑重而有力的语调，常常会令人听了肃然起敬，鸦雀无声。然而杨逵决不是一个冷面的“假道学”，决不是一个目空一切的无聊绅士。只要在一个熟朋友的面前，他会滔滔不绝地谈话，热情得像一个孩子。他虽然已是久经沧桑的中年人，然而他却是每一个年青人的朋友，是一个真正热爱着祖国的文化斗士。
范泉：《记杨逵》，见范泉《遥念台湾》，（台北）人间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52页。
就是这样一个贫穷而骄傲、朴实而机智、沉默而热情的杨逵，一路走过去，身后留下了台湾文化重建的弥足珍贵的足迹。
战后初期杨逵的文学活动时间，总共只有三年七个月零二十天（1945年8月15日至1949年4月6日），其中还要扣除因二二八事件入狱的三个半月。但杨逵在这一时期为文坛所做出的贡献，却有着惊人的纪录。他不仅热情参与战后台湾的社会重建工作，支持“麦浪歌咏队”的演出，指导“银铃会”青年作家的创作，并不断在报纸刊物发表新作，还把大量的心血精力投入到了文学园地的培植方面，其编辑工作的密度之大，文化活动的频率之高，足以令世人感佩与赞叹！这期间，经杨逵之手，或直接创办、或担任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报纸副刊、文学刊物和出版社，就达到八种之多，且不少报纸刊物是顶着官方压力，在查禁与创刊之间，屡仆屡起，一路坚持过来。战后初期最重要的报刊编辑阵地里，大多活跃着杨逵战斗的身影。且看杨逵这份文学活动记录：
1945年9月22日，创办《一阳周报》，为宣传三民主义理想奔走呼吁；
1946年5月5日，担任《和平日报》“新文艺”副刊主编，力促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的传播；
1946年7月1日，进入《台湾评论》杂志社，坚持战后台湾的左翼文学论述；
1946年，创办民众出版社，预计出版“小说故事篇”四册、“歌谣俚语篇”三册、“常识论说篇”三册；
1947年1月15日，担任《文化交流》主编，致力于两岸文化交流；
1947年1月之后，出版发行“中国文艺丛书”六册，热衷于国语运动推行和两岸文学沟通；
1948年8月2日，出任《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主编，为台湾新文学的薪传倾心竭力。
1948年8月10日，出版《台湾文学丛刊》三辑；
1945年8月至1949年4月，杨逵不仅在自己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报刊上发表诸多作品，还为《新知识》、《潮流》、《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等报刊杂志撰写文章，多方面推展文化重建活动。
杨逵活跃于战后初期文坛的时候，正值四十多岁的人生壮年。1946年3月，他的第一本作品选集《鹅妈妈出嫁》出版后，他也曾计划着多写几篇小说，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记录台湾历史上诸多可歌可泣的场面和人物。作为一个作家，他毕竟还没有涉足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漫长而辛酸的日据时期，不断剥夺他们那一代作家的生存权利和写作空间。如今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渴望着新的文学出发。
然而，随着1949年台湾全省的时局动荡，杨逵不幸被捕入狱，他的文学生涯亦戛然中断。
第二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下）
二、动荡时局中的和平使者
在台湾新文学的历史上，坐牢次数最多的作家恐怕非杨逵莫属。从事农民组合运动的岁月里，为了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杨逵曾数十次出入于日本人的监狱；到了光复时期，因为争取民主、自由与和平，在二二八事件之后，杨逵又两次身陷囹圄，最后一次竟被国民党当局监禁十二年，由此构成他漫长而辛酸的绿岛生涯。
光复的历史转折，使台湾突然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转变为半封建中国的一省，台湾人民也进入了欢天喜地的昂奋状态。“然而，在欢天喜地的现象之下，台湾社会却潜存在着两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日本殖民统治后的遗害问题，另一是国民党政府的半封建半殖民性格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将对光复后的台湾历史的发展产生基本的、结构性的重大影响。”
曾健民：《建设人民的现实主义的台湾新文学》，见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4页。异族殖民统治给台湾社会带来的各种遗祸和封建中国在政治上的昏庸无能，成为当时社会存在的巨大矛盾。
欢天喜地后的台湾民众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矛盾所显现的现实是如此严峻。光复初期的台湾政治，出现了贪官污吏投机横行，歧视压迫台湾人民的局面；经济上则陷入生产停顿、物价飞涨，失业恐慌的危机，到了二二八事件前夕，台湾的米价整整上涨了二百五十倍，号称米仓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米荒，抢米风潮时有发生。当时台湾的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已经增加到一百万，无米可炊而全家自杀的事件不断出现。而思想文化上的不民主，也让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文化团体受控于包办主义，文化摩擦日趋严重，省内外的隔阂不断加深了那条“澎湖沟”。
上述情形很快引起台湾知识分子忧虑和警觉。大陆来台作家王思翔将国民党政权为代表所进行的接收和重建，形象地称之为“恶性的中国化”。这种情形，与许寿裳所主持的台湾省编译馆以及半官半民的“台湾文化协进会”所共同推行的“良性中国化”路线，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
光复一周年之际，杨逵和他同时代台湾作家所表达的，已经是一种对台湾光复的痛哭、叹息之感情了。在1946年8月15日出版的《新知识》上，杨逵发表《为此一年哭》，痛陈光复初期的台湾社会现实：
说几句老实话，写几个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