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每天必开的小组讨论会，在李镇洲的《火烧岛第一期新生》的记录中，是这样一幅情景：
每天早饭后，都有一小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题目由训导处统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课的课程中抽出。小组以班为组，设组长一人，讨论时主席一人，由新生轮流担当，每一题换一次主席，记录一人，也和主席一样轮流，每一组有一个经过政工训练的长官干事旁听，随时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没有沉默的自由。
李镇洲：《火烧岛第一期新生》，转引自秦风《岁月台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3—64页。
而唱歌，也是囚犯每天必做的“功课”。秦汉光的《我在绿岛三千两百一十二天》一书中写道：
唱歌，除了早点名时，必须要张口大唱《新生之歌》，集合时是练习新歌以及复习已经学会的老歌。这是件令我们痛苦但必须忍耐的事。加上唱的就是那几首，真是要命。我记得《新生之歌》的歌词这是样的：“三民主义的洪流，粉碎了我们的迷梦，我们不做共产党的奴隶，我们要做反共的英雄，起来，新生同志们！起来，新生同志们！”
秦汉光：《我在绿岛三千两百一十二天》，转引自秦风《岁月台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4页。
梦魇似的“新生”生涯，就在这种无孔不入的政治训导中拉开序幕，绿岛集中营立刻显示出它残忍、冷酷、荒谬的本相。特别是在最初的岁月里，管训人员与新生的关系，更是横眉冷对，剑拔弩张。新生们稍有反抗，不是被关禁闭，就是受到种种惩罚，“我枪毙了你”，是管训人员动辄挂在口头上的话。管训人员监视政治犯工作的时候，一律佩枪持械，完全一幅押解的架势，训导的口吻也清一色是在对敌喊话。
担任新生训导处第一任的姚处长，是一位浑身都是政治细胞的少壮派军人，他为了让政治犯安心改造，俯首听命，最初的几年内，每每从台北返回绿岛，就编造许多谎言，好让大家为之心动。诸如“某某条文一旦通过，新生们便可以结训了”。天长日久，谎言太多，说的人累，听的人更累。后来新生们从这种谎言中解放出来，重新面对漫长的绿岛梦魇。姚处长原来满心希望站在他十字架前的新生们，全是真正的顽固不化的敌人，由他来感化，由他来教诲，通过这种“化敌为友”的训导工作，为他的前程获取人生筹码。没想到，事情全然不是他所预料的那样，他的“训导”并未把政治犯们驯服，政治犯们也决不可能靠这种改造获得减刑，提前出狱。姚处长的希望落空，后来也被调离绿岛。
50年代初期被押送绿岛的政治犯，等待他们的，不是一座设备完整的监狱，而是那种原始、野蛮的苦役，是刺刀逼迫下的“白手起家”。当时最能体现这种“新生生活”的典型内容，就是修建绿岛的三大工程，即盖克难房、砌监狱围墙，开辟运动场。政治犯们被强迫着为自己造监狱，把自己关进去，还美其名曰“克难房”，并且要在自己动手建起的牢房外面挂上“新生训练总队”的牌子，以表示他们的集体“新生”。这种情形，对于政治犯们来说，它不仅是消磨体力一场苦役，更是摧残灵魂精神的一种心理战役。修围墙、筑铁丝网，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它要建造沿海岸线半围绕集中营的围墙，地势险要，距离漫长，政治犯们形象地管它叫“万里长城”。
上述各项工程以及开辟运动场，都与石头有关。建房砌墙是以石头为主要材料，开辟运动场是要把山边的石块打掉，以提供搞建筑所需的石头。这样以来，打石头和抬石头就成了新生们必做的日常功课。不仅在山边打石头，还要到山上打石头，下海里去打石头，随着打石头的范围的扩展，犯人们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打石头的任务，是挑选年轻力壮、原本做工务农的新生们来干；而抬石头，则是全体犯人必须参加。每天天刚蒙蒙亮，犯人们就被吆喝起来，跑操、训话，然后去海边抬石头，来来回回抬够五趟以后，才能吃早饭。到了暮色沉沉的时候，犯人们晚饭后还要再抬五趟石头。至于白天的劳役时间内，更是被石头所充斥。晨曦中，黄昏里，烈日下，风雨中，政治犯们在叮叮当当地敲石头，砌石头，步履沉重地抬石头，由此构成20世纪50年代最可怕的苦役场景象。
在长夜漫漫的梦魇人生中，杨逵最初被编在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后来因台风肆虐，吹垮了第五中队的房子，杨逵又被改编到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对于年近半百又体弱多病的杨逵来说，他在两个队的“职业”与任务是管理菜圃。这应该是绿岛三百六十行中最远离权力中心的一项任务，杨逵也由此获得了一种夹缝中适度喘息生存的机会。
对于杨逵这样一位曾经十二次出入于监狱的“坐牢仔”来说，他已有足够的意志、毅力、智慧和经验来面对绿岛的梦魇生涯。他虽寂寞，却清醒，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应对残酷的现实，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持着自我，收获人生。在狱友们的记忆里，杨逵是一个矮矮瘦瘦的老头子，有时会穿着一大一小样式不同的旧木履，头戴一顶破斗笠，手提肩褡，不是在通往菜圃的小路上踽踽独行，就是在山洼中的菜圃里默默劳作。而他随身的佩带中，总少不了一本破旧的国语字典。管理菜圃，比起那些被狱警淫威管制下的劳动惩罚，已经属于“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劳作”；但它繁重的劳动强度，对于体弱多病的杨逵来说，也绝非易事。在荒草丛中开荒种菜，每天要挑几十担水来浇灌菜苗，还要兼顾苗圃的种植。每逢台风与季节风来临的时候，风雨交加，遍地泥泞，来不及赶回克难房的杨逵，常常浑身透湿，感冒频频。每每看到杨逵从菜圃中疲惫归来的身影，如果不是知情人悄悄指点，谁也无法想象，这就是日据时期大名鼎鼎的作家杨逵！
管理菜圃的劳动是艰苦的，而在杨逵看来，绿岛监狱中最苦的差事是上“爱国政治课”和参加“新生训导会议”。每逢开会，在这种没有不发言自由的场所，杨逵总是以一种苦涩涩的表情和语调，照本宣科地读那些千篇一律的发言稿。从1951年5月17日到1961年4月8日，这样的会议，杨逵参加的何止千百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又岂是心甘情愿，又岂能乐从中来！
按照绿岛监狱的规定，管理菜圃是被列为特种专业，特准不出“晚公差”的。但年逾五十的杨逵却常常被命令晚上出差，从帮厨打杂、磨豆腐，到担任挑石头的零时工，经常被呼来唤去，更不要说白天动辄被命令上山砍柴、挑石头了。对于这一切，杨逵是以“顺民”姿态作一种沉默的抗议，他不屑于向狱方申诉理由。在一个只有统治者独裁权力的监狱里，犯人言说的自由，以及当权者认错的时候，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沉沉的暮色中，杨逵在长长的抬石头行列中，是极其普通的一个犯人。一块块石头，一步步路程，一把把汗珠，年老体弱的杨逵在走着人间最沉重的路。但在另外一些场所，杨逵终究是杨逵，他倔强的生命意志与文学理想，如同“压不扁的玫瑰花”，开放在最黑暗的梦魇世界里。
绿岛监狱为了标榜当权者训导政治犯的功绩，用来应对外来人士的某种“参观”，也让新生们参加一些文体活动，诸如演出歌仔戏、话剧，举办运动会，以及编辑《新生活》壁报等等，以便把绿岛监狱装扮成“模范监狱”。
在1957年12月5日至7日举办的一次监狱运动会中，谁也没想到，五千公尺马拉松的长跑名单中，竟然出现了杨逵自告奋勇的名字。对于当年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绿岛政治犯来说，奔跑在运动场上的，多是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以杨逵已超过知天命年龄的“老新生”身份，以杨逵瘦伶伶的身体，这样来舍命陪少年，它让狱友们在敬佩的同时，也着实捏着一把汗。当播音器里响起“杨逵”两个字时，全场爆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席地而坐的新生们，全都站了起来。五千公尺的马拉松比赛，时间一分分过去，第一名冲刺了，后来者紧追不舍，最后一名也到达了终点，除却中途退场的，始终不见杨逵的身影。直到这一项目就要颁奖了，被落下很远的杨逵才一拐一拐地跑进场地，抵达终点。这一刻，掌声再次响起，人们为杨逵的长跑精神，为杨逵在绿岛中的生命存在，而致以深深的敬意。
殊不知，在杨逵种植的山间菜圃旁，有山泉流经处形成的一个“游泳池”，而弯弯的山路，又成为自然的“跑道”。为了锻炼自己的生命意志，增强自己的生活信念，杨逵把游泳和跑步当作每天不变的课程。他对自己从不会游泳到学会游泳，从体弱老迈到坚持跑完五千公尺比赛，感到非常自豪。他在写给儿子资崩的信中说，他奉行的是马拉松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乌龟的精神，也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
杨逵：“绿岛时期家书”（1957年12月的信），收入《杨逵全集》第12集（书信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5页。他还做诗一首，用以自励：“天天跑五千，骨硬皮肉坚，不怕寒流冻，不怕烈日煎。”
绿岛监狱为了配合新生改造，创办有《新生活》壁报和《新生月刊》内部刊物，杨逵奉命担任刊物的编辑。这种用钢笔写成的文字，要经过狱方的层层审查，才可在壁报上张贴出来。政治犯们每写一篇文章，要以曲笔而为，旁敲侧击，不能直抒胸臆。在这个没有自由的荒岛，所有的文字写作都有严格规定，包括家信，如果一次写信超过三百字，就要受到惩罚，更不用说文字内容可以出格了。尽管如此，杨逵不肯放过这个园地，在险恶政治环境中坚持笔耕。当年宜兰县罗东镇的女青年萧素梅，因为参加读书会、关心社会政治，而以所谓“颠覆政府”罪入狱，关押绿岛五年零九个月，在50年代前半期，曾为杨逵的新生“同学”，出狱后与杨逵的长子杨资崩结为连理。萧素梅当年担心被狱方利用，不敢在《新生活》壁报上写文章。后来，她曾问及杨逵：“爸爸，您为什么要在《新生活》壁报发表文章呢？这不是上了为他们宣传的当吗？”杨逵则回答说：“不，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中，你都要把刺角伸出去，试探一下你的文章能发表到什么程度。”
萧素梅女士谈杨逵，见于笔者对萧淑梅女士的访谈录，2004年2月7日，广西南宁，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杨逵作品研讨会”上。
杨逵性格温和，内心世界却很积极，充满了行动者的果决，从不放弃任何可以争取的机会，想方设法创造自己的生活。《新生活》壁报的园地上，经常出现杨逵的名字。据不完全统计，杨逵仅在《新生活》壁报发表的小说就有《春光关不住》等三篇，诗歌《八月十五那一天》等七首，评论杂文《光复话当年》等十九篇，书信《给在彷徨途上的孩子们》等六篇，共计三十五篇（首）。除此之外，杨逵在绿岛监狱创作的作品，另有戏剧《牛犁分家》等十三种，其中在绿岛监狱晚会或绿岛街头演出的为七部；未定稿的诗歌有《十月好风光》等七首，评论、杂文有《上山砍茅草》等十九篇；与此同时，杨逵还以书信方式，写给亲人一百一十一封《绿岛家书》。如此众多的文章，竟然是在绿岛监狱中完成，杨逵对人生的进取态度和对文学的坚持精神，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绿岛时期的杨逵，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生际遇中，经历了特殊的考验。1957年2月，廖文毅等人在东京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展开“台独”分裂活动。而国民党当局亦多方布局，从事颠覆该组织的反制行动。1957年底，执政者将杨逵借提到台北，软禁于新生北路，开始了两个多月之久的谈判。谈判内容是要杨逵“答应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利用他在日本文化界的声望与关系，只身到日本从事地下秘密活动，隐身潜入所谓在日‘叛乱’集团内做卧底反间工作，并搜集有关共产党与台独分子在日本的活动内幕，以及参与人员的详细资料，必要时将派员协助等等，‘将功补罪’，以弥补未完的刑期为诱饵，软硬兼施逼杨逵就范。”
杨建：《拒绝出卖儿女的杨逵》，原载《自由时报》1997年8月29日。
那段时间，杨逵白天必须接受主义熏陶、思想改造、理念沟通、任务解说，以及包括条件交换的说服与谈判，每天都有两三个特务采用疲劳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