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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炖窗镏铄咏交ǎ鸾プ呓显岸〉奈难澜纾⒂�1973年12月在《中外文学》杂志发表《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这篇文章与颜元叔于1973年七八月间首先发表的《台湾小说里的日本经验》一文，都标志了70年代台湾杨逵研究的最早成果。1975年，从绿岛监狱归来的陈映真，第一次在东海花园拜访了杨逵，听他讲起日本学者从殖民地文学研究的立场，对杨逵作品解读的情形。之后，陈映真的文章里，开始不断出现杨逵的名字及其历史功绩。到1978年，林梵的《杨逵画像》由台北笔架山出版社出版，成为有关杨逵的第一本作家评传。
随着学术界研究的升温，杨逵的文学面貌开始被台湾社会所认识，大中学校的刊物也热烈讨论起杨逵的作品。
1972年1月，《春光关不住》刊于《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5月，《新闻配达伕》（即《送报伕》）重刊于日本杂志《中国》第一百零二期。
1973年11月，《模范村》发表于《文季》第二期。
1974年1月，《鹅妈妈出嫁》发表于《中外文学》二卷八期；4月，《冰山底下》发表于《台湾文艺》第四十三期；9月，《送报伕》发表于《幼狮文艺》第二百四十九期。
1975年，也就是杨逵七十岁的那一年，张良泽编辑的《鹅妈妈出嫁》一书，并由台南大行出版社发行，这是杨逵作品第一次以中文结集出版。
1976年1月，《春光关不住》改题为《压不扁的玫瑰花》，收入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第六册，杨逵为日据时代成名的作家之作品收录于教科书的第一人；5月，香草山出版社再版《鹅妈妈出嫁》；10月，台北的辉煌出版社出版《羊头集》，这是杨逵的第二本中文结集。
1976年10月，杨逵之女杨素绢主编的《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由台北的辉煌出版社出版，这成为女儿献给父亲七十一岁生日的珍贵礼物。
1976年8月，《夏潮》杂志社为纪念杨逵的七十一岁生日，开始策划了一辑杨逵特辑。在10月号的《夏潮》（一卷七期）上，刊出了杨逵访问记《我要再出发》、散文《首阳园杂记》、小说《泥娃娃》，以及何思萍的《除非种子死了——探讨杨逵小说的精神》，于飞的《从〈无医村〉看日据时代的台湾医学》两篇评论。这是杨逵形象在70年代台湾文坛的一次系统性的呈现。杨逵在长篇访问记中，明确认同“人生七十才开始”，他说：“我想对我在过去的年代中所做的各种事情做一次检讨和整理，同时准备再出发。”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0页。9月，杨逵在学者尉天骢、吴宏一的推荐下，以《鹅妈妈出嫁》一书，参加“第二届台湾文艺奖”选拔，12月25日结果揭晓，杨逵落选。杨逵继续努力，整理过去屡遭退稿的散文投寄各报副刊，《谚语与时代》、《谚语四则》、《我有一块砖》、《自强不息》、《我的小先生》等十九篇作品，皆在这一年发表于《台湾新生报》、《中央日报》、《台湾日报》等报纸副刊。
杨逵晚年一直想写自传，期望还原日据以来台湾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但由于身体欠佳、境遇困窘，更因为戒严时期的社会氛围，绿岛生涯对笔造成的“永恒的恐惧感”，使杨逵只好用铁锹把诗文写在大地上，而非写在文学史上。虽然杨逵在70年代开始得以“出土”，但戒严时代的禁忌还远远没有解除。
1974年10月，杨逵六十九岁生日前夕，因身体不适，未能应邀参加台北文学界同仁为他举办的生日座谈会，杨逵专门投寄了《“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大概是因为文章第二部分提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第三部分公开了当年的《和平宣言》以及因其坐牢的真相，文章的刊登还是有诸多忌讳，《大学杂志》第七期于1974年11月发表的时候，只刊登了稿子的第一部分。直到杨逵已经去世后的1985年6月，这篇冰冻了十一年之久的文章，才以《台湾文学对抗日运动的影响——十一年前一项文艺座谈会上的书面意见》为题，由《文季》第二卷第五期全文刊登。尽管如此，杨逵始终没有放弃“压不扁的玫瑰花”精神，仍然在创造夕阳岁月中的生命奇迹。他的晚年，可以说是为“历史”而活着，为“台湾的30年代文学”而活着，因为台湾新文学历史的复活，首先是从杨逵的“出土”开始的。
80年代以后，杨逵虽然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但他仍然保持了一份对社会的人文关怀。1982年8月22日，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的邀请，杨逵由长媳萧素梅陪同赴美。在《自立晚报》的专栏访问中，在美国洛杉矶出席“台湾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杨逵都一再表明，他最大的愿望还是想写小说。当时美国有一些变成了“台美族”的台湾留学生，说话相当张狂，常常将“要把那些不认同台湾的人，赶到海里去”的话挂在嘴上。他们当中曾有人质疑杨逵：“我们那么费尽力量请你来美国，你不替台独说话？”杨逵则不理会他们那一套，他渴望祖国统一，无论在哪里，他都强调说：“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们是从中国过来的。”
当杨逵与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在爱荷华大学“中国周末”活动中相遇的时候，心心相连的两岸作家们在美国度过了“同参加文学讨论、同吃、同参观游览”的美好时光。在聂华苓与安格尔夫妇为两岸作家代表团举行的家宴上，杨逵和冯牧共同打开一瓶香槟酒，欢乐的笑声令人陶醉；在约翰·迪尔农业机械公司参观，冯牧与杨逵并排坐在一起，气氛亲切融洽；在密西西比河上泛舟，两岸作家自由自在地谈天说笑，合唱民歌，杨逵与萧素梅翁媳合唱的台湾民谣《补破网》和《卖肉粽》，情真意切，委婉动人，特别是杨逵唱歌时流露出那种童心未泯的神情，让人很难想象他已经是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了。
七十七岁的杨逵仍然没有放弃，他与台湾继续进行着一场顽强的世纪长跑。1982年5月7日，在应邀到台湾辅仁大学草原文学社演讲时，杨逵仍然深情地期盼着“老幼扶持，一路跑下去，跑向自由、民主、和平、快乐的新乐园。”
杨逵：《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原载《联合报》1982年8月1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0页。
事实上，晚年杨逵最大的心愿，也是他坚持一生的理想，就是创建自由、民主、和平、快乐的新乐园，建设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东海花园正是他实现政治理想和文学理想力所能及的最后场域。
据杨逵的次子杨建回忆，因为看过国民党的腐败，又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了十二年，杨逵在开辟东海花园的前些年，曾寄希望大陆会解放台湾。如果大陆解放台湾，他向往着东海大学能够被接收为农工大学。
杨逵的老友，在二二八事件中曾任“二七部队”部队长的钟逸人先生，在接受学者柳书琴访问的时候，也曾说道：
他（杨逵）希望以东海花园为据点，见到红旗飘扬，台湾被解放，若此他们就要接收东海大学，在那里发扬他的理想。这是他一贯的想法，始终没变，这事他只告诉我，不敢告诉别人。
钟逸人语，转引自柳书琴：《荆棘的道路：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以〈福尔摩沙〉系统作家为中心》，附录，第23页。
然而，大陆发生的“文革”运动，使社会现实处于一片乱象之中。从报纸不断得到相关信息，杨逵对动乱现实逐渐失望。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引发杨逵感情的复杂变化，遂对东海花园的心愿与前景有了新的安排。他决定将东海花园捐出来，在这里建起一座文化活动中心。在《我有一块砖》、《老园丁的话》、《怀念东海花园》等文章中，杨逵多次表明了自己的这种理想。他说：
为使这一片土地免于被都市的罪恶污染而保持我原始自——可以自娱娱人的桃源乡，如果有人想在这里盖个艺术馆、图书馆、民艺馆之类的文化传播机构，我很高兴捐出这一块土地。
杨逵：《我有一块砖》，原载《中央日报》1976年10 月20 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01页。
东海花园已经有十五年的历史；若从创建首阳农园开始学种花算，至今已经四十年了。这些年，我都用锄头代笔，在大地上写诗，写故事；施用了臭的大小便与粪土，培养过不少的既美又香的花卉，因而我老早就有一个幻想：如在这百花齐开的园子里，盖了几栋小山房，让大家有空时到这里来一面学种花，一面学写作、绘画、雕塑、唱歌、演戏等，把这一块从前是不毛之地的花圃，变成新乐园，那该多好。
杨逵：《老园丁的话》，原载《新文艺》第261期，1977 年12 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6—7页。
1981年3月9日凌晨，杨逵因感冒药物引起的痰阻塞症送往医院急救。住院四天后，在子女的簇拥下迁居外埔次子杨建家休养，次年元旦假期移居大溪长子杨资崩家居住。
一场重病之后的杨逵，自知返回东海花园已成梦幻，他以怀恋、惋惜、焦灼、无奈相交织的复杂心情，于1983年11月写下《怀念东海花园》一文。这其中，让杨逵念念不忘的，是那段把诗写在大地上的日子，是和叶陶风雨同舟的岁月：
许多沉静的夜晚，我依然生活在东海花园的花影里，屋前的大邓伯花，垂满紫色的花串，花棚下两把藤椅，文友们常来陪我喝茶小坐，一壶茶、几支烟，消磨掉一个闲闲的日午。有时我们离开花棚，在园里拔草或在花径间漫步，黄昏来的时候就去浇花，水花一片片在夕阳下闪亮，得到滋润的花木，更为鲜绿盎然了，那时，站在鲜花围绕的花圃里，我总是禁不住喜悦的浮起笑容。荒草石砾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经过十多年的血汗经营，这三千坪土地井然有序地织出繁华似锦的美丽图案。那时我相信，我是会和东海花园永远在一起的。许多晚霞斑斓的黄昏，坐在叶陶的墓前怀念她生前抱着满怀鲜花去兜售的情景，我拍拍她的墓碑，更坚定这个永不离开的意念。
杨逵：《怀念东海花园》，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3年11月8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22—423页。
然而更让杨逵耿耿于怀的，是夙愿难以实现。那个不能再用铁锹在大地上写诗的老园丁，已经无力把东海花园建成“不但能赏花，也能在文学、艺术、音乐的熏陶中欣赏心灵之美”
同①，第423页。的文化活动中心了。而这一切，又是杨逵晚年为之奋斗为之憧憬的新乐园和桃源乡！
历史，在走过了许多曲折坎坷的道路之后，终究会把它的公正还给世人。事实证明，杨逵对于整个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对于20世纪的台湾社会历程，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1983年，杨逵荣获第六届吴三连文学奖及第一届台美基金社会人文科学奖；1984年8月9日，盐分地带文艺营颁给杨逵“台湾新文学特别推崇奖”。
而这些迟到的文学荣誉，对于历尽沧桑、即将走近生命尽头的杨逵来说，又蕴含了多少历史的血泪和难言的人生况味！杨逵不会忘记他曾经被遗忘的许多年。那是他生命中最美好最成熟的阶段，更是他最艰苦最孤独的岁月。当人们重读杨逵的时候，他已临近夕阳西下。属于他的时代，却并没有开始。即便这样，杨逵从不言放弃。他在人生的最后一个季节，乃至最后一天，始终坚持了美好理想的追求和期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85年3月12日凌晨5时40分，杨逵在幺女杨碧家中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岁。3月29日，遵照杨逵生前心愿，子女们将他葬于东海花园的叶陶墓园旁边。鲜花翠柏簇拥着静静的墓园，杨逵与叶陶也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永远留在了这片洒着他们血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