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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的“又瘦又乏”的角色，在此暴风雨的二十年间未曾饿死或是投降，这气力与耐性，可说大半都是由于他们来的。
八年的抗战中，在日本特务的猫目爪牙下，我藏于首阳园种花以免饿死或是投降，全是由于先生们的感化来。他们教示我们后辈，未曾用过一条的训令或是一场的说教，他们总是这样的，以他们全人格诱导着我们。
杨逵：《幼春不死！赖和犹在！》，原载《文化交流》第1辑，1947年1月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7页。
第三章 时代剪影：杨逵与文学同好
二、杨逵与入田春彦：生命相托知己情
杨逵的一生中，曾有几位对他的生命履历和文学生涯发生关键性作用的日本友人，年轻的日本警官入田春彦就是其中的一位。杨逵在《入田君二三事》、《首阳园杂记》、《光复前后》、《一个台湾作家的七十七年》、《不朽的老兵》等文章中，多次提及这位身份特殊的左翼文学青年。入田春彦与杨逵的真诚交往和生命相托，不仅构成了杨逵在日据时期的一段生命传奇，也对杨逵战后初期的文学活动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入田春彦对于台湾学界，过去一直是个谜。杨逵生前与入田春彦交往颇多，但也不知道入田春彦的真正来历，因为他从不讲起这些事情。
近年留学日本东京大学，主要研究杨逵与日本文坛关系的张季琳博士，在日本报界的帮助下，经由多方寻访入田春彦遗族和深入的资料发掘，并分析杨逵遗物中尚未公开过的《台湾新闻》剪报，以及入田春彦的作品样本，终于解开了入田春彦的身世背景之谜。
入田春彦，1909年3月5日生于日本宫崎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9月开始接受六个月的警官训练，1932年3月28日结业，即被派往台中州任职巡查，之后调往南投郡与新高郡，1937年11月起担任台中警察署巡查，原本负有尾随监视杨逵的任务。同年12月18日，入田春彦辞职获准。
入田春彦虽为日本警官，但平日喜爱文学，他“无法忍受沉闷死板的山中警察生活” 入田春彦语，见中山侑《入田春彦君》，原载《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5月18日；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7页。，心仪社会主义思潮，是一个带有左翼色彩的文学青年。当时担任《台湾警察时报》编辑的日本作家中山侑
中山侑（1909—1959），日本作家，笔名有鹿子马龙、志马陆平。出生于台湾台北，台北高校毕业。创作涉及诗、戏剧、影评、文艺评论、小说等方面，1930年组办《かまきり座》（螳螂剧团），开始从事剧团活动。1934年前往台湾总督府警务局任职，编辑《台湾警察时报》。曾担任《文艺台湾》编辑委员，后因与西川满不合而选择协助张文环创刊《台湾文学》。，后来曾谈到他与入田春彦始于一封长信的文学交往，以及他对入田春彦的“文学青年”印象：
您那封信曾经在《台湾新闻》报的文艺版发表，是一篇以充满才气的笔致，勇敢述想说的事情的文章。一想到像您这样在蕃界山区的人，一方面担任警察工作，一方面又勤于文学创作。我仍记得当时我惊讶得瞠目结舌。
中山侑：《入田春彦君》，原载《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5月18日；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7页。
有关入田春彦的文学活动，曾发表其作品的《台湾新闻》，在1937年12月17日的“学艺消息”栏，做过这样的介绍：
入田春彦氏，笔名乡亲良、乡はるこ、高英、大伴英彦、洪春乡。辞去六年的警察生活，目前滞居彰化温泉旅馆静养，近日将返回乡里。
从杨逵遗留的剪报资料可知，入田春彦生前发表的作品大致如下：
（1）入田春彦译：《国际警察とは何か——リテラリィ·ダイヅユストより》（《何谓国际警察——从文学角度看》），《台湾警察时报》二百五十三号，1936（昭和十一）年12月。
（2）乡はる子：《マドリツトにおける文化拥护国际作家会议》（《马德里第二届文化拥护国际作家会议有感》），《台湾时报》，1937（昭和十二）年11月26日。
（3）入田春彦：《日录抄》，《台湾新闻》，1937（昭和十二）年12月17日。
（4）入田春彦：《新约异解》，《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4月1日。
（5）高英：《断片录》，《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4月1日。 转引自张季琳：《杨逵与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9页。
入田春彦生前与日本在台作家田中保男、中山侑、藤野雄士多有接触，文学理念上受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影响较深，既倾向于芥川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揭露，也有着芥川式找不到社会出路的虚无与绝望。他还珍藏有创造社刊行的《大鲁迅全集》七册，每月订购美国的《新民众》与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接触中国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作品，对殖民地台湾的左翼文学有着特别的关注。早在1936年3月2日，入田春彦以“乡亲良”的笔名，投书《新文学月报》第二号的“明信片”栏，对杨逵夫妇创办的《台湾新文学》给予高度评价。当他阅读了杨逵的《送报伕》、《模范村》等作品后，颇感慨于杨逵对弱势族群的关怀与文学表现，心中充满钦佩之情。他曾在《台湾新闻》发表《入田春彦》一文，结尾特别提到希望结识杨逵的心愿。
入田春彦初识杨逵，正值杨逵山穷水尽之际。1937年6月，为挽救《台湾新文学》被强制废刊的命运，杨逵远赴日本，奔波游说于东京进步文化界。七七事变爆发后，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杨逵不得已于9月返台。这年秋天，杨逵积劳成疾，咯血数月，因欠米店二十元，在日本警察的唆使下，被米店老板告上法庭。当时有朋友为他代租一块两百坪的土地，杨逵却拿不出三十元的租金。就在这穷愁潦倒的时候，《台湾新闻》的编辑田中保男带着入田春彦前来拜访。杨逵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变卖几本书，换得一纸口袋米，烧稀饭果腹。入田春彦和田中保男见状，急忙买菜沽酒来，大家边吃边谈，十分投缘。入田春彦当即慷慨解囊，惠赠一百元巨款。而当时，入田春彦基本月薪不过四十元，每月还要从中扣出一部分寄回日本故乡，可见一百元对他并不是笔小数目。靠了这笔钱，杨逵绝境逢生，开创了首阳农园，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高压年代里得以安身立命和坚守自己的理想。
不久，入田春彦辞去六年的警察生涯，经常出入于首阳农园，并待杨逵的孩子亲如己出。他总是撑着高大的身躯，踏着他那独特的步伐，“咔哒咔哒”地拖着木屐来找资崩玩。当时六岁的资崩也经常去入田春彦的宿舍玩耍，入田春彦赠他糖果点心，为他朗诵故事书，也教他唱《胜利归来》之类的日本军歌。每逢入田春彦来首阳农园的时候，叶陶便忙着挖野菜，炒花生，做些朴素的菜肴好让杨逵与入田春彦下酒。两人敞开胸怀，谈文学，议时局，说心事，也交流思想，大有人逢知己相见恨晚的感慨。他们之间的位置，也从原本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对立关系，转化为跨越国度种族的文学心灵的交融对话。两人相识不久，入田春彦就在杨逵的带领下，拜访了吴新荣、郭水潭、陈培初、黄炭、黄朝东等多位台湾文友。
入田春彦因为写了不少触及日本警察黑暗内幕的文章，并屡次批评日本政府的侵略战争，又与杨逵这样的“危险分子”过从甚密，遂被殖民当局以思想偏激、执行任务失败为由，将其拘禁数日。决定释放入田春彦的同时，台湾总督府也下达了限期离台回国的命令。几天之后，入田春彦托人捎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要杨逵次日晨七点到他住处去找他。1938年5月5日，也就是入田春彦原定被限期离台的头一天，依约前往的杨逵到达入田春彦门前时，屋内传来断断续续的胡琴声，房门却是紧锁着，无人应答。杨逵赶忙跑到管理公寓的阿婆那里拿来钥匙，开门一看，躺在榻榻米上的入田春彦已经不省人事，怀抱一把瘦瘦的胡琴，在痛苦的喘息声中，还不时地叫着杨逵长子资崩的名字。原来，入田春彦在得到自己要被遣返日本之后，就决定了以死抗争。于是，他吃下了大量的安眠药，并给杨逵和叶陶分别留下遗书，以二十九岁的英年，坚定地自杀了。入田春彦还表示愿将他的骨灰当作肥料，遍撒在首阳农园的土地上。很少流泪的杨逵，见到此情此景，精神遭遇强烈震撼，眼泪潸然而下，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平复的创痛。
入田春彦自杀后，当时台湾最大的日文报纸《台湾日日新报》曾于1938年5月7日，以《原巡查因对前途悲观，于公寓服毒自杀》为题，进行报导。同日，台南市日文报纸《台湾日报》也以《文学青年因孤独感和生活不安，留下异常遗书自杀》为题，披露了这一事件。
入田春彦留给杨逵和叶陶的遗书，表明了他对中国人的感情以及对日本殖民统治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厌恶。这两封遗书分别写道：
叶陶女士
我想，你是最能迅速、利落处理我的后事的人。
因此，我就不客气地拜托了。
我想，在这样的时代，有这样的战斗也是好的。
能够了解怀抱炸弹，欣然勇赴死地的一个士卒的心情的人，
大概也能理解我的心情。
让资崩小弟弟为我唱“胜利归来”的歌吧。
资崩以后到了我这样的年纪时，
这世界不知道将变成什么样子。
杨逵先生
我想你一切都了解的，所以我就没必要再写什么。
这是战斗。我不希望被认为是卑怯的行为。
我的内心也存在著各种东西。
但是，芥川式的虚无，还算是有三分吧。
多估计的话，大概也有四分左右。
到了这样的时候，我多少宠坏了芥川式的虚无，也是个事实。
但是，我给予了它令战斗更加激烈的任务。
我不希望被过重地评估芥川式的虚无。 入田春彦的遗书，张季琳译；转引自张季琳《杨逵与入田春彦——台湾作家与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5页。
事实上，早在入田春彦自杀前一个月所发表的《断片录》中，已经可以看到他以勇敢赴死来抗争的某些端倪。下述章节的文字表现，与入田春彦写给叶陶遗书“怀抱着炸弹，欣然勇赴死地的一个士卒”的话，是相当吻合的：
我已下定决心，准备不顾死活，用身体，直接冲撞前去。
但是，总觉得奇怪，这是无法击发的子弹吗？
我的脸，像死人般发青。
而不知什么时候，那把枪已被施以安全装置了。 入田春彦：《断片录》，张季琳译，原载《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4月1日；转引自张季琳《杨逵与入田春彦——台湾作家与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5页。
入田春彦的突然自杀，使杨逵深受刺激，一度陷入心力交瘁、意志沉迷的状态。1938年5月11日，也就是入田春彦告别人世六天之后，杨逵写下《入田君二三事》，在生死情谊的追怀中，道出了他无限的痛苦与感叹：
肉体上、精神上都已经筋疲力尽的现在，我虽然负债累累，却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想写。
那个高大的男人，现在整个人都收在这个不到一尺立方的木箱里。说决斗、谈打仗的这个热情的人，现在化成一堆骨灰塞在这个木箱里。
在给叶陶的遗书里，他自负是个怀抱炸弹、慷慨赴义的士兵，结果却和炸弹一起坠入海里。炸弹最后没有爆炸，和他自己一起被大海，被那无边无际的大海吞噬了。
总有一天，我要好好想想他这一生的种种。我把这件事也当成我的债务之一。 杨逵：《入田君二三事》，原载《台湾新闻》1938年5月18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