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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杨逵对鲁迅精神的执著和追寻，可谓贯穿他的一生。直到1982年，杨逵在美国爱荷华城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明确回答，对于鲁迅的抗议文学和反叛文学，“我比较接近，如果对社会的不合理毫不关心的，我就没兴趣。”
《访台湾老作家杨逵》，原载《七十年代》总第154期，1982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2页。这种浓得化不开的“鲁迅情结”，与杨逵作为一个战斗的、关怀大众的、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自然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
胡风作为鲁迅的得意门生，也是鲁迅晚年最接近在身边的一位。胡风翻译《送报伕》以后，又将其收录在《弱小民族小说选》中，其背景仍然有鲁迅的影响。鲁迅的《域外小说集》与胡风的《弱小民族小说选》之间，应该有某种精神上的关联。胡风在鲁迅精神影响下从事的文学活动，使他和杨逵之间发生了一段跨越海峡两岸的文学因缘，有了一种普罗文学精神的沟通。
1932年，杨逵投稿《台湾民报》的小说《送报伕》只登出一半，就被台湾总督府强行查禁。心有不甘的杨逵没有放弃，仍然在寻找发表全文的机会。1934年，得知日本东京的普罗文学杂志《文学评论》正在征文，杨逵便将《送报伕》投稿过去，结果发表在当年10月刊出的第一卷第八号上，并获第二奖（第一奖从缺）。这是台湾作家首次进军日本文坛，日本进步作家给予《送报伕》相当高的评价，而《文学评论》当月号在台湾却被禁止销售。
在同期的《文学评论》上，日本进步作家对《送报伕》如是说：
我认为“送报伕”很好。没有虚假的造作，而显露着不得不写的真情直逼人心。我看过的十四篇中，它是顶好的。
（龟井胜一郎）
作为一篇小说，它难说是完整的，但作者的真情硬逼着读者的心。送报的生活与乡里的故事吸引着我的心。最后一段感情似有几分低调。
（洼川稻子）
总而言之，主观是幼稚的，但正因如此，真朴实的脸貌更显得突出。它没有其他应募作品能看到的叫人反感的造作，是可喜的。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大。
（武田麟太郎）
就在此时，胡风有机会接触到了杨逵的这篇成名作。胡风在1985年悼念杨逵逝世的文章中回忆道：
三十年代初，我在日本的《普罗文学》上读到了杨逵先生的中篇小说《送报伕》。在日本侵略者的长期迫害之下，台湾人民过着痛苦的生活甚至家破人亡，终于觉悟到了非组织集体力量进行斗争不可。这篇作品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当即译了出来，发表在当时销数很大的《世界知识》上。后来，新文字研究会还把它译成了拉丁化新文字本，介绍给中国的工友们阅读。从这篇小说，大大增进了祖国同胞对台湾同胞的了解和同情，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胡风：《悼杨逵先生》，收入《杨逵先生纪念专辑》，台声杂志社1985年4月，第12页。
如果说，赖和是《送报伕》的助产士，胡风就是《送报伕》传播者。1935年6月，由胡风译为中文的《送报伕》，发表于当时广为影响的《世界知识》（上海）第二卷第六号。1936年4月，胡风编译的小说集《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作为黄源主编的《译文丛刊》之一种，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杨逵的《送报伕》、吕赫若的《牛车》和杨华的《薄命》三篇小说入选其中，这是台湾小说首次被集中地介绍到祖国大陆来。1936年5月，胡风编译《弱小民族小说选》，由上海生活书店以“世界知识丛书”发行，同样收入了上述三篇台湾新文学作品。
胡风是在什么样的语境里译介《送报伕》呢？他在《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的“序”里说：
去年《世界知识》杂志分期译载弱小民族的小说的时候，我想到了东方的朝鲜台湾，想到他们底文学作品现在正应该介绍给读者，因而把《送报伕》译好投去。想不到它却得到了读者底热烈的感动和友人们底欢喜，于是又译了一篇《山灵》，同时也就起了收集材料，编印成书的意思。
…………
我还记得，这些翻译差不多都是偷空在深夜中进行的。四周静寂，市声远去了，只偶尔听到卖零吃的小贩底微弱的叫声。渐渐地我走进了作品里的人物中间，被压在他们忍受着的那个庞大的魔掌下面，同他们一起痛苦，挣扎，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整个世界正在从我底周围陷落下去一样。在这样的时候看到了像《初阵》、《送报伕》等篇里的主人公底觉醒，奋起，和不屈的前进，我所尝到的感激的心情是不容易表现出来的。
好像日本底什么地方有一个这样意思的谚语：如果说是邻人底事情，就不方便了，所以我把那说成了外国底故事。我现在的处境恰恰相反。几年以来，我们这民族一天一天走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前面，现在且已到了彻底地实行“保障东洋和平”的时期。在这样的时候我把“外国”底故事读成了自己的事情，这原由我想读者诸君一定体会得到。
胡风：《山灵·序》，胡风译《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收入黄源主编的“译文丛书”，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4月版。
胡风当时为《送报伕》写过一则“译者序”，该序《世界知识》版置于文前，《弱小民族小说选》版置于文后，至《山灵》版则被删除。从该序可以看出胡风对《送报伕》的评价：
台湾自一八九五年割让以后，千百万的土人和中国居民，便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然而那呻吟痛苦的奴隶生活究竟到什么程度？却没有人有深刻的描写过。这一篇是去年日本《文学评论》征文当选的作品，是台湾底中国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了四十年以后第一次用文艺作品底形式将自己的生活报告给世界的呼声。
转引自黎湘萍：《“杨逵问题”：殖民地意识及其起源》，金坚范主编《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海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01页。
大陆同胞对杨逵的了解，首先是从胡风翻译和编选《送报伕》开始的。台湾光复后，许多前来支援台湾文化建设的大陆作家、文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一到台湾就慕名而来拜访杨逵，千方百计与他取得联系，都是由于拜读过《送报伕》，文学精神与心灵世界已经有所沟通的缘故。一位从大陆回来的台湾籍青年曾对杨逵说，他们学校的校刊就转载过这篇小说。被抓去当日军翻译的台湾文学界人士李献璋也说，他在广州“各界抗日联合会”出版的小报上，曾看到《送报伕》。又有林朝培从新加坡来信说，他在那里看到《送报伕》与其评论文章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也有人说，他还看过翻译成世界语的《送报伕》。《送报伕》在抗日战争中传播范围之广，对民众参加抗日决心影响之大，令事后知晓的杨逵倍感欣慰，对翻译、传播这篇小说的胡风也始终感念在心。
胡风晚年回忆说：“我虽然在三十年代就介绍了杨逵先生的作品，但与他却从未见过面，连他的情况也不了解。直到近几年来，我才听到了有关杨逵先生的点滴情况。”
胡风：《悼杨逵先生》，收入《杨逵先生纪念专辑》，台声杂志社1985年4月，第12页。杨逵与胡风素昧生平，但他的《送报伕》却被胡风热心翻译，不断推荐，乃至广为传播，这让人不得不感慨于精神相通的力量，文学传播的奇迹！这段文学因缘所共同见证的，是一个风雨坎坷的文学时代，也是两岸作家影响互动的一段文坛佳话。
第三章 时代剪影：杨逵与文学同好
四、杨逵与徐复观：真人真话真文章
杨逵在东海花园，与当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时有往来，互相欣赏并引为知己。杨逵晚年深受徐复观人文精神之影响，他们之间也演绎出一段心心相印的文人佳话。
1903年生于湖北省浠水县的徐复观，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新儒学代表人物。他曾在湖北省第一师范、湖北省武昌国学馆读书，后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投身军旅，抗战期间进入政治中枢，当过蒋介石的随从秘书。四十一岁时，在重庆勉仁书院拜见国学大师熊十力先生，接受其“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之理念，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抗战胜利后以陆军少将主动退役。1947年在南京创办学术刊物《学原》，1949年又在香港创办政治学术理论刊物《民主评论》，这成为20世纪台港地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舆论阵地。
1949年，四十七岁的徐复观来到台湾，定居台中，历任省立农学院、私立东海大学教授。潜心于国学研究的徐复观，“以传统主义论道，以自由主义论政”，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的疏释”，重在阐扬其中的中国人文精神，并为自由与民主呐喊，在学界具有“创新传统主义者”、“献身于民主的斗士”、“敢于向权势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等美誉。1956年，时逢蒋介石七十岁生日，徐复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祝寿专栏”发表《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批评了蒋氏的政治性格，使这期刊物连续印刷十一版之多。
1958年，徐复观与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一起，发表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由此成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一生有《中国学术思想》、《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经济学史基础》、《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两汉思想史》等多种著述，涵盖中国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诸领域。后来因政治原因，徐复观被迫退休，1969年赴香港新亚学院继任教席，临别发表《无惭尺布裹头归》一文以明志。1982年4月因胃癌去世于香港九龙，终年八十岁。徐复观在生前致浠水故乡友人的信中，希望自己骨灰能够埋于桑梓之地，并在墓碑上刻下“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徐复观”这三十个字。
杨逵与徐复观的相识，却并非由于徐复观新儒学大师的背景与地位，而是缘起于东海花园的邂逅相遇。1961年4月，在绿岛监狱坐牢十年的杨逵回到台中，以贷款方式在东海大学附近的大度山下买了一块荒坡地，开始了他晚年在东海花园的农耕生涯。而1955年至1969年，正值徐复观在东海大学任教十四年的时段。杨逵谈道：“我和徐复观先生的交谊，开始在他即将离开东海，在东海的最后几年他常常和徐太太，散步来到我的花园。很自然地，我们成了朋友。”
杨逵：《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原载《中华杂志》第226期，1982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页。
60年代的后几年，徐复观先生与太太常常在晚饭前后到大度山上散步，最初多半是在山上绕一个几里路的大圈子，再返回东海大学宿舍。有一天，他们绕道公墓右下角，越过一个小山沟时，突然发现水沟上面的坡地上，竟然种植了一片姹紫嫣红的花草，旁边还有一间简陋的木屋。徐先生心生惊奇，连忙走了过去，只见一位身材瘦小而神定气闲的老者正在花畦里浇水，与其攀谈，心里寻思：难道书上记载的高人逸士，今日真尚有其人吗？这就是徐复观与杨逵相识的开端。“后来向朋友们打听，才进一步了解他是日治下非常热爱祖国的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但他所热爱的祖国到了他的乡土时，却又和他万分生疏，只好在一个孤岛上和人世间隔绝了十年的岁月。等他再回到人间世时，已成为一身以外更无长物之人；只得向已经发了财的老友，借点钱来垦这一块荒地。”
徐复观：《由一个座谈会记录所引起的一番怀念》，原载《大学杂志》第81期，1975年；收入杨素绢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35页。
从此，徐复观经常到东海花园，与杨逵不拘小节地闲话家常。杨逵的记忆里，徐复观先生来了，“看见我在劳动，就随手搬个石头，在我身边坐下来，天南地北地谈论。气氛一直是坦诚、友爱，互相关怀的。话题，是无所不包，包括一些问题，套现今的话说，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