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炷系乇钡靥嘎邸Ｆ找恢笔翘钩稀⒂寻ハ喙鼗车摹；疤猓俏匏话ㄒ恍┪侍猓紫纸竦幕八担艘恍舾形侍狻！薄�
同①，第17页。杨逵因为一纸《和平宣言》在绿岛坐牢的时候，每当看到囚舍背后山腹上所写的“信义和平”四个大字时，心里就无法平静：自己竟是为了中国人中间的和平与团结来这儿的！有时听杨逵在东海花园谈起心中这些无从解开的疑结，徐复观只是摇头，苦笑，叹息，却不曾说话，但杨逵知道，在徐复观忧苦的笑声和叹息中，他对于自己的坚持中国人之间应当和平的想法，是同情和支持的。
杨逵与徐复观在东海花园聊天的日子里，互以老友相称，从中颇多受益。杨逵因为日据时期受的是日文教育、国语说得不太好，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受到限制。现在从徐复观那里，杨逵知道了更多、更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对历史、社会与人生有了更为深广的认知。有一次，心存感念的杨逵实在情不自禁，叫了一声“徐老师”。没想到，徐复观大为惊恐，坚决表示不敢接受杨逵对他的敬意。杨逵费了许多口舌，谈及人各有所长，若是徐先生要学莳花的技艺，也可以称自己是“杨老师”，徐先生才不那么用力反对。
徐复观对杨逵的命运遭遇，充满同情和关心，两个人之间，相交颇深。知道杨逵素有“放胆文章拼命酒”的性格，徐复观曾送杨逵好酒，杨逵也回赠过几次鲜花。徐复观几次想邀杨逵到东海大学寓所来喝酒，也几次自动地抑制了，因为担心会给彼此带来“麻烦”。徐复观虽然经常与杨逵聊天，但在周围某些人的窥伺下，说到一些“敏感”问题时，还需特别小心谨慎。看到杨逵手头拮据，徐复观曾热心地要招一个互助会，后来被杨逵婉言谢绝了。毕竟，这是戒严体制下的台湾，以杨逵坐牢十二年的政治犯历史和被埋没的现状，以徐复观敢于直言、不时触犯政权权力的性格，他们的频频交往在当时是犯忌的，所以也不时地被人窥伺。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徐复观先生的身影不再出现于东海花园，后来在台中街上相见，杨逵才知道，原来有人打了徐复观的“小报告”。徐复观先生后来为什么离开东海大学，杨逵始终不明白。他想过，会不会是因为徐先生常来东海花园聊天，触犯了政治禁忌，他才被逼走？徐复观后来也谈道：“我被东海大学撵出来的时候，很快便来到台北，没有机会向杨先生辞行。而杨先生住的地方，既没有街道，当然更没有门牌，想通信也没有办法。但这是我不能忘记的一位朋友，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作家。”
徐复观：《由一个座谈会记录所引起的一番怀念》，原载《大学杂志》第81期，1975年；收入杨素绢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36页。
徐复观先生被迫离开东海大学后，他与杨逵虽难晤面，但颇多惦记与思念。1975年，《大学杂志》召开“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座谈会，杨逵因为有事不能到会，便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发表于《大学杂志》第七十九期。当时已经迁居香港的徐复观，读到杨逵的文章，感念至深，马上写了《由一个座谈会记录所引发的一番怀念》，发表在《大学杂志》第八十一期上。在这篇怀念老友的文章中，徐复观畅述他与杨逵的山野相识，东海叙谈，并给予杨逵高度评价。徐复观的这篇文章，也让杨逵感慨无限，日后经常重读，更“感受到他对朋友的仁慈、厚爱，也看出他对世间的不平、人类的苦难，永远是怀抱着那么大的同情和鼓励。”
杨逵：《沧海悲桑田》，原载《中国时报》1982年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19页。
1976年，杨逵的《鹅妈妈出嫁》中译本出版，在序文中，杨逵提到了孙女杨翠以《这是卧薪尝胆的时候，不是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为题，参加学校演讲的事情。杨逵把这本书寄到香港，徐复观很快写信给杨翠，称赞她的演讲词写得好，对于演讲题目所阐释的时代背景，更是欣赏有加。以徐复观崇高的学界地位，却不惜在百忙中回复给中学生的杨翠，并对其热情鼓励，先生真诚待人的情怀，和对杨逵一家的友谊，从中可见一斑。
1980年9月中旬，得知身患胃癌的徐复观回台大医院手术，想念老友至深的杨逵，在《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帮助下，很快来到医院探望。一看见多年不见的徐复观，杨逵“心里有如见了一辈子未见的至亲，他也是，一见面就掉眼泪，我想我的这个老友，不是一个会为动胃癌手术掉眼泪的人，他是一个为了理想，不惜远离荣华权势的人，我想在必要时，他也是一个可以为理想来牺牲他的生命的人。”
杨逵：《当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原载《民众日报》1980年10月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13页。当时，徐复观身体非常虚弱，但仍殷殷垂询杨逵家人的近况，对自己的文章志业也侃侃而谈。他对杨逵说：“我还有两三本书要写”，“如果老天还能给我两三年时间，那就太好了。”
1982年2月17日傍晚，徐复观再度住进台大医院，且癌细胞已经扩散。消息传来，惊愕中的杨逵，满心伤感，遂于次日下午去台北探视。在病床前，徐复观紧紧拉住杨逵的手，泪水溢满眼眶。他对杨逵说：“还能活着和你见面，真是太幸福了。”得知杨逵此时在大溪协助长子资崩经营花园，他又说：“希望我还有机会到你那儿去看看花，哎，只怕是没有机会了！”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成了徐复观和杨逵的永诀！1982年4月1日这一天，老友永远地走了，杨逵也把自己对徐复观的怀念和敬仰，写在了《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沧海悲桑田》、《当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等一系列文章中。
杨逵与徐复观，一个是被当时社会埋没的作家，绿岛归来的政治犯；一个是潜心国学研究的大学教授，远离荣华权势的“边缘人”，他们成长的环境背景与身份角色虽不相同，但却在不期而遇中，成为晚年老友，心灵知己，这正是他们精神世界相通的必然结果。在杨逵眼里，徐复观是一个不肯在委屈中使自己变形，一生为民主、自由和理想而呐喊的“真人”。而“真人”的内涵，如同徐复观在《从“哈哈亭”真人的呼唤》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争言论自由的过程，即是争说真话的过程；争说真话的过程，必然要迫进到庄子所要求的做一个‘真人’的立场……。”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谈我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0页。所以，杨逵“最尊崇徐复观先生所说过的一句话：要做真人，要说真话，要写真事。”
徐复观语，转自杨逵《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原载《中华杂志》第226期，1982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页。在徐复观心中，杨逵则是“这样的天真、纯朴、勤苦、恬淡，真所谓‘人欲尽去，天理流行’的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是‘圣人之徒’。”
徐复观：《由一个座谈会记录所引发的一番怀念》，原载《大学杂志》第81期，1975年；收入杨素绢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35页。杨逵晚年对民主与自由坚持不懈的呐喊，他因赖和先生的平反昭雪而发出“希望有更多的平反”的呼吁，他对自己“在冰山底下活过七十年，虽然到处碰壁，却未曾冻僵”
杨逵：《冰山底下》，原载《台湾文艺》第43期，1974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6页。的理想坚持，他对台湾新文学历史的还原与彰显，都是本着“真人真话真文章”的人格准则，对那些被历史遮蔽的、被现实政治压制的、被“假人假话假文章”扭曲的生活真相，进行一一的澄清与还原。正是基于共同的关爱社会的共识，追求真理的信仰，以及呼唤民主与自由的精神，杨逵与徐复观心灵相通，互相引为知己。这一切，正像杨逵所说的那样：
我是用小说表达对人类、对时代、对人生看法的人，复观先生则以他的学术研究和论述，对政治、文化、人类处境不断提出质疑和抗辩。我们采用的表达形式不同，但追求真理与理想的心意是相同的。
杨逵：《沧海悲桑田》，原载《中国时报》1982年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20—421页。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园丁是杨逵为之钟情的职业，他的一生兼具了双重园丁的形象。作为大地的园丁，杨逵旨在通过“锄耕的农园”，为人间增添一片春色，也寻找一个能让自己不屈服的灵魂寄情放歌的自由场域；担任文坛的园丁，杨逵则执著于“笔耕的心园”，办刊物，编文章，辑丛书，培植文学力量，为台湾新文学作品的发表与传承提供了文学园地。两种园丁，劳动方式不同，但其内在精神不乏相通之处，那就是开拓者的生命特质。考察杨逵文坛园丁的编辑生涯，其中不仅蕴含着杨逵对自己文学理念的实践活动，也见证了台湾新文学的成长之路。
一、1935：《台湾新文学》的独立品格
杨逵一生创办过许多刊物，《台湾新文学》是他用心血生命培植的第一个文学刊物，也是他编辑生涯中历时最久、影响力最为深远的杂志。
《台湾新文学》作为20世纪30年代台湾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创刊的具体原因，与台湾文艺联盟机关杂志《台湾文艺》编辑部的内部分歧有着直接关系。台湾文艺联盟于1934年5月6日成立之后，经过六个月的筹备，其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从1934年11月5日开始刊行。它一开始就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不偏不党”、“无为而有为”的文艺主张，故能将全省艺术主张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的作家熔于一炉。当时飘泊在高雄内惟的杨逵，应赖和、何集璧的邀请，从第二卷第七号（1935年7月发行）的《台湾文艺》开始，担任其日文版编辑，聘期约为一年。杨逵乃举家北上，从此扩大了文艺圈交游，并激发出新的创作欲望。
参加《台湾文艺》的编辑工作不久，杨逵便与《台湾文艺》第二号人物张星建专擅独裁的选稿作风发生了冲突。《台湾文艺》先前的两期稿子，都是由张星建选好之后才交给杨逵处理，而杨逵发现，那些废弃不用的稿子里，有些作品比发表出来的稿子还要精彩。杨逵认为既然让他担任日文栏编辑委员，就该让他全权负责。然而张星建一再拖延阻挠，双方因此分歧严重。另外，《台湾文艺》的编辑方针不断调整，最初以中文为主，后来东京支部的日文作品接踵而来，水准又高于中文作品，“台文的编辑方针，在实力对比之下，不得不自动转变由民族性转向于政治性，再由政治性转向于纯文艺性，初创的主旨逐渐无法维持下去了。”
张深切：《里程碑（四）》，（台中）圣工出版社1961年12月版，第490页。对于这种由于中文稿件不济而再三变更编辑方针的做法，杨逵也表示了明显的不满。
1935年六七月间，围绕着“文联的宗派化”问题，《台湾新闻》编辑田中保男（恶龙之助）对台湾文艺联盟存在的“血的不同、经营的派系化和自以为是的编辑”
参见《编辑后记》，《台湾文艺》第2卷第8、9合并号，1935年8月。发动了猛烈进攻，杨逵、赖明弘、赖庆、廖毓文、李献璋、吴新荣等人相继呼应，张深切、张星建、刘捷则坚决反对，其中又以杨逵与张星建之间的论争最为激烈。张星建在《台湾新闻》发表《文联的“公贼”》
张星建：《文联的“公贼”》，完稿于1935年6月24日，刊登于《台湾新闻》，发表时间不详，可能在1935年6月底到7月初之间。一文，指责杨逵与赖明弘中伤台湾文艺联盟；杨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