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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建：《文联的“公贼”》，完稿于1935年6月24日，刊登于《台湾新闻》，发表时间不详，可能在1935年6月底到7月初之间。一文，指责杨逵与赖明弘中伤台湾文艺联盟；杨逵则发表了《杨逵、张深切，谁在说谎》、《不必打灯笼——文联团体的组织问题》、《关于SP》、《团体与个人——几点具体的提案》等一系列文章
《杨逵、张深切，谁在说谎》，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6月12日；《不必打灯笼——文联团体的组织问题》，原载《台湾新闻 》1935年6月19日；《关于SP》，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6月22日；《团体与个人——几点具体的提案》，原载《台湾新闻
》，1935年6月26日。 上述文章皆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2—266页。，阐释文艺观点，也为自己辩解。张深切后来写自传中回溯这一段历史时，还在指责杨逵为争取编辑权，利用一部分民族主义作家对张星建编辑作风的不满情绪，对张星建进行攻击，进而标榜主义问题向张深切及其编辑委员会挑战。
张深切：《里程碑（四）》，（台中）圣工出版社1961年12月版，第490—491页。
至于真正使事件白热化的导火索，则是围绕是否刊登蓝红绿 蓝红绿，本名陈春麟，1911年生，南投埔里人，1926年曾赴东京读书。1933年为埔里青年会文化戏编剧兼导演，同年以小说《坚强地活下去》进入文坛。1936年于《台湾新文学》发表小说《迈向绅士之道》和剧本《慈善家》。战后曾任职于台湾电影戏剧公司与台湾合会埔里分公司，1973年退休。出版有《前辈作家蓝红绿作品集》。的小说《迈向绅士之道》
《迈向绅士之道》，主要描写一个不满现实的大学毕业生，其未来幻想与日常生活不能调和，夫妻之间屡屡发生冲突。小说透过对家庭琐事的描述，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杨逵与张星建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后来杨逵在自己创办的《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这篇小说，并获得读者反响。吴浊流认为它是“《台湾文艺》的遗珠，难以割舍的作品”
吴浊流：《〈绅士への道〉と〈田园小景〉》，《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6号，1936年7月第60页。；茉莉则称赞它是“台湾有始以来最好的讽刺文学作品”。
茉莉：《台湾新文学六月号の作品ヒつぃ乙》，《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6号，1936年7月，第63页。
因为一篇作品的刊登所引发的风波，“由于杨逵与张星建的对立，联盟内部问题反而发展成严重的问题，本部虽然极力呼吁，仍连续引起论争。这不光是文艺联盟运作上的问题，也关系到文艺大众化路线与新台湾文学运动的存在问题。”
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接点》，（台北）全球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版，第201页。究其深层原因，杨逵与张深切、张星建等人因为意识形态话语的不同，导致了文学理念的迥异，从而引起有关文联派别分化等论战的产生，但这种论争并非因为派系问题。杨逵信奉社会主义，强调从阶级立场来看文学，推举以劳动者的世界观书写的普罗文学，来实现文艺大众化；张深切等人是台湾民族主义者，反对阶级文学，他们所主张的文艺大众化，是将文艺推广到一般民众的生活。杨逵与张星建等人的这场笔战，还因为有了《台湾新闻》编辑田中保男的参与，也被当时一些文人质疑。时任该报记者的巫永福就曾发出“台湾人不可以分裂，要集中力量，对抗日本人才对”的呼吁
巫永福：《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运动和杨逵》，收入王晓波编《被颠倒的台湾历史》，（台北）帕米尔书店1986年11月版，第347页。。张深切后来甚至严历批判杨逵“不顾大局，为固执己见，不恤文联分裂，俨然替日本当局效忠，打击文联，这一过错实在难以轻恕。”《张深切全集》卷2《里程碑》（下），（台北）文经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月版，第624页。事实上，具有国际主义胸怀的社会主义者杨逵，愿意结盟站在同一阶级立场的日本作家，同心协力发展台湾文学，没想到竟因此长期蒙受“分裂文联”的不白之冤，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
面对台湾文艺联盟内部的矛盾与分歧，杨逵虽然被严重误读并遭受指责，但他还是寄希望于文联的改革和团结，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克服文联派系化，使文联成为大众的文联。为了消除文联的分裂局面，在1935年8月11日“第二回台湾全岛文艺大会”召开之前，杨逵以大局为重，于7月29日专程拜访张深切，并提出了化解矛盾的恳切建议。7月31日，杨逵在《个人想法的修正与两三个愿望》这篇文章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一向被批评为公贼、破坏者，此时不得不针对文联改革问题再度提笔。虽然因学派问题以及改革案，我被贴上了令人难堪的标签，但是，我现在却感到非常愉快。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管我过去如何被践踏，此次论战中，文联的改革唤起了全岛作家的关心，十一日召开的总会将会面临不得不改革的事实；而我的谬见在遭到多方指责后，可在此文中获得修正的机会。
杨逵：《个人想法的修正与两三个愿望》，写于1935年7月3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56页。
在这篇文章中，杨逵一再声明，“只要是正确的意见，我即使遭受任何打击都不会感到痛苦”。如今面临团结合作的关键时刻，杨逵不计前嫌，主动撤销了已经寄出的驳斥张星建不实之词的文章，并透过刘捷今天努力工作的态度，原谅了他以往给台湾新文艺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张深切，杨逵谈到此次拜访取得了非常满意的结果：
诚如大家所知，他以往在台湾新闻发表文章，对我大加批伐。但是这次，他亲口告诉我那些文章流于意气用事，并声明赞同正确的改革。他过去认为我们所有的论调都是空谈，并攻击我们在新闻报纸上公开表示不同的意见。相对而言，如今他希望我把一些汇整过的意见写出来。因此，即便过去有过任何不愉快，但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改革文联，所以我要在此声明，我对他的这些意见非常满意。只要他以后继续维持如此真诚的态度，就算过去他把我的意见及态度批评得一无是处，我还是愿意冷静地与他讨论。如是针对我的谬见，他愿意彻底说服我的话，我也很乐意低头认错。
杨逵：《个人想法的修正与两三个愿望》，写于1935年7月3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57—558页。
杨逵致力于文联改革和团结的胸怀与诚意，从中可见一斑。他在自身生活拮据的情况下，仍然惦记着如何为文联排忧解难。他真诚地提出，如果文联缺少明信片邮资的话，他愿意负担其中的五分之一。
对于杨逵与张星建之间因选稿问题衍生的风波，台湾文艺联盟本着息事宁人的立场，也曾发过一则公告：
张星建君和杨逵君都是文联的重要份子，但却不是指导者，指导部是常委会，两君均不是常委，也不是执委，两者的冲突是个人的冲突，深望诸同志谅解。
两君的冲突均为极爱文联而发生，所以本部对此事件，于上月廿六日的常委会已决定解决方针了。 《公告》，《台湾文艺》第2卷第7号，1935年7月，第196页。
然而，过于庞大的组织以及指导部门工作的迟缓，加上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的分歧，台湾文艺联盟的分裂终究难以避免。有感于《台湾文艺》编辑经历的是是非非，有感于文艺工作者热情消褪、台湾又没有足以鼓起读书欲的刊物，加上眼见文联组织松散，难有作为，杨逵自觉留在《台湾文艺》已无法发挥作用，遂决意创办一份《台湾新文学》杂志：
我经过了千思万虑，而所获的结论是为了台湾的作家，为了读书家，迫切需要著适应台湾的现实底文学机关，只是似乎谁也不愿意给他们。作家以及读者，到了这样的田地，于是只有“积少成多”，集了自己们零碎的钱，来建设培养一个园地，而自励自勉，自己鼓舞下去。这也就是《台湾新文学》的创成记。
杨逵语，原载《台湾新文学》创刊词（日文），1935年12月27日；引自王诗琅：《台湾新文学杂志始末》，《台湾文学重建的问题》（王诗琅选集第5卷），（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82页。
《台湾新文学》于1935年12月28日在台中创刊，由杨逵与叶陶独资创办。创刊号在“启事”栏表明：“本杂志不属于任何流派，任何团体的机关，本杂志是全台湾文艺同好者的共同舞台。”
为了避免重蹈《台湾文艺》由少数人把持的局面，《台湾新文学》中文栏目委托赖和负责，诗稿由吴新荣、郭水潭、王登山等“盐分地带”的诗人编辑
盐分地带文学是以台湾省台南县佳里镇这一地域的地理特点而得名的，是人们对这一地区作家文学活动的概括，作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台南县佳里镇，地处台湾海峡之滨，此地土质含盐量较大，被称为“盐分地带”。这一地区多出文学人才，从30年代开始，涌现出吴新荣、郭水潭、徐清吉、王登山、林精纯等一批作家，被称为盐分地带文学“五大将。”，日文栏目则以杨逵本人及其他编辑委员会分担负责。列名《台湾新文学》编辑部的还有高桥正雄、田中保男、藤原泉三郎、藤野雄士、黑末驱子等日本作家。《台湾新文学》的选稿原则十分开明，只要是支持民族自决，追求民主、自由，不管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写的稿件都加以采用。当时在《台湾新文学》杂志上投稿并发表作品的作家，从台湾文艺联盟成立之初五位常务委员中的赖和、赖庆、赖明弘，到杨守愚、黄病夫、吴新荣、郭水潭、王登山、李祯祥、叶荣钟、王诗琅、张文环、吕赫若、吴浊流、翁闹、陈华培、陈瑞荣、徐琼二、张庆堂、林越峰、蓝红绿、周定山、庄松林、杨松茂、黄得时、蔡秋桐、赵枥马、朱点人等等，除了张深切、张星建、刘捷未向《台湾新文学》投稿以外，几乎包括了当时台湾文坛台籍与日籍重要的左翼作家，地域涵盖台北、台中、彰化和台南等日据时期北、中、南三大文学阵营。
《台湾新文学》的创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出刊后不到两星期就销售一空；同仁人数已经超过原来预定的五十人，杂志读友也超过预定数量的二十人。这足以证明民众对文学的关心与响应，也让杨逵为之振奋。
《台湾新文学》在《台湾文艺》之后创办，两者皆活跃于30年代中后期，而且执笔的作家也雷同，但《台湾新文学》还是以它的鲜明风格而独树一帜。
首先，《台湾新文学》始终以“为人生而艺术”作为办刊宗旨，以反映台湾穷苦大众的生活现实为依据，主张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强调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比起《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所提倡的明确文艺主张，以及它更富有写实精神、更关注台湾社会现实生活的编辑路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台湾新文学》不仅刊登了大量具有社会写实精神的重要作品，诸如在30年代台湾文坛颇具影响的《田园小景》（杨逵）、《豚的生产》（张文环）、《逃逸的男人》（吕赫若）、《一个同志的批信》（赖和）、《水月》（吴浊流）、《罗汉脚》（翁闹）、《迈向绅士之道》（蓝红绿）、《婚事》（徐琼二）、《王万之妻》（陈华培）、《年关》（张庆堂）、《乳母》（周定山）、《鸭母王》（庄松林）、《橄榄》（黄得时）、《王猪爷》（蔡秋桐）等等，它还在创刊伊始，就设置了“乡土素描”和“街头写真”栏目，全力推举直面台湾现实社会的报导文学。
1937年2月至6月间，杨逵连续发表《谈报导文学》、《何谓报导文学》、《报导文学问答》三篇文章，并于《台湾新文学》第二卷第四号上刊登《募集报导文学》的启事。杨逵对报导文学的理论界定，是“笔者以报导的方式，就其周边、其村镇，或当地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