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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就其周边、其村镇，或当地所发生的事情所写下来的文学。”
杨逵：《何谓报导文学》，原载《台湾新民报》1937年4月2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03页。报导文学与普通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极为重视读者；第二，以事实的报导为基础，不容许凭空虚构；第三，笔者对应该报导的事实，必须热心以主观的见解向人传达；仅罗列事实而缺乏作者感情，不算是文学艺术。
同①。1937年开始确立报导文学理论基础的杨逵，在此前后发表的《台湾震灾地慰问踏查记》、《逐渐被遗忘的灾区——台湾地震灾区劫后情况》、《我的书斋》、《摊贩》、《输血》等作品，可以视作作者本人对报导文学理论身体力行的一种创作实践。
杨逵虽然是用日文写作的作家，但他非常重视中文创作，渴望继承民族传统。《台湾新文学》作为中日文创作并刊的杂志，尽管它与《台湾文学》后来也同样面临着中文作品短缺的命运，但《台湾新文学》在坚持中文栏目、提升中文作品的品质方面，比《台湾文艺》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直面现实态度。
有感于“汉文凋落之久，隔了很久，执笔者诸氏以崭新的意气与诚挚，打破沉默，卷土重来以显示其力量”， 《编辑后记》，见《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1936年11月。杨逵与编辑部同仁积极策划、多方动员，于第一卷第十期第十二月号的《台湾新文学》，专门编辑了《汉文创作特辑》，刊登有赖贤颖的《稻热病》、尚未央的《老鸡母》、马木历的《西北雨》、朱点人的《脱颖》、洋的《鸳鸯》、废人的《三更半瞑》、王锦江的《十字路》、一吼的《旋风》等八篇小说，执笔作家皆为一时之选。然而，这一动员了当时最活跃的作家所写的具有相当水准的作品集，却在刚刚付印提出审查时，由于其鲜明的反殖民精神，以及文字使用上对日本“同化政策”的挑战性，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严厉查禁，理由是“内容不妥当，全体空气不好”。这种结局，不仅仅是佳作尚未面世，竟告胎死；也是充满现实精神的中文小说在当时文学杂志中的最后一次编辑。所有报刊的中文栏目，在1937年春天以后接踵而来的废止汉文栏的行动中，都遭遇了被迫停办之命运。
其次，杨逵身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的阶级意识，使《台湾新文学》具有浓郁的左翼色彩，并以开阔的胸怀，与日本普罗文学界保持了密切联系。《台湾新文学》创刊号在《台湾新文学的期望》一栏中，刊登了德永直、叶山嘉树、前田河广一郎、贵司山治、细田民树、桥本英吉、藤森成吉、平林泰子等十七位日本左翼作家的感言。《台湾新文学》杂志中，不仅可以读到日本进步文艺界主办的《文学评论》、《社会评论》、《高尔基文集书简集》、《文学案内》、《诗人》中的文章，读到德永直、平田小六、叶山嘉树、渡边顺三、林房雄、洼川稻子等作家的作品，还能看到《时局新闻》周刊、《土曜日》、《公民常识》、《太鼓》、《劳动杂志》、《实录文学》的广告或销售服务。
参见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接点》，（台北）全球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版，第206—207页；尹子亚：《杨逵〈台湾新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附录《〈台湾新文学〉杂志广告一览表》，《第一届全国台湾文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83—184页，第189—191页。《台湾新文学》倾力介绍大陆、日本、苏俄的现实主义作家，它所刊登的《高尔基特辑》、《悼鲁迅》、《大文豪鲁迅去世》等文章，都表明了该刊所拥有的广阔视野和左翼色彩。
再次，《台湾新文学》在培植文坛新人方面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充实台湾的文学环境。杨逵“相信台湾文坛的未来与其只有两三个有名的作家，不如让众多无名作家担负”，
见《编辑后记》，《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5号，1936年6月。故将拔擢本地无名作家当作刊物的重要任务。《台湾新文学》多次筹措经费，举办“台湾新文学赏”及“全岛作家竞作号”征文活动，并限定只有新人才能参加“悬赏原稿募集”，给予新秀登临文坛的重要机会。著名的客籍作家吴浊流，即是由此崛起。其处女作《水月》发表于《台湾新文学》第二期（1936年3月），另有《泥沼里的金鲤鱼》入选“台湾新文学赏”佳作，并刊登于《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五号（1936年6月）。
1937年以后，在“皇民化运动”日趋喧嚣的局势下，台湾总督府图谋于4月1日为期限，一举废止全岛新闻的“汉文栏”。在《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民报》被迫废止汉文栏目后，惟有《台湾新民报》一家延至6月始废。
面对台湾总督府的高压政治，杨逵自知停办汉文栏势在必行。他对此保持了清醒的无奈：
日本统治当局为了消灭台胞的民族意识，于是勒令废止报纸和所有杂志的中文版，“台湾新文学”出版最后一期时，即收到取消“汉文栏”的命令，没有了“汉文栏”，“台湾新文学”的存在意义也等于丧失，加以当时整个台湾的文化活动几乎为“皇民化运动”所淹没，于是便停办了“台湾新文学”。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中心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页。
1937年6月15日，发行至第二卷第五号的《台湾新文学》，在“编辑后记”中说：
汉文栏以此号为止不得不废止。对于只用汉字写作的人和只读汉文的人毋宁是悲哀，但我们也十分感慨。然而汉文作家诸君也不必因而退缩。跟以前一样投稿的话，我们会找到适当的译者予以翻译之后发表，希望更加专心写作吧！
此时的杨逵，不仅承受巨大的政治高压，经济上也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地，双重的厄运使《台湾新文学》在这一期之后不得已停刊。为了杂志的再生，杨逵于1937年6月底专程赴日，以期寻求日本左翼文学界的支持。终因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局突变，杨逵所有计划落空，自己也遭警察跟踪拘捕。杨逵与叶陶用心血生命浇灌的《台湾新文学》园地惨遭挫败，永远失去了再生的机会。
《台湾新文学》从1935年12月28日创办，到1937年6月被迫废刊，除查禁号之外，一共发行了十四期，另有《台湾新文学月报》两期，历时一年半。关于《台湾新文学》以及《台湾文艺》对台湾文坛的贡献，日据时期的著名作家黄得时有着高度评价：
《台湾文艺》和《台湾新文学》的寿命不过三年而已，可是在这短短的三年之中，所获得的效果，比过去十几年的效果都来得大。堪称在台湾文学史上划下一段光辉灿烂的时期。
黄得时：《台湾新文学运动概观》，原载《台北文物》3卷2期、3期、4卷2期；收入李南衡主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23页。
对此；杨逵也有着完全的认同：
“台湾文艺”和“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那三年，可以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在小说创作上有了十分丰硕的收获，而且更赢得广大读者的关心与支持，形成一股新的社会运动力量，普及到整个社会。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6—37页。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二、1945：《一阳周报》与三民主义理想
杨逵光复后的文学出发，首先是从文学刊物的创办与编辑起步的。
受到台湾光复的巨大鼓舞，台湾各地纷纷出版报刊，创办国语讲习班，举行文化座谈会，开展演讲、美展、演剧等文化活动，其中又以期刊杂志最为活跃。台湾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于1945年11月23日公告，要求已发行的报纸二十日内办理登记手续，“到1946年1月底为止，光台北市一地的报纸加上杂志的申请登记者就有三十九家；到5月底为止，登记的报纸与通讯社共计二十一家。”
参见吴纯嘉：《人民导报研究（1946—1947）——兼论其反映出的战后初期台湾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变迁》之第一章《日治时期到战后初期（1945—1947）台湾报业情形》，（台北）中央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99年7月，第55页。“民间与政府各机关单位竞相出版刊物的情况，持续到1946年上半年，也是杂志发行最为蓬勃之时期”何义麟：《战后初期台湾出版事业发展之传承与移植（1945—1950）》，《台湾史料研究》第10号，1997年12月，第5页。。据旅美台湾学者叶芸芸女士统计，1946年夏天，台湾以各种方式存在的报纸杂志，多达八十种左右；1945年至1949年间，台湾出版的期刊杂志有四十三种。
叶芸芸：《试论战后初期台湾知识分子及其文学活动》，收入台湾文学研究会主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63—68页。这期间，台湾“知识分子的昂扬自信与文化界之生气勃勃，是战后初期台湾予人深刻印象的景观，也是台湾历史上，文化界难得一现的黄金时代。”
同①，第63页。
身为台湾文学园地的园丁，杨逵对文学刊物的创办一向情有独钟。杨逵战后初期的文学活动，在短短的三年半时间里，从创办《一阳周报》开始，杨逵光复以后自己创办、参与创刊和担任编辑的报纸期刊乃至出版社多达七种，其对战后台湾的文坛重建与社会改革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庆祝“一阳光复”，杨逵马上把自己在日据时期经营的“首阳农园”改名为“一阳农园”。意识到教育民众、唤起民众的迫切需要，在朋友们的资助下，节衣缩食的杨逵于1945年9月购买了手转轮印机，准备创办新刊物。
1945年9月22日，杨逵在台中市创办了《一阳周报》，这是战后台湾最早出现的中日文合刊的刊物之一。它是一本三十二开的薄薄的小册子，用白报纸印行，每期二十四页，逢周六出刊，同年11月17日出版第九期后停刊。《一阳周报》在林幼春之子林培英和李崇礼之子李君晰的资助下，以刻钢板、油印的方式得以出版。当昔日农民组合及文化协会的朋友们来看望杨逵的时候，杨逵用誊写版出了第一期的《一阳周报》，并把它分送给朋友们，向他们提供讨论的素材。
杨逵创办《一阳周报》，旨在“介绍国父的思想和三民主义，把台湾建设成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模范省。” 杨逵：《我的三十年》，原载《联合文学》第1卷第8期，1985年6月1日。以介绍祖国的革命理想和文学作品为宗旨，传达了杨逵对于战后台湾的社会命运与道路抉择的强烈关注。
台湾光复以后，长期处在被奴役、受歧视的殖民地子民的地位，一旦得以挣脱，台湾智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使命感空前高涨，他们的济世情怀很快被三民主义的前景所吸引。“当时之智识分子几乎人手一册《三民主义》，满怀抱负与热情，努力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比之日据时期，智识分子更形活跃。”叶芸芸：《试论战后初期的台湾智识分子及其文学活动》，收入台湾文学研究会主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63页。在言必称三民主义的光复初期，随手翻阅当时的台湾报纸，“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口号就会跃入眼帘。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前，各地知识分子热烈响应并参与“三民主义青年团”，也足以证明孙文的三民主义对台湾知识分子的号召力。1946年6月16日，由游弥坚、许乃昌、陈绍馨、林呈禄、黄启瑞、林献堂、林茂生、罗万、杨云萍、陈逸松、苏新、李万居等日据时期政治界、文化界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台湾文化协进会”，并创办促进两岸交流和台湾重建的刊物《台湾文化》。该会在成立大会宣言的结尾呼吁道：“建设民主的台湾文化、建设科学的新台湾、肃清日寇时代的文化遗毒、三民主义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