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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梦江：《缅怀谢雪红》，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119页。
《和平日报》发行量约一万二千份，经费上也未能得到南京总社的支持，必须走“以报养报”的道路。为了争取社会读者与地方名流的支持，楼宪、王思翔、周梦江上任后，专程拜访了台中政治文化界的一些名人，诸如已息影家园的老一代社会运动家林献堂，市参议会会长黄朝清，市图书馆馆长庄垂胜和研究员叶荣钟，三民主义青年团台中负责人张信义，作家杨逵和张文环，实业家张焕珪等等。
《和平日报》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虽然是国民党军方的机关报，却能与具有台共身份的谢雪红合作，谢雪红借此机会安排身边的杨克煌、林西陆、蔡铁城等进入报社工作，以扩充其影响力。周梦江曾谈及这种情况：我们欢迎谢雪红的支持，报社绝大多数人员都是谢氏介绍的。如谢氏的助手以后出任台盟秘书的杨克煌，来到报社任日文编辑科长；一位曾在农民协会工作的林西陆出任副总经理。此外编辑、记者以至一般职工几乎全是谢氏介绍的，报社还聘请她为顾问。
就在此时，王思翔他们邀请了杨逵担任《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编辑。杨逵加盟“新文学”副刊，是与他在大陆文艺界的文学声誉分不开的。其代表作《送报伕》于1936年4月被胡风收录于《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并在大陆文化界有着相当广泛的传播。外省知识分子来台后，仰慕其名其文，纷纷拜访杨逵，杨逵也与他们之间展开文化交流。王思翔在《忆杨逵》一文中就曾提到，1946年春天他刚到台湾，便设法托人邀见杨逵。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王思翔等人来自大陆的左翼文化色彩，以及他们的办报动机和编辑理念，颇能引起杨逵的共鸣与认同。
《和平日报》创刊伊始，即开设综合性文艺副刊“新世纪”、青年专刊“新青年”、妇女专刊“新妇女”、纯文学专刊“新文学”、趣味性的“周末版”等副刊栏目。之后又陆续增加了“每周画刊”、“新时代”等等。《和平日报》的核心编辑们有意仿效上海《大公报》的“大捧小骂”策略，在社论和国内新闻处理上，尽量配合军方的反共立场，新闻电讯全部取自官方的“中央通讯社”，以保证不出大的“问题”；而在省内的社会新闻版和副刊栏目上，则以抨击时弊、揭露陈仪政府的专断腐败的指向，鼓吹和平、民主、繁荣的理想，力争成为民众喉舌为特色，这使得原本为军方报纸的《和平日报》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向，一跃而成为除《台湾新生报》之外的台湾第二大报。
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62页。今天看起来：
王思翔等人的真正动机则是鼓吹“民主思潮”，他们在副刊“新青年”、“新妇女”、“新世纪”与“新文学”从事这样的文化工作，并刊登大陆的文艺作品，将三十年代以及抗战时期充分发展的“现实主义”文艺美学带进台湾，作为台湾现实批判的利器。
徐秀慧：《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台湾）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7月，第104页。
杨逵加盟《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编辑工作的时候，堪称家徒四壁，叶陶以沿街叫卖小百货维持生计，夫妻两人经常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出入于社会活动场所。杨逵与周梦江对谈时，因为杨逵只懂得闽南话和日本话，每次都要经稍谙北京话的叶陶来翻译。在周梦江的极力劝说下，杨逵先任中文编辑，因语言障碍，自觉无法胜任而请辞的杨逵，后来又担任日本版编辑。
《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自1946年5月创刊至同年8月9日停刊，共出刊十四期，历时约三个月，为中、日文并刊。该副刊的编辑方针，特别体现了杨逵及其同仁们的文学理想，那就是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孺慕之情，渴望两岸的文化交流；以国际主义文学情怀，关注着世界文学特别是普罗文学的发展态势，以强烈的当下关怀精神，不断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现状与发展提出建言。
《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致力于中国文学及文化传统的介绍，让台湾民众更好地了解祖国大陆的整体形象。与此同时，该栏目特别注重通过弘扬五四运动所揭橥的民主、科学精神，试图建立战后台湾的新文化论述。郑振铎的《覆书》、丰子恺的《艺术与革命》、艾青的《诗人》、《关于诗》，老舍的《储蓄思想》、何其芳的《工作者的引见》、《叫喊》，臧克家的《假诗》、陈残云的《走人民的道路》、刘白羽的《饥馑》、郭沫若的《慈悲》、靳以的《给赛珍珠女士》、许杰的《献身文学的精神》、王思翔的《纪念屈原》等篇章，从诗歌、散文、小说、书信到评论，不仅文体形式多样，多为大陆著名作家执笔，且内容多带有左翼色彩。其他像《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宣言》、《慰问上海文艺界书》、《山城文坛漫步》等文章，及时地将内地文坛信息传递给台湾，特别是引进了一种思想上受民主主义指导、提倡走进人民大众的现实主义美学，构成了中国左翼文艺思潮在台湾的传播现象。
二是热衷于世界文艺的传播，给台湾文坛打开新的视野。从英国诗人雪莱、霍斯曼，到保加利亚的伊凡·威佐夫；从法国作家纪德，到俄国的托尔斯泰、拉甫涅列夫、葛洛斯曼；特别是德国女版画家珂勒维支、俄国的高尔基，对于那些倾向于批判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新文学”副刊都给予热情的介绍和评价。这其中，仅与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相关的就有《高尔基之家》、《苏热烈举行“高尔基纪念周”》（塔斯社讯）、《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茅盾）、《高尔基的小说》（艾芜）、《关于写作》（高尔基语录）等五篇，足以见得杨逵对于普罗文学的信奉与崇尚。
三是立足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反思、现实关怀与前景展望，突出了台湾新文学的重建意识。楼宪、张禹的《一个开始·一个结束》、竹林的《应该来个文学运动》，特别是杨逵的《文学重建的前提》、《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两篇文章，直面光复一年后台湾的社会症结与文坛现实，诸如台湾新文学停顿的主要原因在于包办主义、语言问题、文艺园地缺失、文化交流受阻、文艺工作者团结不力等五个问题，并呼吁文艺工作者自发组织起来，以形成自主、民主的团体，并与全国文联合作，以便重建台湾文坛，以左翼的现实主义推动战后台湾新一波的文学运动。
1946年8月9日，《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刊出了最后一期。
1946年10月13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为鲁迅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特地向全国各地发出文告。台湾也同步参加了这次活动，各类报刊发表的纪念文章共达三十多篇。其中，由台湾的左翼进步人士杨逵、谢雪红、杨克煌等人，与大陆来台湾的进步文化人士王思翔、周梦红、楼宪等人共同合作的《和平日报》的几种副刊，表现得最为热烈。它连续几天推出纪念鲁迅专辑，从木刻、版画，到纪念文章，诸如许寿裳的《鲁迅和青年》、胡风的《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杨逵的诗《纪念鲁迅》、颖瑾的《鲁迅先生传略》、黄荣灿的《中国木刻的保姆——鲁迅》、秋叶《我所信仰的鲁迅》，以及黄荣灿的《鲁迅先生遗像》、耳氏《母女》、陈烟桥《高尔基与鲁迅》等版画作品，计有十六篇（幅）之多。
由于《和平日报》的进步倾向，该报后来被迫改组。报社副社长张煦本也曾谈道：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台湾和平日报因被当时的台湾行政官公署认为不能作充分的配合，颇有难以为继之势，我受台湾社长的邀请，受聘为和平日报复社长兼总编辑……（中略）我，到了台湾以后曾在编辑方针上做过相当的修正，以消解行政长官公署方面的误会。
张煦本：《工作在浙西及台湾》，《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记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78年11月，第30页。
《和平日报》改组后，楼宪、周梦江离开了报社，王思翔苦苦坚持到1947年3月，并在“二二八事件”之后，于3月2日主编了《和平日报》“新世纪”副刊最后一期（一百二十三期），并登载有纪弦新诗《虚无主义》、《故乡》与《窒息》等三首。3月8日，一度停顿的《和平日报》重新出刊，针对“二二八事件”刊登《省处理会告全国台胞书》，并冠之以醒目的标题：“这件事件动机单纯/完全出诸爱国热情/要求肃清贪官污吏刷新本省政治/不仅不排外并且欢迎外省同胞合作”。3月12日避居台北的原报社社长李上根与发行人韦佩弦重返台中，接掌报社，正式发行《和平日报》的“台北临时版”，王思翔遂告假还乡。没有了左翼编辑力量支撑的报纸很快失却了原有的进步风格。《和平日报》的“台北临时版”发行不久，也遭遇了停刊命运。
《和平日报》创办期间，与其有着“兄弟刊物”关系的《新知识》月刊也于1946年8月15日创刊，发行人张星建，主编为王思翔、周梦江、楼宪，由中央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实际出资人是张焕珪。这份刊物，实际上是“一份由台湾文化人士出资，而由文化人出面组稿的综合性刊物。”
秦贤次：《〈新知识〉导言》，原载《新知识》第1期，1946年8月15日。
《新知识》创办的缘起，是因为王思翔、周梦江等人在《和平日报》报社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来自大陆的报刊，其中有不少与官方持不同观点但很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是一般台湾人所无法接触的，因此“萌发了办一份刊物的念头，想把这种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文章和资料选载或摘录成辑，公开发行。”
王思翔：《台湾一年》，收入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28页。这一想法得到了谢雪红、杨克煌等人的支持，有说谢雪红还变卖了一副首饰资助出版。
《新知识》三分之一为新发表的文章，其余为选录转载的文章，其内容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和社会真相披露。据王思翔回忆，《新知识》“以介绍祖国大陆各报刊有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重大问题的言论为主，试图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钳制封锁，可是因政治色彩太浓，一印成就被查禁了，只由印刷工人偷出几百本散发给熟悉的读者。”
张禹（王思翔）：《一幅半个世纪前的插图》，原载《江淮日报》1994年9月16日；收入《从心随笔》，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20—121页。
杨逵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编辑工作，但他与这种刊物的核心编辑王思翔、周梦江、楼宪关系密切，有着《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历史渊源和同道志向，因而持续与该报编辑群合作。杨逵在“二二八事件”之前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标志了他战后初期理想信仰受挫、思想认知转折的文章《为此一年哭》，就发表于《新知识》创刊号。
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漫漫长夜，杨逵是那么急切地盼望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首阳农园的“隐士”气节，“焦土会”的抗争志向，收听日皇投降广播时的欢喜若狂，让杨逵一次次经受了时代情感的巨大洗礼。台湾光复后，为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杨逵办刊物、写文章，四处奔走，多方努力，致力于台湾新文学的重建。但光复一年的社会现实又是如何呢？
《为此一年哭》写得情真意切，声泪俱下：
很多的青年在叫失业苦，很多的老百姓在吃“猪母乳”炒菜补，死不死生无路，贪官污吏拉不尽，奸商倚势欺良民，是非都颠倒，恶毒在横行，这成一个什么世界呢？
说几句老实话，写几个正经字却要受种种的威胁，打碎了旧枷锁，又有了新铁链。结局时间是白过了，但是回顾这一年间的无为坐食，总要觉着惭愧，不觉的哭起来，哭民国不民主，哭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宝贵的一年白费了。
杨逵：《为此一年哭》，原载《新知识》创刊号，1946年8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