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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文艺丛书”第2辑及第6辑苏维熊的《中日对照中国文艺丛书发刊序》，转引自下村作次郎《台湾作家与中国新文学》，收入《台湾文学集》（1），（高雄）春晖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5—36页。
从1947年1月起，杨逵开始与台北东华书局合作，编印出版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文艺丛书”。
二二八事件后，杨逵夫妇于4月间双双被捕，8月释放回家。
出狱后的杨逵致力于文学翻译，大量介绍祖国大陆的作家作品，传播新文学的精神。“中国文艺丛书”陆续出版六辑，封面多为黄荣灿所画。入选作家均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且多带有左翼文学色彩。其作品所突出的皆为强烈的反抗精神，表现了杨逵一贯的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立场。其出版内容如下：
《阿Q正传》，鲁迅著，杨逵译，“中国文艺丛书”第一辑，1947年1月
《送报伕》，杨逵著，胡风译，“中国文艺丛书”第六辑，1947年10月
《大鼻子的故事》，茅盾著，杨逵译，“中国文艺丛书”第二辑，1947年11月
《微雪的早晨》，郁达夫著，杨逵译，“中国文艺丛书”第三辑，1948年1月
《黄公俊的最后》，郑振铎著，杨逵译，“中国文艺丛书”第五辑，1948年
《龙朱·夫妇》，沈从文著，黄燕译，“中国文艺丛书”第四辑，1949年1月
杨逵还译有中日文对照的《鲁迅小说》和《赖和小说选》两种，原定由东华书局出版，它们曾与《新闻配达夫》（送报伕）的广告同刊登于《台湾评论》杂志的封底，题为“中日对照，革命文选”，后来却因时局的急剧变化而未能正式出版。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五、1948：《台湾文学丛刊》与《台湾力行报》副刊
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时局变动，台湾新文学的重建道路显得更加艰难。因为二二八事件而坐牢一百零八天的杨逵，出狱后并没有望而却步，而是更强烈地意识到台湾新文学重建的任重道远。1948年的台湾文学战线上，杨逵最重要的文学编辑活动与贡献，就是担任《台湾文学丛刊》和《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主编。
1948年8月10日，《台湾文学丛刊》在台中市创刊，封面以“台湾文学”为题，版权页则注明为“台湾文学丛刊”。杨逵担任主编，发行人张欧坤，由台湾文学编辑部发行。出版资金由台北一位朋友全额支付，刊物广告中的华南银行董事长为杨逵昔日农民组合时期的战友刘启光（原名侯朝宗）。丛刊执笔人有编辑杨逵、守愚（杨松茂）、王锦江、俞若钦、郑重、廖汉臣、叶石涛、章仕开、洪野、鸿赓、欧坦生、陈涛、吕诉上、杨启东、林曙光、愁洞（蔡秋桐）、朱实（朱商彝）、张红梦（张彦勋）、扬风（杨静明）、黄荣灿、史民（吴新荣），还有译者萧荻等二十二位作家。其中本省籍作家十二位，外省籍作家十位。“杨逵集合不同省籍与世代的左翼作家，并将发行所定名为‘台湾文学社’，可见他亟思以此结合文学工作者，组织他所谓的‘自主、民主的’文学社团，并以集团的力量推展战后的台湾文学运动。”
黄惠祯：《杨逵与战后初期台湾新文学的重建——以〈台湾文学丛刊〉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收入《杨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6月。
《台湾文学丛刊》所收录的作品多为转载，其征稿原则为：
*本刊欢迎反映台湾现实的稿子，尤其欢迎表现台湾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动向的创作，报告文学，生活记录等。
*歌功颂德、无病呻吟，空洞梦幻的美文不用。
*稿酬千字斗米计算刊出即可。 转引自林梵：《杨逵画像》，（台北）笔架山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148—149页。
《台湾文学丛刊》是本薄薄的三十二开小册子，纸质非常差，仅出版了三辑，第一辑定价一百五十元，第二辑为二百元，短短三个月后发行的第三辑已涨至一千元。售价的节节攀升以及稿酬用“千字斗米”来计算，充分反映了当时台湾物质匮乏、生活境遇困苦的现实，更显示了杨逵在贫穷中节衣缩食，也要坚守和追求自己精神信念的可贵品质。
《台湾文学丛刊》第一辑目录如下：
小东西扬风……1（小说）
同样是一个太阳守愚……12（诗）
历史王锦江……13（诗）
裁员俞若钦……14（小说）
摸索郑重……21（小说）
台湾民主歌廖汉臣……27（介绍）
复仇叶石涛……30（小说）
黄虎旗杨逵……32（民谣）
《台湾文学丛刊》第二辑目录如下：
失学之日邱陵……1（版画）
却粪扫杨逵……1（童谣）
X区长章开仕……2（小说）
学店洪野……7（小说）
鹿港的渔夫鸿赓……10（诗歌）
文艺通讯史民等……10（通讯）
沉醉欧坦生……14（小说）
漫画二题画/张麟书、阿鸾
谣/杨逵……20
签呈陈涛……37
《台湾文学丛刊》第三辑目录如下：
农村曲……1（歌谣）
民谣小论朱实……2（评论）
葬列张红梦……3（诗歌）
漫画三题画/张麟书、阿鸾
谣/杨逵……4
模范村杨逵……5（小说）
《台湾文学丛刊》问世的时候，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台湾知识分子，目睹官方高压政策下的社会现实和寂寞文坛，胸中有太多的情感郁积，愈发感到推展战后台湾文学运动的艰难性和重要性。从杨逵在《台湾文学丛刊》的编辑中可知，刊载作品或以台湾人民的抗暴事件为表现中心，或着眼于台湾历史的重构，或呈现战后初期的台湾社会现实，其中所彰显的，正是杨逵一贯提倡的文学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它鲜明地体现出作者的社会人生态度和文学理念。具体而言：
其一，针对战后初期一些来台的外省人对台湾历史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无知现象，杨逵有意通过丛刊作品的辑录，见证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压迫的历史，也凸显出赖和以降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
例如，廖汉臣介绍的《台湾民主歌》，是从清廷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签字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奋起反抗，直到日军强行占领台北城为止。“台湾民主歌”正是台湾沦陷时，风靡全省的一篇可歌、可泣、可悲、可愤的“民间的史诗”。杨逵写的民谣《黄虎旗》，也反复讴歌了台湾人民反满抗日的决心。其小说《模范村》所塑造的阮新民形象，毅然与自己出身的地主阶级相决裂，走上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解放普罗大众的抗争之路，成为日据时期知识分子行动者的写照。蔡秋桐的《春日猪三郎摇身三变》，则在历史的观照中，以一位先后参加社会运动、“皇民化运动”、国民政府筹备会的乡下保正“春日猪三郎”的形象，无情嘲讽了少数台湾人厚颜无耻、攀附权贵的奴隶性格。
1948年，杨逵在丛刊中刊载了史民（吴新荣）的《赖和在台湾是革命传统》，把构建台湾新文学运动史当作重要课题，一如文中所说：
赖和在台湾，正如鲁迅在中国，高尔基在苏联，任何权威都不能漠视其存在。赖和路线可以说是台湾文学的革命传统，谈台湾文学，如无视此一历史上的事实便不是了解台湾文学。有人说台湾的过去没有文学，其认识不足才是笑话呢。
史民：《赖和在台湾是革命传统》，原载《台湾文学丛刊》第2期，1948年10月8日，第12页。
杨逵致力于台湾人民反殖民斗争历史和台湾新文学运动史的建设，是有其明确所指的。台湾光复时，有些来台的大陆人士以解放台湾的功臣自居，对台湾人民五十一年间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日斗争视而不见，而是一味强调台湾在经历了五十一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后，存留了严重的奴化遗毒，当前的首要工作，就是清除这种遗毒。1946年间，陈仪政府曾以台湾人接受日本奴化教育为口实，阻挠台湾人自治与参政的权利。上述情形，也在无形中造成两岸同胞的隔阂乃至省籍的矛盾。杨逵在《台湾文学丛刊》中编辑刊载了上述作品，是从尊重台湾历史与文化的立场出发，让两岸知识界与民众加强交流与了解，对历史真相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后来在1948年《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论争中，杨逵通过《“台湾文学”问答》一文，仍然继续了这个问题的思考，文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基于希望永久殖民台湾的想法，自然以奴化教育为重要国策之一，但是台湾人奴化没有是另一个问题。他说：
部分的台湾人是奴化了，他们因为自私自利，愿做奴才来升官发财，或者求一顿饱。但这种人，在今日原是一批的奴才，他们的奴才根性，说因教育来，宁可说是因为环境。在帝国主义对封建主义控制下的这个孤岛上，自私自利的人都做得奴隶才得发其财。托管派、拜美派当然也是这一类的人。但大多数的人民，我想未曾奴化。台湾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反日反封建斗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是明证。
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年6月25日。
其二，《台湾文学丛刊》本着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直面台湾社会现实，批判腐败政权，抨击时弊，揭示社会不公现象，体现出台湾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
《却粪扫》叙述家境贫穷的失学儿童只能沦落到捡拾垃圾维持生活的悲惨命运；《营养学》这幅漫画，则描绘出细瘦如白鹭鸶的老师，在教导一群干瘪的学生，讽刺黑板上写着的“营养”二字是不能充饥的。《不如猪》的慨叹，竟是农民生养子女不如养猪卖钱划算！其他像《同是一个太阳》、《上任》、《勤》、《裁员》等作品，或大胆抨击了台湾现实社会中营私舞弊、攀亲援戚、假公济私的官场文化现象，或影射了国民党政府接收后的台湾民不聊生的景况。
特别是欧坦生的小说《沉醉》，是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描写一个在台北某机关当佣工的台湾少女阿锦，被从厦门去台湾宝岛“观光”的青年公务员杨先生所骗的故事。男方以结婚为诱饵，逢场作戏，始乱终弃，导致少女落入了失身怀孕的不幸命运。这篇小说最初首刊于1947年上海《文艺春秋》，编辑范泉认为它写得及时，写得好，真实地“揭露了我们某一部分的祖国的同胞正在如何把轻佻与污辱抛给了这块新生的土地。”
范泉评价，原载《文艺春秋》第5卷第5期，1947年11月；转引自横地刚：《范泉的台湾认识——四十年代后期台湾的文学状况》，陈映真编：《告别革命文学？》，（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89页。杨逵也高度称赞《沉醉》是“‘台湾文学’的一篇好样本。”
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年6月25日。
总的来看，杨逵编辑《台湾文学丛刊》，是集合不同省籍与世代的左翼作家，将重建台湾文学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文艺实践中。在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经济压力下，尽管《台湾文学丛刊》只有发行三期的短促生命，但它对那个时代的见证和审视，却有着相当深远的文学意义。
1948年，杨逵的文学活动还主要表现在《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中。《台湾力行报》为青年军出身的张友绳 张友绳，1922年生，浙江浦江人。抗战时参加青年军，曾响应国民党政府号召，赴新疆推动文化建设而遭逢伊犁事变。二二八事件之后来台，于台中办《台湾力行报》。四六事件时被警总侦讯。顶让北迁的和平日报社而创办，工作人员也以青年军第一期的同学为主。1947年11月12日，以四开三日刊的形式创刊于台中市。张友绳于二二八事件后来到台中，听到被解散的《和平日报》档案资料和人员都还在，听从朋友建议，想办一个地方报纸。后来看到《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论争，受到启发，特地开设“新文艺”副刊，1948年8月邀请杨逵出任主编，以培养台湾的青年作家。
参见徐秀慧：《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7月，第105页。
从《台湾力行报》总体的编辑方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