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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却只有望题兴叹了。考学失利后，杨逵遂到大哥服务的新化糖业试验所做了一年工友，负责搬东西、扫地、泡茶、抄写资料之类的杂务，工钱每天三角八分，仅够糊口而已。某日，因为被试验所里一个名叫高桥的日本人戏称为“杨贵妃”，杨逵非常生气。在他看来，杨贵妃不过是皇帝的花瓶罢了，他从小看不起这类人。于是，杨逵和高桥狠狠吵了一架，第一次对自己的本名有了不满。这期间，杨逵一边当工友，一边准备考试，常常靠着一盏煤油灯，蜷缩在自家的小阁楼里读书，一读就是三更半夜。
1922年，杨逵前往州立台南二中，投考这所新开设的开始实施日台共学制的中学。前往应试的家乡同学很多，最终却只有杨逵一人考中，成为该校的第一届新生，并担任了副班长。中学三年，杨逵对正常的课业没有太大的兴趣，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看课外读物。他常常泡图书馆、逛旧书店，见到好书，总要一口气连夜读完，白天上课免不了打盹。有一次，杨逵竟然在校长的“修身”课上肆无忌惮地睡觉，从走廊走过的代数老师，笑着说他是“豪杰”，因为上代数课时睡觉的人很多，但是敢在校长课上睡觉的人，一定要有过人的胆量。杨逵后来说，这与胆量无关，只是挑灯夜战留下的后遗症。那时主要为了兴趣与好奇而读书，对于说教的书籍特别反感。白天上课打瞌睡，晚上过着猛烈的乱读生活，这使杨逵在台南二中颇有些知名度。所幸的是，他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
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上作文课，题目自拟。当时杨逵刚看完一本新渡户稻造的《修养论》，对这位日本大博士拘泥于古代教条的诸多论点颇有异议，于是就大发议论，在文章中批评了新渡户稻造。作文老师是刚从日本来的，不像在台湾久住的日本人那样具有盲目的优越感，对杨逵的越轨文章不仅没有批评，反而在课堂上当着同学的面朗诵，嘉许了杨逵的批评精神。这使杨逵颇受鼓舞，对政治、社会、思想的问题也更加关心。
读书寂寞的时候，杨逵也曾独自穿行于台南府城的大街小巷，游览赤嵌楼，出入安平古堡，瞻仰郑成功庙，诸多的名胜古迹印在了他的心上。祖先胼手胝足的开拓精神，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的英勇气概，都令杨逵充满了敬意。再回到现实的世界里；面对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经历的噍吧哖风暴；杨逵不由得对台湾人的命运生出几多感慨。
对生活的体验和实践，逐渐培养了杨逵喜爱思索和行动的性格特质。杨逵读中学的时候，每遇放假回家，他都高兴和朋友们一同到乡下去玩。有一夜，他们要经过一条小路，那里阴森森的，据说不断有鬼出没，小孩子们晚上从这里路过，因为路窄心慌，常常挤作一团，碰得头破血流，于是这里便有了“鬼峒”的名字。杨逵不信这个邪，他和一个胆大的朋友，决心把“鬼峒”的事情闹个明白。于是，他俩一前一后，夜闯“鬼峒”，来回走了两个来回，并未发生什么“恐怖事件”。但在走第三趟的时候，忽然迎面过来一个无头的高高的黑影，让杨逵和朋友顿时紧张起来。凭着年轻人的冒险精神和求知心理，他们还是站立脚跟，屏住呼吸，等待事态发展。终于对面有人说话了：“你们不是要走过来吗？快一点走吧！”这一来，狂跳的心渐渐安定下来，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挑柴的人。这次要弄清“无头鬼”真面目的经历，虽然让杨逵和朋友吓得捏了两把汗，但更让杨逵明白了：“勇敢的冒险与仔细的观察，在探求真理、在求真知的途径上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杨逵：《半罐水叮咚响》，原载1955年11月绿岛《新生活》壁报“国父纪念周刊”；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88页。
杨逵的中学时代，正值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之际，社会革命的呼声尤为高涨。热衷于文学阅读与思想探索的杨逵，沉浸于各家学说之中，眼界为之一开。文学作品以帝俄时代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作品最为喜爱，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等人的小说，特别是雨果的《悲惨世界》，都是令他感动的作品。每每深感社会黑暗渴望寻找出路时，这些小说就带给他抗争的启示和力量。
思想类的作品中，杨逵又对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著述印象深刻。1923年9月，也就是关东大地震的那一年，大杉荣因为思想主张问题遭受迫害，举家的老弱妇孺被日本宪兵甘粕大尉推入井中。此事在报纸上披露后，杨逵大受刺激，他一向认为思想应该是自由的，没想到日本政府竟用这种残暴的手段对付思想家。
另一件令杨逵思路轰毁的事情，是他在一个偶然机会，读到了日本人所著的《台湾匪志》。日本人秋泽鸟川所著，（台北）杉田书店1923年4月5日出版。杨逵无法忘记他当时心中的巨大震惊：
到我稍大，在古书店买到一本《台湾匪志》，它记载了十多次的所谓“匪乱”，当然噍吧哖事件也记载在里头，这才明白了统治者所写的“历史”是如何地把历史扭曲，也看出了暴政与义民的对照。
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自然对于我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至于描写台湾人民的辛酸血泪生活，而对殖民残酷统治形态抗议，自然就成为我所最关心的主题。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写于1974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8—389页。
至此，一个接受了文学启蒙的杨逵，一个走向独立思考的杨逵，一个唤起了民族自觉反抗意识的杨逵，正在悄然形成。
第一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上）
三、游学东京的热血男儿
1924年夏天，为了寻求人生理想和思想出路，十九岁的杨逵不顾一切地东渡日本，奔向他生命的另一岁月。
20世纪20年代初期，随着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台湾青年》、《台湾民报》的创刊，加之台湾留学生在东京的崛起，台湾的抗日民族运动方兴未艾。杨逵的赴日留学，是在当时的文化启蒙氛围影响下，思想与生活受到双重波荡的结果。杨逵读中学的那段时光，每年暑假都有留日学生组织的文化演讲团返回台湾推展文化启蒙活动，杨逵时常参加，也结交了几位朋友。
有一次，留日学生到杨逵的宿舍来，正听见杨逵和同学们在念一首用英语、台语、日语连成的打油诗：
Country King Policeman（草地皇帝是警察）
腰佩油抽汪汪汪！
其中一位留学生便说：“你们都很天真，骂这些混混几句有什么用？你们把他们腰佩的剑说‘油抽’好玩，但它是可以杀人的啊！你们把他们说成狗，但那不是空吠，也会咬人的。我们要民族自决，要解放我们的土地，就应该有学问，有信心，有觉悟，有组织……才成。光戏谑几声是没用的。”他还说：“在东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国自由思想家、改革者的著作，也可以看到世界名作家的书，又可以半工半读。”杨逵：《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原载《联合报》1982年8月1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页。此时的杨逵，泡在台南的中学里，每天要听日本天皇的敕语，看那些统治者的横行霸道，心中早就有些不耐；加上他深感台南二中的天地狭小，三年来“最大的感受是对学校的课业兴味索然，因课外读物引起的求知欲，却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也感觉课外读物已渐渐无法满足需要，最后促成了我远赴日本求学的决心。”杨逵：《我的回忆》，原载《中国时报》1985年3月13日至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8页。所以，那位留学生朋友的话，自然让杨逵心有所动，而远赴日本求学的决心，无疑是他生命历程中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并影响了他整个的人生。
另一方面，急于摆脱父母给他安排的婚姻，也是促使杨逵留学日本的原因和动力之一。杨逵小时候因为体弱多病，父母一直担心他的成长。按照台湾民间的迷信说法，若将小女孩的衣服罩在身上，到庙里焚香朝拜，这样小孩子就比较好养。于是，在杨逵十二岁那年，父执之女梁盒的衣服就被送了过来。当时台湾的童养媳风俗非常流行，梁家与杨家平时相处甚好，家长们干脆协议让梁盒过门做童养媳。梁盒是一个有着红红脸颊和浓密黑发的女孩子，十二岁被带到杨家做“媳妇仔”。杨逵的父母因为自己的几个女儿都在小小年纪夭折，对梁盒更是疼爱有加。当然，替杨逵娶童养媳，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父母因为大哥的婚事，向人借了几百元，一辈子都要扛着这笔沉重的债务。他们为了培养二哥学医，甚至让他当了上门女婿。父母想帮助杨逵考虑婚姻问题，便早早地替他说下童养媳。但不知为什么，杨逵就是无法喜欢梁盒。家里的这种安排，使杨逵在公学校即成为同学取笑的对象，中学时代则更甚。性格内向的杨逵对这件事很排斥，他无法忍受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未来婚姻格局，成年累月不曾和梁盒讲过一句话，可父母还要他中学一毕业就马上“送做堆”此系台语，指圆房完婚。，这更令杨逵心焦。
面对如此窘境，赴日求学在客观上就成为解脱这种婚姻束缚的途径。于是，杨逵中学未毕业就退学赴日；到日本后给家里的第一封信，即表明他要解除婚约、切断与童养媳一切关系的决心。但双方父母却回信说，女孩子会永远等着杨逵衣锦还乡，如果杨逵来日另有意中人，可娶梁盒做妾。这让杨逵伤透了脑筋，他不想耽误女孩子的终身，也不愿委屈自己的心意。他知道，以自己的性格来看，如果被金钱、道义和姻亲等等捆绑得动弹不得的话，他是绝对无法脱身的。自我个性与现实的冲突，难免会让他走上绝路。杨逵再度写信，情绪十分激烈，声言若此事未获解决，他必定不再回来。几个月后，事情总算解决了。梁盒后来嫁给杨逵大目降公学校时代的一位同学，听说婚姻幸福美满。从此，杨逵和梁盒一直没再见过面。
对于杨逵这样的贫家子弟来说，赴日留学的费用是一种极大的负担。父亲开的锡店，仅够糊口生活，而杨逵自己又没有经济来源。所幸兄弟之间一向手足情深，大哥给了他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二十元钱，还把自己新婚的棉被与西装给了他，总算让他出门有了一身行头；二哥卖掉他心爱的小提琴，凑了二十元给杨逵做旅费，梁盒的父亲亦送他二十元钱。就这样，带着东拼西凑的六十元钱，怀着一种踌躇满志又前程未卜的复杂心情，杨逵和故乡两位毕业于台北工业学校的青年，搭上一艘四千多吨的小商船，远离熟悉亲切的故土家园，前往举目无亲的日本。
从1924年8月抵达日本，到1927年9月返回台湾，杨逵在东京度过了三年最为艰苦的漂泊生活。初到人地生疏的日本，正值世界经济大恐慌日渐严重的时代，日本的失业人口在1924年已高达七十万左右。一年前遭遇大地震的东京，大街小巷到处是用木板临时搭建的小屋和行色匆匆的路人，灾难的痕迹随处可见。杨逵在这里的求学，不同于当时大部分读书的留学生，他必须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甚至是“九工一读”的方式，自己负担生活和学习，而他所面临的日本社会现实，又使这种个人奋斗显得异常困苦。由于杨逵在台湾时中学尚未毕业，没有直接报考大学的资格，他只能先行进入补习学校。
这段时间，杨逵白天到处找工作，靠打零工勉强度日。从泥水匠，木工，玩具厂小工，电杆工人，到邮局分发信件，当送报伕，他什么工作都干。日本帝国议会议事堂重新建造的时候，为了每天一元的日薪，杨逵也曾肌肠辘辘地挑着沉重的混凝土，一步一颤地爬上高高的鹰架，把混凝土灌进钢筋和钢筋之间。大风刮来，残留的水泥吹进杨逵眼睛，刺痛得他无法睁开双眼。剧烈晃动的鹰架木板桥，让杨逵像水蛭一样整个人贴在那块木板上，才幸免被风刮下来摔死的厄运。做送报伕，辛苦奔波了几天，他不仅没挣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