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少数人手里，再加上日本财阀的疯狂掠夺，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却耕者无其田。农民靠种地谋生的基本生存方式，与土地资源被殖民统治当局残酷剥夺的现实发生尖锐矛盾，殖民地台湾的土地争议事件屡屡出现。杨逵从日本留学归来，即是听从台湾文化协会的召唤，返乡参加农民组合运动。这期间，他了解了殖民地台湾最广大最深刻的苦难命运，也从参加农民组合的社会运动中，发掘到一种源自乡土和民间底层的最鲜活的革命力量。殖民地台湾的社会解放运动，必须以广大乡村和农民的普遍觉醒为标志。杨逵一生对农民和土地情有独钟，视劳动为人生第一要义。每每陷入人生困境，政治信仰与文学追求无法兼济天下的时候，他总是选择了“归农”，一如伴他度过漫长岁月的首阳农园和东海花园，这也成为他人生理想实践的另一种场域。
杨逵笔下的农民形象，往往离不开土地情结的缠绕。农民与土地的天然联系，使农民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多从土地权利的争取肇始。《送报伕》中，父亲杨明的反抗，正是源于“我的土地，我要自己耕种才能生活”这种朴素的农人信念。杨明坚决抵抗日本制糖公司变相掠夺台湾土地的阴谋，直到被关押、殴打乃至含悲而逝。憨金福的土地有着父子两代的血汗，却被地主阮固霸占，再作低价转租日本产业公司。作为农村小人物的憨金福，虽然无奈于不公不义的现实，但心中一直藏着愤怒和仇恨。一旦他们觉醒，就会表现出不可遏制的潜力和强烈的反抗性，如同《模范村》的农民所盼望的：“还不如来个天翻地覆，把世界翻过来，统统死光了好些，省得活受罪。”《模范村》里的贫苦人，接受了留学生阮新民的思想启蒙，聆听了乡土知识分子陈文治的现实教诲，他们决定团结起来，投入到赶走日本殖民者、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之中。这种农民式的觉醒，正是杨逵小说寄希望于大众发生的结局。
农民自身的传统美德和优秀品质，农民从劳动创造中获得的朴素而鲜活的人生理念，农人生活对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精神启蒙，都与土地相关。杨逵的小说歌颂土地和劳动，歌颂像土地一样质朴的农人，又常常把它当作比照知识分子或其他阶层人生弱点的一面借镜，用来进行自身反思。在《归农之日》里，小商人李清亮因杂货店倒闭，与妻子阿却拉着堆满家财道具和婴儿车的板车，上山归农。却不料路途崎岖，脚下一滑，连人带车摔倒。在即将跌下悬崖的危急时刻，是一个很像山贼一样的农人舍命般地救了他们；安家之际，又有朴实热情的农家阿婆无私地帮助了他们。对照自己过去经商时某些利己主义行为，夫妻俩发出由衷的感慨：“农人是好人，我一直到二十岁还是个农人的孩子，而且也是个农人。”他们把归农之日的经历看作农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觉得自己要坚强起来，而且在心中发誓，非得做些事情来报答他们的亲切之意才行。”
《蚂蚁盖房子》虽是一篇没有发表的小说，却完整地体现了杨逵关于农民、土地与知识分子的深度思考。小说中已经六十八岁的老农民金池爷爷，勤劳、求实、耿直，说话单刀直入，不乏农民式的哲理思考，对蚂蚁的劳动尤其称赞。他用一生积蓄买来五分山地，自己开垦，自己盖屋，种菜种粮，养鸡养鹅，不仅丰衣足食，还帮助意欲继续开荒种花、却犹疑不决的归农文人“我”解决了缺粮断顿的燃眉之急。小说特别写出了知识分子与老农民之间的“互看”：
老农民看归农的知识分子：
光读书，拿书本做靠山，一肚子优越感；开口闭口就说“我是农人”，做起事来却完全没有农人的样子，连农人一半也没有！……吃东西挑剔，像戏子（演员）一样老是在意衣着，简直就像人的价值是用衣著来衡量的！杨逵：《归农之日》，中文版本原载《台湾文艺》革新第10号（第163期），1979年7月；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第221页。
而当归农的“我”与金池爷爷有了深刻交往之后，他发现这位老农民有许多优良品质：
虽然他没有知识，但从前也是有学问的，连现在也常在休息时讲些孔子、老子、墨子的学说。不过，他的职业是日薪工人，就是所谓的苦力，也就是所谓的下层阶级。
和那些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自吹自擂，自称是“知识分子”的比较起来，他的态度其实更体面。而且，他为人表里一致……对自己不懂的事……他会打破沙锅问到底，但是，一旦理解之后，他就会言出必行，决不敷衍了事。杨逵：《蚂蚁盖房子》，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45—246页。
起初，归农的文人不屑于地里的蚂蚁，认为人才是万物之灵长；对金池爷爷赞美蚂蚁勤劳、并要他以蚂蚁为师的告诫很不以为然。可当他眼见老人在五分地上创造了丰收的奇迹，做了土地的主人之后，他不由发出了心底的赞叹：
说起来，这位老人就很像蚂蚁。他像蚂蚁一样，一点一滴存钱买山地；也像蚂蚁一样，如今在自己努力盖好的家中，储藏了丰富的粮食。而我现在还在租来的漏水小屋里，无所事事地一天过一天，为了卖两百公克都不到的杂鱼干浪费半天的时间。
我为自己瞧不起蚂蚁，自傲为万物之灵的生活态度感到懊悔。杨逵：《蚂蚁盖房子》，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60页。
透过上述描写，杨逵对农民的优良品质的赞美和对知识分子自身弱点的审视批评，不言而喻。
第三类人物塑造：女性形象与大地之母情结。
杨逵对女性的感受和认知，从小受到性格坚毅的母亲的影响；长大后则与他和叶陶的终生为伴直接相关。女性的温柔、宽怀、坚忍和无私奉献，以大地之母的形象，成为他对女性的内心记忆，也温暖了他风雨坎坷的一生。在参加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杨逵有关两性平等、共同奋斗的女性意识逐渐形成，并与他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他和台湾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人物叶陶的结合，更让他领略了新女性的精神内涵和情感世界。叶陶一生跟着杨逵出生入死，经历种种磨难，仍然相濡以沫，无怨无悔，更让杨逵深知女性人生之伟大，生命力量之坚忍。所以，他的小说往往怀着崇敬的心情去写女性，那些坚贞的妻子和勇敢的母亲，自然成为他笔下的大地之母形象。
杨逵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离不开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角色。一方面，杨逵写出殖民地台湾女性更为深重的人生命运悲哀，女人的卑下地位使她们经受多重压迫。原本纯真可爱的乡下女儿阿玉，现在面临的是一连串的厄运：相依为伴的水牛被殖民当局强行征集出口，自己被卖到地主家里当丫环，而未来的命运则是被地主蹂躏做妾（《水牛》）；《蕃仔鸡》中的下女素珠，《毒》中写到的妻子，都没有逃脱被日本老板或工厂主强奸的命运；还有半年之内三个孩子相继夭折而祈求灵签保佑的効嫂（《灵签》），以及因为生出了先天性眼疾的儿子而痛苦的妻子（《难产》），她们都苦于生命孕育的悲剧和难以平复的女性心灵创伤。杨逵对这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更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
另一方面，杨逵着力塑造了那种坚忍的、负重前行的、默默支撑了家庭和人生的女性，其中又以母亲与妻子的形象而见长。作者在她们身上寄寓的，是真善美的生命理想，是男女平等相处、夫妻相濡以沫的现代两性观念。
杨逵小说中的母亲，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母亲形象，大地之母般的宽怀、坚强，构成她们主要的性格特征。一如那个八十五岁的高龄仍在砍柴背草、料理家事，却从来没有年龄困扰的乐观阿婆（《才八十五岁的女人》）；又如那个独自在家生活、苦苦等待被强行应征志愿兵的儿子从前线归来的瞎眼阿婆（《犬猴邻居》）。特别是《送报伕》中杨君的母亲，更集中了殖民地台湾无数不肯屈服的母亲形象，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概括和写照。
《送报伕》中的母亲，是一个决断力很强的女子。她那么爱自己的孩子，一想到孤苦零丁飘泊在东京的儿子，“胸口就和绞着一样”。但是当乡下的大子儿当了巡查，开始欺压乡邻的时候，母亲马上把他赶出去，与他断绝了关系。当丈夫为抗议日本人掠夺土地而被殴伤致死、两个小孩子又相继夭折的时候，母亲是以自杀的方式表示了对这个殖民地社会的最后抗议。她留给东京求学的儿子的遗书，更是字字血泪，掷地有声：
我所期望的惟一的儿子……
我惟一的愿望是希望你成功，能够替像我们一样苦的村子底人们出力。
村子里的人们底悲惨，说不尽。你去东京以后，跳到村子旁边的池子里淹死的有八个。像阿添叔，是带了阿添婶和三个小儿一道跳下淹死的。
所以，觉得能够拯救村子底人们的时候才回来罢。没有自信以前，决不要回来！要做什么才好我不知道，努力做到能够替村子底人们的出力罢。杨逵：《送报伕》，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8页。
杨逵小说中的妻子形象，在《难产》、《归农之日》、《鹅妈妈出嫁》等小说中多有表现，尤其《萌芽》一篇，通过妻子写给狱中丈夫的三封信，将一个独自带着幼儿垦荒种花、等待丈夫从狱中归来的妻子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妻子用自己双手创造生活的勇气，她在逆境中与丈夫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爱情，她的乐观情绪和对未来的期许，都让从事社会运动而坐牢的丈夫获得巨大的人生支持。这其中，人们看到的是台湾新女性的成长，新型的家庭模式的塑造。
第四类人物塑造：儿童形象与未来意识。
杨逵的小说世界里，儿童形象实际上是很耐人寻味的角色塑造。它或是成人世界的一种补充，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孩童世界，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小孩子的形象，往往作为杨逵揭露和抗议殖民统治的一种借镜，让人们从孩提角度看殖民地台湾的不公不义，更突出了弱者的悲哀。那个敲着空米桶不停喊饿的小女孩守俄（《难产》），那个因为父亲生病、家庭重压而失去了笑容的小伙计生旺（《不笑的小伙计》），还有那群受战时体制影响、做泥娃娃互相开仗的孩子（《泥娃娃》），都让人们看到了殖民地孩子的一种生存真相。
但更重要的是，杨逵特别写出了孩童的世界，并在其中寄托了一种未来期待，一种乐观情绪和希望前景。《顽童伐鬼记》将一群小孩子惩治恶人、“伐鬼”有方，终于赢得了安心玩耍的场所的故事，写得生动曲折；《鹅妈妈出嫁》的背景虽然是战争气氛高压、物质生存条件极为匮乏的年代，孩子们养鹅、爱鹅、护鹅的童心童趣却依然生动活泼，令人心存希望；《公学校》通过公学校的台湾孩子和小学校的日本孩子的一场群殴，让屡受责罚的殖民统治下的孩子们喊出了“打倒臭狗学校”的口号，从平凡的生活场景见出了新一代的抗争和成长。杨逵在孩子们的世界里，有意撒下一些希望的种子，等待她来年的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孩子是社会的未来，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希望。杨逵在困境中苦苦坚守的，是这样一种未来期待：
只要我不满的现况不从世上消失，无论怎么艰苦都不该抛弃笔杆的。即使是难产，谁敢断言就不会生出生龙活虎般的健壮的孩子呢？不，历练了暴风雨，这些孩子才会更坚强地冲向光明吧。如果下一代不能成功，就让第二代、第三代再接再厉吧——杨逵：《难产》，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1号至第4号，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4卷（小说卷·Ⅰ），（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234页。
第五类人物塑造：“四脚仔”、“三脚仔”形象与殖民意识。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地位，造成了殖民地台湾扭曲的人际关系。以一个地方基层而言，在日警→地主→走狗→佃农之间，形成了层层压迫和制约的关系。杨逵对殖民者、压迫者丑恶嘴脸的勾勒，又以“四脚仔”、“三脚仔”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