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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之间，形成了层层压迫和制约的关系。杨逵对殖民者、压迫者丑恶嘴脸的勾勒，又以“四脚仔”、“三脚仔”这类人物形象的描摹用力最多。
凡是从日据时期走过来的人都会知道，“四脚仔”、“臭狗”这类称呼，正是日本殖民者的代称。在殖民地台湾，日本警察往往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法律的化身自居，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直接体现了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强权政治、经济剥夺、法律不公、教育差别等一系列压迫。而日本产业公司的老板、工厂主、校长、公医等人物，多是这个阶层的延伸，他们与日警合谋，共同代表殖民者的利益。在杨逵笔下，那些逼着乡民低价“卖地”的山村经理、警察分所主任（《送报伕》）；嘲笑、“欣赏”自杀农民尸体形状的左藤警长和井上公医（《死》）；因为强迫百姓修路、建沟、修铁窗栏而升迁的木村警长（《模范村》），还有《鹅妈妈出嫁》里那个强行夺取孩子们心爱的母鹅的医院院长，以及《顽童伐鬼记》里凶神恶煞、常常唆使恶犬扑咬儿童的工厂主，他们都是殖民主义政策的直接体现者、实施者，也是殖民利益的拥有者。这样的日本人往往被台湾老百姓称为“四脚仔”、“臭狗”。杨逵小时候，在家乡台南一带，就流传有这样的歌谣：“花はせんだん，田舍は警察官”，即最野香的花是苦楝，最野蛮的人是乡下的警察官，由此可见日警形象的蛮横以及台湾老百姓对他们的仇恨。
“三脚仔”的形象，是杨逵小说着力嘲讽和批判的一类人物，这群有着奴才嘴脸的无耻走狗，往往是殖民地台湾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换取金钱和地位，自然会与日本殖民当局合作，摇身一变，充当日本统治机器的乡长、村长、巡查和御用士绅，帮助日本人压迫自己的同胞，助纣为虐，成了民族败类。《模范村》里与殖民者同谋的大地主阮固，《送报伕》里充当日本人帮凶的陈巡导、林巡查，《鹅妈妈出嫁》里替当权者帮腔的王专务，以及《犬猴邻居》中，那个经常咆哮百姓的管理人阵辉，那个霸道贪吃、克扣百姓配给物品的甲长刘通，都是这一类殖民者帮凶。此外还有一些趋炎附势的青年人，被殖民当局所奴化，一心想做日本的皇民，忙不迭地改日本姓名，穿和服，讲日语，学日本习惯，惟恐不像。但结果怎么也学不像“四脚仔”的日本人，只能落得个“三脚仔”。如同那个改换日本姓名、以学做日本人为荣的富岗，在台湾人看来，他早已变成了“厚颜无耻的鹰犬”（《泥娃娃》）。
总之，杨逵小说世界中经常活跃的这五类形象，构成了殖民地台湾社会关系的人物谱系。循着它一路走过去，你会发现杨逵的许多社会理想和审美方式，都真实而生动地复活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这在较多重视生活事件铺陈的20世纪30年代的台湾文坛上，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第六章 小说世界：以文学见证历史
三、风格呈现：写实主义的叙事方式
杨逵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涉及多种层面，有其丰富的内涵构成。
1．文本修改中的叙事演变。
阅读杨逵小说，首先涉及一个版本改写的问题，它与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仍然有着关联。
杨逵多数小说写于日据时期，其作品主题又以强烈的反抗主题为指向，这种创作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往往不能直言发表，而更多以曲笔传达心声。杨逵作品曾几度被查禁，这种情况使他的写作常常意犹未尽，叙事表达的畅快受到诸多制约。加之这些作品多为日据时期里的日文写作，战后重新以中文发表、出版的时候，就面临着翻译修改的问题。从日据时期→光复时期→戒严年代，这漫长岁月里，政治环境变幻不定，杨逵本身命运也在起伏跌宕，如何应对政局嬗变，以保持创作生命的延续呢？在不同时期重新发表和出版过去写作的小说，是原封不动，还是发掘创作初衷，还原自己想写的文字，这都成为研究杨逵创作演变的重要切入点。事实上，杨逵的《送报伕》、《泥娃娃》、《鹅妈妈出嫁》、《萌芽》、《犬猴邻居》、《模范村》等重要小说，都存在版本的修改演变问题。在其手稿与发表稿之间，中文版与日文版之间，不同的版本所印证的，正是杨逵的崎岖的心路历程。
对于杨逵版本的修改和演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作者本人的态度十分明确。第一，杨逵提醒人们，要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来阅读作品。诸如1944年以日文发表的《犬猴邻居》，当时作者曾注明，在全岛都以“实践”无私奉公精神为风气的背景之下，他却写出表现乡村管理者克扣配给猪肉和布匹的犬猴相争事实，是大逆不道的。这其中的曲笔隐情，再加上作品极具反讽色调的描写，我们应当能够觉察。1945年光复后，《一阳周报》以中文版本发表《犬猴邻居》时，作者在小说后记中特意声明：
这篇作品，是两年前写成的。为了避开严密的检查制度，曾经费了一番惨淡的苦心，却终于没能逃避得了，而被禁止发表。在自由的青天白日底下，大概有一点好笑吧！可是请诸位用那种心情来读读看！杨逵：《犬猴邻居·后记》，《一阳周报》第9号，1945年，第22页。
第二，杨逵强调作者对自己已发表作品的修改权利。
日本塚本照和在比照《送报伕》的中日文版本时，发现光复后出版的中文版增补许多抨击殖民政权的内容。塚本认为如此增补修改，是一种不忠实原作的做法。
杨逵反驳说，作者为了顺应自己的思想的进展，以及客观时事的变化，自然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他认为：
1．在未死之前，我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的思想一直在成长。
2。为了发表，如果当时说得较激烈些，根本无发表的机会。
3．为了使现代的读者更加了解我作品中的精神，所以有必要修改。王丽华：《关于杨逵回忆录笔记》，原载《文学界》第14集，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集（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7页。
其实，中日文两种版本的存在，让我们既能看到殖民地台湾时代作者的惨淡经营、曲笔写作，由此凸显那个时代作家创作的历史语境；同时又能看到杨逵的思想理念与文本叙事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轨迹。这种对照式的版本阅读和研究，或许更能让人把握杨逵的创作全貌。
2．写实主义的小说叙事。
杨逵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写实主义特质。从取材方向上看，“每一篇都是日据时代到处经常可以听见看见的事，除了《种地瓜》和《模范村》以外，其余大多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杨逵语，转引自基聪：《硕果仅存的抗日作家——杨逵》，原载《育才街》（台中一中）42期，1975年；收入杨素绢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82页。这种小说素材的亲历性，使其作品打上了某种自传的色彩。可以说，杨逵笔下的作品，篇篇都有自己生活的影子，句句凝结着生活的真情。《送报伕》中的杨君，带着杨逵漂泊东京时“九工一读”的生活经验；《归农之日》让人看到的，是台湾社会运动挫败时杨逵带着妻子儿女四处流浪的经历；《难产》所写的，是杨逵与叶陶在小说与孩子双重难产困境中的挣扎；《萌芽》一篇，杨逵目睹许多被拘禁爱国志士的家属沉痛颓丧，意在安慰激励这些眷属，坚强起来，面对新的现实奋斗；《鹅妈妈出嫁》、《泥娃娃》都有杨逵首阳农园的生活背景；而《种地瓜》这样的素材，虽然不为杨逵亲身经历，也是当时社会常见的，杨逵曾想：万一有一天我也被抓去当所谓“东亚共荣的皇民战士”，我自己在前线的饥饿中吃蚯蚓过活无所谓，可是家中弱小的子女怎样生存？从这种素材的选择可知，杨逵的小说完全植根于生活的底层，所有的小说经验都是他人生经验的艺术化。
与这种强化的写实特质直接相关的，是杨逵小说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是杨逵小说中出现最多的人称选择。“我”奔波于东京报馆；“我”为艺术的难产而苦熬，为文学的呐喊而写作，为坚守孤竹君之志而劳作；“我”走在归农路上，“我”开垦出美丽的首阳花园……“我”的身影无处不在。第一人称“我”的直接介入，既是小说发展的核心人物，也是观察世界的见事眼睛，它把一种来自生活本身的真实力量带给了读者，有一种原生态的美感。
3．写实土壤中的象征意蕴。
杨逵小说中的写实，并非那种一味趋实的生活摹写，而是融进了他对社会人生的美好理想和人文情思，融进了源自生活本身的一种浪漫气质和审美情趣，表现在文本的叙事面貌上，就是具有象征小说意象的营造。
杨逵运用象征手法，创造了为数不多的意象，且主要在于花草意象。这种情形与杨逵两度归农，开垦首阳花园与东海花园的生命经验密切相关。这使他笔下的花草意象，来自于大自然的美好赋予，源自于作家自身的生命感悟。
这种花草意象的典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象征了“欺负善良的恶势力”，如《鹅妈妈出嫁》中的野草牛屯鬃；另一种是象征了与邪恶势力坚决斗争的正义力量，如《春光关不住》中的“压不扁的玫瑰花”。
《鹅妈妈出嫁》里的牛屯鬃，根须又密又长，每拔起一丛都会带出几株花苗，非费很大的力气和不少的牺牲是铲除不掉它的。“我”用尽全身力气拔，“我”叫来孩子父子俩合力拔，终于把牛屯鬃拔了起来，这时的家人，“好像是尽了心机和力气之后，终于把欺负善良的恶势力除掉的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而欣然大笑。”杨逵：《鹅妈妈出嫁》，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6页。
这里，牛屯鬃与恶势力相对应，拔草与除害相对应，恶势力的顽固、棘手，使得除害的斗争格外艰难、且充满牺牲。所有这些，是花园劳动的实写，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喻写。
《春光关不住》写光复前夕，行将灭亡的日本侵略者强征劳力修工事，娃娃兵和老师都被派上工地。娃娃兵林建文从水泥块下发现了一株被压得扁扁的玫瑰花，便想方设法将其送到姐姐那里，让这株玫瑰开出美丽的花朵。
选择玫瑰花的意象，用来象征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用来寄托人民对和平、美好与爱的珍视，是“因为一般人普遍对玫瑰存有好感，玫瑰代表和平、代表爱，可是玫瑰本身却也多刺，只要好好的施肥、灌溉，玫瑰会开得很漂亮，可是如果你要任意摧残它，它也会用自身的刺来保护自己。”杨逵语，见《追求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访人道的社会主义者杨逵》，原载《前进广场》第15期，1983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70页。
上述意象的运用，透过表层事象暗喻表现作品的深层寓意，不仅带来艺术上的含蓄内蕴，也可避开特定年代的政治环境制约，让心底的声音得以曲折地传达。
4．简洁明朗、幽默生动的叙事语言。
杨逵小说写实风貌的构成，也得力于他特色鲜明的叙事语言。
鲜活、真实的生活，是杨逵发掘不尽的语言宝库；而写实作家强烈的思想倾向，又使这种语言带有鲜明的情感色彩。作为一个在社会运动中奔波呼号的斗士，一个在饥寒惊扰中维持写作生命的作家，一个在耕读生活中坚守理想的农园“隐士”，杨逵对文学语言的选择，是以大众化、生活化为标准，那些歌功颂德、无病呻吟、空洞梦幻的美文是他所摒弃的。来自生活本身的语言，往往以它坚实的质地、明朗的色彩，简洁的力量出现在杨逵笔下，且照样表现出美好生动的思想感情：
种花的人都像天下的父母，谁不想把他们养的花栽培得既茁壮又漂亮！杨逵：《鹅妈妈出嫁》，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5页。
围观着鸭子们的表演的孩子们却直乐得手舞足蹈，比看马戏还要高兴。同①，第128页。
在草地上，公鹅走了一步，母鹅也跟着走一步。有时候碰着屁股并排走着，就像要好的新婚夫妻的散步一样，甜蜜蜜的。同①，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