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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逵来到日本，为生活所迫，首先投身的是社会，而社会亦是学校。苦难的人生磨砺，使杨逵对社会人生的真实层面有了更为广泛的了解，原来不只在台湾，日本人剥削台湾人，即使在日本，也存在着阶级剥削的悲惨事实和“人吃人”的可怕现象。这种深刻的生活经验，愈来愈唤醒了杨逵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这也是他后来的创作能够超越狭隘的地域观念与民族意识，站在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立场上，去拥有广泛的社会关怀面的重要原因。
去东京求学，杨逵的父亲原来希望儿子学习医学，但杨逵却为解决许多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而选择了文科，并陷入了“九工一读”的苦境。后来，杨逵的兄长曾来信劝说，如果杨逵放弃文学改学医学，他可以通过借贷供弟弟读书，这样才能改善经济状况。而对于杨逵来说，他之所以“到日本志愿读文学，就是想用写小说的方式把被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杨逵：《殖民地人民的抗日经验》，原载《中华杂志》252期，1984年7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8页。）当医生本不是杨逵的志趣所在，何况他一直钟情于文学，所以矢志不移。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杨逵不断地挨饿，不断地打工，仍然坚持了工余时间的功课补习。
1925年冬天，杨逵先是通过了颇有难度的专检考试；又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报考了私立日本大学夜间部的文学艺术专科。日本大学位于东京市区，这是一所学风相当自由的学校，选课空间大，又没有硬性的考试制约，学生生活很是惬意。由于时局动荡，没有人愿意躲在象牙塔里，学生多半参加各种聚会。杨逵入校后，对文学艺术科主要讲授的现代文学、电影、戏剧等项，反而降低了研究的兴趣。
他不愿坐在教室里听那些刻板的课程，更热衷于博览群书和参加社会活动。他经常呆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特别是阅读那些充满社会性、思想性的著作，希望为人生打开更大的天地。每每夜晚从图书馆出来，走在满天星光下，无论多么疲劳，内心总有一种声音在激励着他：
多多充实自己，及早回台湾加入民族运动的行列，台湾会用得着我的。
1925年前后，在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思潮激荡下，中国大陆、朝鲜、日本以及台湾都卷进了激烈的思想论争之中。杨逵在那时开始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了解两种世界大事：一是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二是大战后的民族自决运动。这期间，日本的社会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著大量流行；在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安部矶雄、山川均等人的领导下，劳工运动依次进入不同的发展阶段。1923年7月，日本共产党非法结社；1925年12月，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成立了农民劳动党，虽在两个小时之后即被日本政府取缔，但不久又出现了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农党、日本农民党、关西民众党、社会民众党等众多团体。那时的日本大学有很多思想研究的组织，受其影响，杨逵一方面致力于组织文化研究会，而读书过程中所讨论的，不只是文化问题，更重视思想研究。他逐期阅读发行于东京的《台湾民报》，从中了解台湾的社会运动。读书方面，杨逵先读了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几本著作，接着读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著述，思想上颇受震动。不久，马克思主义逐渐盛行，杨逵又开始接触了《资本论》，从中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杨逵的思想发生急遽变化后，即把参加社会运动当作思想的实践。当时，日本大学有很多学生运动、社会运动的组织，这些组织除了研究社会科学之外，还很注重社会问题的考察。正如杨逵所谈到的那样：
入学不久，我即参加了由学生所组成的工人考察团，到浅草地区的一间寺庙考察“工人集中区”，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贫民区。那里有一大堆的工人挤在寺庙的地下室，天寒地冻只有草包可以御寒，冻死了不少人。这使我对于社会的黑暗面，有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杨逵：《我的回忆》，原载《中国时报》1985年3月13日至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60页。
正是在深入社会底层和参加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杨逵深刻地认识到实践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体会到社会运动所产生的力量，这促使他走向一生的行动家。1927年的五一劳动节，在日本皇宫的“二重桥”前，杨逵参加了“打倒田中反动内阁”的示威游行，揭开他一生社会运动的序幕。后来杨逵又投入声援朝鲜人反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演讲会，在高喊示威口号的时候被日本警察抓走。这是杨逵生命史上的第一次被捕。留学日本的三年，杨逵正是在思想和行动的结合中接受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并形成他一生信守不渝的世界观。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杨逵没有忘记他最初立下的文学志愿。1925年10月，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运动开始蓬勃起步，左翼作家的文艺作品一时成为文坛主流。杨逵得风气之先，很快融入这样的文学运动。他不仅大量阅读了日本进步作家的作品，接触了普罗文学家所创办的《文艺战线》、《战旗》等杂志；还结识了秋田雨雀、岛木健作、叶山嘉树、洼川稻子、前田广一郎、德永直、贵司山治、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武田麟太郎等日本著名作家。与日本文坛的往来，丰富了杨逵的文学经验，也使他和日本进步作家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杨逵最困难的时候，宫本百合子曾送给他十元生活费，这令他深为感动。他还直接参加了日本新剧领导人、普罗文学作家佐佐木孝丸主持的“演剧研究会”，以戏剧为武器，直接影响于社会。
1927年9月，杨逵的处女作《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怎样办才不会饿死呢？》，以“杨贵”本名发表于东京记者联盟机关志《号外》（月刊）上。杨逵拿到了七元五角钱的稿酬，这是他最初的文学试笔，也是他第一次领取稿酬。但这篇处女作给杨逵带来的，不是甜美的回忆，而是一种余悸犹存的感觉。那时，为生活所迫的杨逵，每天在日本帝国议会议事堂的修建工程中当建筑小工，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让他差点丢了命；他的处女作就是在这种惊恐之中写出来的，作品内容也正是反映自己这一时期的打工生涯。杨逵于30年代发表的成名作《送报伕》，呈现的仍旧是这段日本生活的经验。事实上，杨逵后来所拥有的“普罗文学健将”之称，究其源头，还是得力于当年日本普罗文学运动的影响和奠基。
1927年，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达到顶峰，农民团体、工人团体、文化团体纷纷成立，斗士的需要也就显得非常迫切。杨逵在东京，经常接到各种团体负责人的来信或电报，催促他返回台湾参加社会运动。那时，他虽然学业尚未完成，但也觉得情势迫切；于是，带着飘泊东京的人生历练，怀着新的思想主张与实践经验，响应台湾农民组合召唤的杨逵，于1927年9月踏上了返回台湾的道路，准备迎接一场更为艰辛的战斗。在归程中，杨逵脑海里所浮现的是这样一幕：
我满怀着信心，从巨轮蓬莱号的甲板凝视着台湾的春天——这宝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表面虽然装得富丽肥满，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到这恶臭逼人的血脓的迸流！杨逵：《送报伕》，《鹅妈妈出嫁》，（台北）香草山出版社1976年5月版，第135页。
第一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上）
四、时代前沿的革命伴侣
1927年，在台湾民族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头。
1927年，在杨逵个人的生命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和新的起点。
从社会形势来看，一方面，台湾的工农运动在台湾文化协会的大力鼓动下，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北门、新营、大化、二林、桃园等地的农民组合支部纷纷成立，全岛性的多行业工人罢工浪潮也此起彼伏。台湾农民组合在当时颇具力量，拥有两万多会员、十多个支部的阵势，本部设在台中，农民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抗日本人。
另一方面，随着多种世界性政治文化思潮在台湾文化协会内部的逐渐滋长，原本以民族自决主义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开始分裂。1927年1月3日，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公会堂举行临时总会，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分裂成两派。其右翼以民族主义派林献堂、蔡培火、蒋渭水为代表，他们认为台湾应以民族运动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借以与资本家相抗衡，因而主张采用合法手段，在不触犯日本宪法的前提下，改良台湾的经济制度。这一派宣布退出文艺协会，另组台湾民众党。其左翼以社会主义派连温卿、王敏川为代表，成立了“新文协”，并主持日后工作。他们认为台湾资本主义不可能独立发展，主张将民族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强调以阶级运动作为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政府斗争的主线，并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惟一目的，推行阶级运动，争取台湾的民族解放，以达成阶级解放的目标。台湾文化协会在内部的矛盾斗争和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下，从1927年的分裂到1931年底濒临瓦解，这使台湾抗日民族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开始面临着从高潮走向低落的变化，革命队伍也经历着分化重组的命运。
正是在这样的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转捩点上，杨逵回到了养育他的故土家园，开始了一个文化斗士为理想而奔走呼号的革命生涯。几乎是一踏上台湾的土地，杨逵就马不停蹄地投身到农民运动的浪潮中去。在台北的文化协会认识了连温卿，随即参加“文协”举办的民众演讲会，巡回各地进行抗日民族思想的宣传工作。
不久，杨逵在台中与农民组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赵港相会，由于志同道合遂组织研究会。之后，杨逵屡接简吉电报，造访简吉于凤山农民组合，在此认识叶陶，开始了他生命与感情的另一纪元。
1927年10月，杨逵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同年12月5日，起草台湾农民组合第一次全岛大会宣言，并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十八名中央委员会中的五位中常委之一。全力以赴投入农民组合运动的杨逵，在拥有两万五千会员的台湾农民组合中，后来成为其政治、组织、教育三个部门的部长。他以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出入于社会运动斗争的前线。
1928年2月3日，台湾农民组合组织了特别活动队，杨逵负责政治、组织、教育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并担任竹林争议事件负责人。同年，他又受聘于台湾文化协会机关报《台湾大众时报》，后因竹林争议事件，与农民组合委员长简吉意见相左。由于工作意见的分歧，再加之个人的成见和恩怨，简吉先是污蔑杨逵懒于工作，忙着和叶陶谈恋爱；然后又造谣言，说杨逵与实际上关系并不密切的连温卿组织“反干部派”，遂两次动员投票，勉强得胜，剥夺了杨逵的一切职务，只保留了杨逵作为台湾文化协会中央委员的位置。
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已经渗入了台湾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杨逵对此心里有数，但并未与他们密切接触。杨逵对文学仍然怀抱一种使命感，因而不能转入“地下”。而另一方面，台湾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看到杨逵在农民运动中东奔西走，四处演讲，随时有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的风险，也无意于向杨逵表白什么，以免牵连地下党的安全。这之后，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农民运动的弹压政策越来越紧张，抗日民族阵线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更加复杂，在农民组合与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中受到双重排斥的杨逵，逐渐由社会运动的峰巅状态趋于沉寂，转向另外一种角色和方式的斗争。
尽管参加社会运动的道路充满艰难曲折乃至个人的挫伤，杨逵仍然抱定了始终不渝的信念和热切峻急的姿态，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台湾的抗日民族事业中。那时的杨逵，始终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曾用大写的一首诗贴在案前墙上——“扬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