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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眼儿子的革命女性的生命悲哀，并揭示出黑暗的时代幕布。作品一方面借小说人物之口发出悲叹：“‘爱的结晶’，由于钱的原因而盲目了。理想，由于钱的原因被吞噬了。这样的时候真糟糕啊！”另一方面，又通过其他女性为女主人公祝福：“让你下一胎爱的结晶是个千里眼”！由此带来了一个峰回路转、充满希望的暗示，而这也正是杨逵夫妇对于未来的生命期许。事实上，杨逵的几个孩子的命名都别具深意。长女取名为“秀俄”，而非女孩子多用的“娥”；至于长子的名字“资崩”，用心更是明显；次子取名“建”，则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崩溃之后，建立新的社会的人生理想。钟天启（钟逸人）：《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29日；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297页。
1934年，台中酝酿成立台湾文艺联盟。身为筹备委员之一的何集璧，从赖和那里得知杨逵的地址，并受赖和的委托，亲自跑到高雄内惟看望杨逵，又把他介绍给张深切。杨逵由此参与了台湾文艺联盟的机关刊物《台湾文艺》的编辑工作，月薪十五元。就在此时，杨逵第一次从何集璧那里看到了东京创办的《文学评论》杂志。于是，他把《送报伕》寄到东京的编辑部后，想不到很快就在当年10月份的杂志上全文刊出。《送报伕》击败了其他的日本作家脱颖而出，一举获得了《文学评论》第二奖（第一奖从缺）。这是台湾作家首次进军日本文坛，《文学评论》的当月号在台湾却被禁售。作品发表后即得到日本著名作家德永直、龟井胜一郎、洼川稻子、中条百合子、武田麟太郎等人的好评；台湾文联的朋友们，尤其是何集璧和张深切格外高兴。而当年作为《送报伕》“助产士”的赖和，更是激动异常，几乎比杨逵本人还要兴奋。
1936年，《送报伕》经由胡风翻译成中文，收录于《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由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它共收入朝鲜族张赫宙的《山灵》、《上坟去的男子》，李北鸣的《初阵》，郑遇尚的《声》，以及台湾杨逵的《送报伕》，吕赫若的《牛车》，杨华的《薄命》等七篇小说。这是台湾小说第一次被介绍到祖国大陆，大陆人民从中看到了台湾同胞在乙未割台之后的悲惨命运。后来，《送报伕》又被收入《弱小民族小说选》，也曾经被翻译成拉丁化新文字，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席之位。
这一年，对于杨逵具有特别的意义。进入而立之年的杨逵，以《送报伕》的全文发表，确立了他在台湾新文学文坛上的作家地位；而5月6日，全岛性文学团体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则标志了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由分散走向统一，作家队伍开始了新的聚合；同年11月5日，该联盟机关刊物《台湾文艺》创刊，这是一份提倡深入大众、为人生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的富有创造意识的刊物，也是日据时期寿命最长、涉及作家最多、对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一本文艺杂志，一共出版十五期。杨逵担任了《台湾文艺》的编辑委员，负责日文版编辑，并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编辑生涯。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台湾文艺》的编辑工作却碰到了钉子。因为与台湾文艺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张星建在选稿的作风、方针上大异其趣，自觉无法发挥作用的杨逵便退出了《台湾文艺》。1935年，杨逵担任了杨肇嘉的秘书，为其撰写回忆录，月薪二十元。叶陶在雾峰乡担任家庭教师，教二十个小孩，每月挣得二十元。省吃俭用的夫妻俩勉强凑足出一百元，于1935年12月28日独资创办中日文并行的《台湾新文学》。创刊号出版了三千本，杨逵夫妇拿着刊物去全省推销订户，征求会员及读者，订阅一年为二元，支持者是五元。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前辈诗人林幼春的慷慨解囊，他一次就赞助三百元，足够《台湾新文学》出版三期。后来加盟这个刊物的作家，有赖和、杨守愚、郭水潭等人，其中多数为台湾文艺联盟的重要成员。
比起《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更富有写实精神和社会主义倾向，更注重中文作品，选稿原则也比较开明。杨逵与叶陶用心血生命来培植这块文学园地，他们分工协作，配合得十分默契。以叶陶爽朗、健谈的性格，她更多的主“外”，跑出去接洽杂志的印刷、发行等事务；而杨逵则常在家中写稿、编辑，同时兼顾煮饭、洗衣、照顾孩子等家务。这种夫妻角色的“互换”，又被朋友们戏称为“叶陶兄”、“杨贵嫂”。
从创刊号到1937年6月15日，《台湾新文学》一共发行十五期（其中第一卷第十号被查禁），另出版附属刊物《台湾新文学月报》两期。从第一卷第八号（1936年9月发行）至第二卷第四号（1937年5月发行）这七期，由于杨逵夫妇操劳过度、双双病倒，编辑工作改由王诗琅临时负责。《台湾新文学》发行到第十期时，台湾文艺联盟的机关刊物《台湾文艺》已告停刊。这时的文坛上，只剩下《台湾新文学》独自担负起推动台湾新文学工作的使命。
1936年9月2日，日本政府派出海军大将小林跻造取代台湾文官总督，恢复了军人兼任总督的体制。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内阁上台，完成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为了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废除所有的中文杂志报刊。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湾新民报》、《台湾新文学》等报刊，或被迫废除汉文版，或被迫停刊。
创办《台湾新文学》之际，也是杨逵文学创作及文艺评论写得最多的时候。从小说《水牛》、《模范村》、《顽童伐鬼记》、《蕃仔鸡》……到多处发表的随笔、评论、杂文，杨逵的创作生命力蓬勃而出。作家杨逵的登坛，与赖和等人一同开创了台湾30年代的新文学运动；杨逵编辑生涯的展开，为台湾新文学园地培植了创作的有生力量；而《台湾新文学》的被迫停刊，不仅是杨逵与叶陶遭遇的沉重打击，也象征了30年代台湾文学黄金时代的结束。
第一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上）
六、首阳农园的抗争“隐士”
杨逵的一生中，从事过五花八门的职业。从送报伕、清道伕、挑土工、小贩、苦力、工人，到园丁、编辑、作家，其中以园艺为时最久，可以说大半生都在做园丁。而每一种职业的变迁背后，都有着杨逵生命历程的足迹和时代风雨的投影。1937年至1945年期间，杨逵在贫病交加和殖民统治高压的环境中，是以他对首阳农园的艰难开拓和创建，完成了一个园丁/“隐士”曲折抗争的时代形象。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并把台湾当作南进的基地和跳板。为了达到他们称霸亚洲、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野心，日本殖民当局把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纳入了“战时体制”，拼命掠夺台湾的物质资源，以支撑其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则更加厉行暴政，疯狂地推行“皇民化运动”。
“所谓皇民化，就是以八纮一宇的团体精神，对新附领土台湾的土地居民，从物与心两方面，彻底去除从前的思想信仰与物质等状态，而成为完完全全的皇国土地与居民。”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52页。如果说，这之前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推行的“同化政策是意指成为日本人。则‘皇民化’的意思是‘成为忠良的日本人’。但日本统治者所企望之的‘皇民化’的实态，不是台湾人做为日本人活，而是做为日本人死。因此，‘做为忠良的日本人’的意思是指发现‘做为日本人死’的道理，并为它奋进”。（尾崎秀树：《战时的台湾文学》，见王晓波编《台湾殖民地的伤痕》，（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年8月版，第212页。）
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主要通过各种思想宣传与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弭台湾人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大力灌输日本臣民思想。为了推行所谓皇民化“国语”运动，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正式下令废止在台发行报纸的汉文栏，所有杂志禁止使用中文，台语广播停止，台湾民众被剥夺了使用母语的权利。而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国语”讲习所，则从1937年的四千三百六十七所，跃升到1939年的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六所。接踵而来的，是强迫台湾人改换日本姓名，烧毁祖先牌位、废弃中国寺庙，并大力建造日本神社，禁止中国年节风俗，禁演台湾戏剧等等，范围相当广泛。第二阶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运动”时期，其主旨在于彻底落实日本皇民思想，强调挺身实践，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1941年4月，台湾总督府下令成立“皇民奉公会”以后，还于全台各地纷纷成立各种外围组织，诸如“奉公壮年团”、“皇民挺身队”、“商业奉公团”、“报国挺身队”、“奉公挺身队”等等；并通过志愿兵制度、义勇报国队等形式，把台湾人驱赶到战场上去充当炮灰。
在“皇民化运动”的狂潮中，不仅2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的台湾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遭到禁绝的命运，30年代前半期刚刚走向高潮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也陷入困境，进步知识文化界的命运被压制或封杀。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通过对汉文栏目的废弃，直接剥夺了台湾作家的文艺生存园地和母语言说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迫作家成立“文学奉公团”、“挺身演剧队”等各种组织，企图把作家纳入御用写作的道路上来。遭遇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作家们失去了创作的空间，文学活动也急遽减少。老作家王诗琅在战后回忆此时的台湾文学界，曾这样说道：
中日事变爆发，随着日人侵华战争的扩大，台湾也跟著实施战时体制，思想统制日见加强。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过去的文学理念已无法再事写作，况且很多的文艺工作者相继到中国大陆去，就是留在台湾的，也都把笔暂时搁起，静观时局的演变。王诗琅：《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原载《台湾文艺》1卷3期，1944年6月；收入《台湾新文学重建的问题》（王诗琅选集第五卷），（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134页。
对于作家杨逵而言，战时环境氛围的高压和个人遭遇的艰难，使他重新陷入了困境。七七事变前夜，为了拯救濒临危机的《台湾新文学》命运，杨逵于1937年6月再渡东瀛，以谋求日本进步文学界的支持。他四处奔波努力，会见了《日本学艺新闻》、《星座》、《文艺首都》等杂志的负责人，建议设置台湾新文学专栏，为《台湾新文学》提供合刊发行的合作前景，以便在台湾报刊中文专栏被废弃的危机形势下，保存一份台湾文学的种子。这种建议获得日本进步文学刊物界的同意和支持，杨逵又看到了希望的前景。
然而，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杨逵所谋求到的希望前景终归破灭。杨逵到日本不足一个月，日本军国主义就发动了侵华战争，并加强了对国内文化界的压迫和控制，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一次，因为日本天皇的出行，沿途地区皆被日本警察加以突袭检查。此时住在本乡小旅社的杨逵，由于是黑名单上的人物，遂被拘捕押往警察局。多亏原来与杨逵相识的《大势新闻》主笔的极力保释，方得脱脸。恢复自由后的杨逵隐居于鹤见温泉，以摆脱日本警察的追踪。这期间，他将自己原来的《田园小景——摘自素描簿》这篇小说扩充为《模范村》，经《文艺首都》主编保高德藏之推荐，送往改造社的《文艺》编辑部发表。
9月返台，杨逵一路被日本特务跟踪回来；10月20日得悉报载，日本开明知识分子被捕百余人，杨逵与日本进步刊物合作的计划完全落空，《模范村》也因文化界大检举被退稿。在“皇民化运动”的封杀下，《台湾新文学》被迫停刊，杨逵夫妇的心血与投资化为泡影；从东京返台就患了肺病的杨逵，债台高筑，贫病交加，遭遇了一生中最为艰苦的岁月。
即使面临如此困境，一生特立独行的杨逵也不屑于同日本殖民当局妥协，去充当御用作家。杨逵说：
七七事变后，整个台湾的文化运动几乎被“皇民化”运动淹没了，于是我只有放弃一切，全力垦殖首阳农场（取自首阳山典故，自勉宁饿死也不为敌伪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