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者要读,还有出版社肯出版,在这社会调查数据,说我们中国人的读书兴趣年年下降,今年已经跌破百分之五十的岁月,真是好消息。于公于私都是好消息。这说明读者不是不读书,而是选择性强了,只读自己有兴趣的好书,只读适合自己新的习惯的书。
读者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呢?为什么这本书写得好呢?我想,根本一点在于孙郁的学者良知:他敢于尊重历史事实,敢于追求真理,抓住“解放思想”的口号,对长期遭到打压、抹杀的新文学—文化的几位前驱人物,作出历史性的重新审视,写出他们的真实。我在初版序中,开门见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位研究周作人的前辈,就感慨于自己的“两头不讨好”。是的,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和乃兄鲁迅比较,何止是天壤之别。鲁迅曾经质问我们汉族人一种脾气,说:“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他毋容置疑地指出:“(我)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所以他回答质问他称赞萧伯纳的青年说:“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据说鲁迅是被“神化”了的。可鲁迅的许多意见,他的同胞何曾当作“神的意旨”“神喻”“神启”来信奉!上述意见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孙郁是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鲁迅研究的,他信奉鲁迅。他从鲁迅获得勇气,敢于涉足险境。在研究“鲁迅与周作人”之后,就研究“鲁迅与胡适”,随后又研究“鲁迅与陈独秀”。他敢于指出鲁迅是“二十世纪最痛苦的灵魂”。他敢于指出鲁迅是“被亵渎的鲁迅”。
研究学问,单单有勇气是不足以成大事的;尤其是在追求真理的崎岖而坎坷的道路上。要立于不败之地,似乎需要两大要素。第一,事实要准确,而且要丰富,最好是完备。鲁迅“横站”着对付国民党的“围剿”和对付同一阵营号称得到马克思主义真传的“战友”的攻击,他自信地表示:“即如我自已,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孙郁的研究是重视事实的;他刻苦用功,尽力搜寻资料。把自己的见解或感悟建立在他掌握的事实上。这是《鲁迅与周作人》获得好评的根本。第二,观点要出新;绝不能说套话和空话,还有所谓原则话。人云亦云不过鹦鹉而已,绝不能成就为学者的“人”。自然,“新”未必就对,未必就好。在这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利益多元”的时代,依然是古之圣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根本在利害取舍。鲁迅曾表示认同说:“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孙郁为人宽厚,做学问宽宏。这是他的好处。任何好处都可能带来缺失。宽宏也可能“过于”容忍。子曰:“过犹不及”。鲁迅曾经指出:“G决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者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在“向来是极苛酷的”言论环境中,宽宏本身就有他的或一种力量。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人”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人”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并不是“炒冷饭”。责编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点改动。我觉得已经写出的东西,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也是“历史”的东西,带着“过去”的痕迹是无所谓的:不必后悔,惭愧就可以了。因此,重读旧序以后增补几句,作为新序。又因为原序印在书上时,不知道原先的责编出于什么考虑,删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对孙郁运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微辞。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语言风格,我还愿意保留这点批评。所以就把它合并在这里。如下:
五十年代以前的老人,多半不会做这样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写成专著。不得不涉及的时候,也多半是三言两语,黑白分明的判断,因为是同时代的过来人,因为有毛主席的教导。
这都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鲁迅是“五四”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来又在“‘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一切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而“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除了特例,大都回避这样的“相提并论”。
新一代的人就不同了。刚解放的时候,流行过一个新词语,叫“新事新办”。现在早不听说了。然而,的确是新人,就一定要办新事的。孙郁就认真严肃,有根有据,有分析有综合地写出这部专著了。
鲁迅早说过:“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事实是,鲁迅和周作人是兄弟。不但是兄弟,而且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先导,而且都成了“五四”新文学名不可没的大家。后来兄弟失和,各走各的路。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不是更好么?讨厌写出,不准写出,不过是“瞒和骗”而已矣。不必说到头来的“真相大白”,就在当时,何尝不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儿来。
我读这部书稿,觉得书名是两个人,孙郁在写,要写和想写的,其实是许许多多人,可以说这是一部探索“人”,研究“人”的著作,书里勾画出来的人的气秉、性格、心智、趣味、学识、修养是这样复杂,人的实际生存是这样无奈。未来大同世界或曰黄金世界的人们大概很难懂得现在人生的苦境,人生有陷阱的吧?就像儒家圣贤不懂伏羲、神农、尧、舜时代的血腥一样。因此读完书稿,掩卷叹息,我想起两段鲁迅的话。一是:“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二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人是生物,“生命第一”是不教而会的。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就因为“蝼蚁尚知贪生”。一到知识者手里,就可以成为“生命本体”的哲学了。也因此,要做到“不妨受苦”和有“万一幸存”的思想准备,似乎比“劳力者”要难。而人生许多名节、生死的大问题,其实是专属于知识分子的人的。
这本书的写法我也很喜欢。简直就是一部读书笔记。把读到的材料,自己的感觉、体会、心得、认识,加以分析、排比,是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隐晦曲折,也不用春秋笔法;没有“做学问”的架子,也不事论证的操作。读起来平易晓畅,朴素亲切,而且是把鲁迅,周作人,作者的心意和思绪烩在一起,常常产生“原来如此”的会心一笑。自然,作者的观点你不一定同意,也不强求你同意。这是读一切书都这样的。
孙郁在读古书,要加深加厚自己的学养,这是好的。但笔头偶尔蹦出几个文言字、词、句式。这种“掺沙子”我以为不足为训,不可取的。于是觉得这是文字上的一个缺点。虽不严重,但怕他“一发而不可收”,又怕连带发生影响,想来想去还是提一句。虽然自己很惭愧。
孙郁和我相识已经十年了,“抗战八年”,“文革十年”,“十年树木”,这都不是一个短暂的岁月,使人产生“不亦快哉”的心情。这十年他出了好几本书了,如鲁迅研究的专著《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编著《走进鲁迅世界·诗歌卷》;所编《被亵渎的鲁迅》更是畅销,等等。他正年轻,精力充沛。人既勤奋,笔又快捷,成绩不小,影响较大。他的书不需要别人的什么序,何况是我的!但他硬要我写几句。我知道这就是古今所重的“不弃”。古人有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孙郁的要我写序,我猜大概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高兴写下这些话。不求“耳顺”不“耳顺”,但愿对得起孙郁,对得起孙郁的读者。
一九九六年秋
我相信,这本书还会“再”版的。我当然还是高兴。但我不能也不会“再”来写“三版序言”了,如果还要我写的话。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
许多次,我从鲁迅与周作人的照片中,试图把两人的音容笑貌,与他们的漂亮的文字,复原到一种有血有肉的形态里。我竭力想顺着时间的隧道,溯回到往昔的岁月里,去谛听、去体味这两位智者的声音。然而,每一次努力,都使我陷入深深的惘然里。两颗复杂的、痛苦的灵魂,常常使我无法抵达其形态的彼岸。它们永远是一种亲切,又是一种陌生;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疏离。理解鲁迅与周作人是困难的,但20世纪的中国文人,似乎没有谁,能像他们兄弟二人那样,具有着如此巨大的精神诱力。在探寻往昔的文化之旅中,我在周氏兄弟面前长久地驻足,以至无法前行。为什么要选择他们?是什么在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无数个昼夜的默默的静想中,我的思绪完全被他们占有了。这是两个博大精深的世界,在这里,除了接受拷问与诘难外,不会有丝毫的轻松。但也恰恰是这两个多元的、甚至对立的世界,使我的灵魂得到解脱。旧的时光永远地逝去了,但它依稀的痕迹和朦胧的记忆,却使往日的一切成为永恒。我快意于这寂寞的漫游,虽然我未必获得昔日的原本的存在,但重新经历或体味已逝的灵魂的历程,使我感到了巨大的满足。
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颇有分量的名字。“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花般地谢去了,惟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两处绕不过去的存在。中国的历史太漫长了,只有读了这漫长的历史,你才会发现,周氏兄弟是我们文化之旅上两个多么显赫的异端。谈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你便不得不复温他们的旧梦。那些关于启蒙的沉思,关于国故的愁思,关于人的存在意义的探究,关于己身与社会、与历史、乃至人生永恒之谜的断想,都是永具诱力的。在鲁迅与周作人那里,你体味到的有传统中国人最深切的人性的光泽,更主要的,是一种非常态的人生企盼吧?对我而言,二周的世界,常常给我带来一种莫名的沉重,中国现代人的最困惑的一隅,几乎都可以在那里看到。但它并不给你晦气与绝望,在这两颗复杂的灵魂里,你感觉不到一种焦虑与挣扎中的生命的快意?
从晚清到今天,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在苦苦地寻路。战争、内乱、饥荒、骚动……每一次苦梦结束的那一刹那,我便想起了周氏兄弟。在对民族与国家、个体与社会、情感与理智诸方面的态度上,他们所留下的遗产,是具有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