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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赞成。这里所说泛神论似的道理，虽然我也不甚懂得，但常常看见一句什么“彼即是你”的要言，觉得这所谓奥义书，仿佛也颇有趣，曾经用心查过几章，想拿去口译，请太炎先生笔述，却终于迁延不曾实现得，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他在《野草》中说曾许小兄弟的风筝，那却是没有的事；这里所说乃是事实，完全没有经过诗化。但这假如是为了不译吠檀多的关系，那么我的确是完全该打的；因为后来我一直在懊悔，我不该是那么样的拖延的。
太炎先生，一方面自己又想来学梵文，我也早听见说，但一时找不到人教。日本佛教徒中常有通梵文的，太炎先生不喜欢他们；有人来求写字，辄录《孟子》里逢蒙学射于羿这一节给他。苏曼殊也学过梵文，太炎先生给他写梵文典序，不知为什么又不要他教。东京有些印度学生，但没有佛教徒，梵文也未必懂。因此这件事也就搁了好久。有一天，忽然得到太炎先生的一封信，这大约也是未生带来的，信面系用篆文所写的。本文云：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祉，麟顿首。十四。”其时为民国前三年己酉（一九○九）春夏之间，却记不得是哪一月了了。到了十六那一天上午，我走到“智度寺”去一看，教师也即到来了；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简直弄不清楚。到十二点钟，停止讲授了，教师另在纸上写了一行梵字，用英语说明道：“我替他拼名字。”对太炎先生看看，随念道：“披遏耳羌。”太炎先生和我都听了茫然。教师再说明道：“他的名字，披遏耳羌。”我这才省悟，便辩解道：“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披遏耳羌（P．L．Chang）。”可是教师似乎听惯了英文的那拼法，总以为那是对的，说不清楚，只能就此了事。这梵文班大约我只去过两次，因为觉得太难，恐不能学成，所以就此中止了。
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情，我所知道的本来只有这一点，是我所亲自参加的；但是在别的地方，还可以得到少许文献的旁证。杨仁山的《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中有《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书》二通，第一通附有来书，案末底梵语，义曰慧，后太炎先生学佛学的别号，其致宋平子书亦曾署是名，故此书即是先生的手笔，其文云：
“顷有印度婆罗门师，欲至中土传吠檀多哲学，其人多苏蕤奢婆弱，以中土未传吠檀多派，而摩柯衍那之书，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残，故恳恳以交输知识为念。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又令大乘经论得返彼方，诚万世之幸也。先生有意护持，望以善来之音相接，并为洒扫精庐，作东道主，幸甚幸甚。末底近已请得一梵文师，名密尸逻。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在此者三十余人，独密尸逻一人知之；以其近留日本，且以大义相许，故每月只索四十银圆；若由印度聘请来此者，则岁须二三千金矣。末底初约十人往习，顷究不果，月支薪四十圆，非一人所能任，贵处年少沙门甚众，亦必有白衣喜学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设法资遣数人到此学习，相与支持此局，则幸甚。”此书未署年月；但看来似学梵文时所写，计时当在己酉的夏天。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华与禅宗，而净土真言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宜其与杨仁山言格格不相入。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文语，不辞以外道梵志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以为后世学者之模范者也。［17］
这是很真实的体味。“五四”那代人的师徒间的友谊，由此可见一斑，后人思之，其感受，当不小吧？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师徒，是很少见的。
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六卷，5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转引自彭定安主编《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3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 《鲁迅全集》第六卷，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剪辫》，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5］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浙江潮〉撰文》，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6］ 《鲁迅全集》第七卷，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8］ 《鲁迅全集》第二卷，3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鲁迅全集》第一卷，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知堂回想录》，179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1］ 《知堂回想录》，19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2］ 《知堂回想录》，19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3］ 《鲁迅全集》第十卷，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 钱理群：《周作人传》，133…13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5］ 《知堂回想录》，216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6］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17］ 《知堂回想录》，22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909年4月，周作人已打算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了。这一月的一天，周氏兄弟的好友许寿裳，也准备归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觉得，在日本再待下去，费用已成问题，便对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其实，鲁迅本想在日本再从事一段研究工作，但为了弟弟和家庭，只好放弃了这一想法。
羽太信子比周作人小两岁，她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身下还有弟弟、妹妹三人。羽太信子那时是一个“供应饭食的人”，与周作人渐有感情，遂生爱意。已经结婚多年的鲁迅，对弟弟的亲事似乎无反对的意见。他在二弟结婚两个月后，返回祖国，这颇合中国人的道德之情。作为兄长，为弟弟的生活创造条件，对鲁迅来说，是应尽的义务。但因为羽太信子家庭较苦，弟妹尚小，鲁迅的经济压力很大。他回到故土，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化学教员，每月要给周作人寄钱，由于周作人那时雇着保姆，生活需求自然增大。“寄给周作人的钱，主要也是变卖家产而来的”。［1］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两年，鲁迅便催促二弟归国，大约在1911年5月，周作人也结束了留学生活，携家人返乡。
周作人本不想立即返回家乡的，他还有读法文的愿望。要不是鲁迅亲自去日本把他接回，恐怕还要学更多的东西吧。在哥哥面前，反抗是不行的，鲁迅对弟弟自有他的威严。一方面得到哥哥的爱，另一方面又受到某种规范，周作人隐隐感到了鲁迅对他的压力。但这压力并不像后来那样大。至少在回国前后，他对哥哥大致是唯命是听的。
留学生活的结束，对兄弟两人来说，是生命的新的转折点。从异邦回到祖国，面临的首先是生计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20世纪初，读书人的出路，在国内大多只是教书，周氏兄弟一开始都选择了这条道路。在我看来，这多少有点无奈。故乡毕竟不是东京，年轻人的美梦一旦遇到现实，便不可避免地有点失落。这种情绪，周作人曾流露过，读他的日记，便可看出一二来。鲁迅的感受想必也是复杂的。看他在故乡教书时搜集野史的劲头，我总觉得是寂寞时光的产物。这与他在日本译书时的状况比，显然有了变化。他刚到30岁，但心境却有老成的一面了。寂寞像长长的蛇，紧紧地绕着他们，使兄弟俩长久地徘徊于新的选择面前。
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终于使封建帝国崩溃了。事态发展十分迅速，绍兴不久就光复了。推翻帝制，是中国千年历史中最大的事情，晚清几代文人的思想启蒙，终于奏效，中国文人的憧憬开始得到了实现。周作人那时刚回国不久，未能亲自参与革命活动，倒是鲁迅卷入了其中。革命是快慰之事，鲁迅一生中还很少那样地投入过。三弟周建人在回忆文章里，曾记载了鲁迅响应辛亥革命的经过，读后便想像出鲁夫子当年热血沸腾的样子。周建人记叙鲁迅组织游行、印发传单、鼓舞民心等事，很是形象。例如他率领武装演说队安定民心，号召众人起来革命等，和他的性格是吻合的。绍兴的光复，鲁迅立了汗马功劳，那一段体验，后来写进了他的小说里。这轰轰烈烈的一幕，周作人没有赶上，他闭户不出，对天下事只是旁观着，并不过于热心。或许是刚归国之故，周作人的心境尚未完全调整过来，虽然他那么欣赏哥哥当年的举措。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民风与社会习俗依然如故。鲁迅不久便看到了这一事实。王金发、秋瑾事件对他的教训，可以说是深刻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帝国，在根本上改变世风，谈何容易！周氏兄弟其实早就悟出了其中悲剧的一面。换汤不换药的社会更迭，使中国依然沿着老路慢慢爬行着。鲁迅预感到了更为严酷的现实。
那时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周氏兄弟在辛亥革命后，为《越铎日报》写了许多文章。《越铎日报》创刊于1912年1月3日，是一些年轻学生所办。此报得到鲁迅大力支持。在《〈越铎〉出世辞》中，鲁迅写道：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理，乐安谧而远武术，鸷夷乘之，爰忽颠陨，全发之士，系踵蹈渊，而黄神啸吟，民不再振。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无余之旧疆者盖二百余年矣。已而思士笃生，上通帝旨，转轮之说，弥沦大区，国士桓桓，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越人于是得三大自由，以更生于越，索虏则负无量罪恶，以底于亡。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宙合矣。顾专制久长，鼎镬为政，以聚敛穷其膏髓，以禁令制其讥平，瘠弱槁枯，为日滋永，桎梏顿解，卷挛尚多，民声寂寥，群志幽■，岂以为匹夫无与于天下，尚如戴朔北之虏也。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前此罪恶，既咸以归索虏，索虏不克负荷，俱以陨落矣。继自今而天下兴亡，庶人有责，使更不同力合作，为华土谋，复见瘠弱槁枯，一如往日，则番番良士，其又将谁咎耶？是故侪伦则念之矣，独立战始，且垂七旬，智者竭虑，勇士效命，而吾侪庶士，坐观其成，傥不尽一得之愚，殆自放于国民之外。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翼治化。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勉，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猗此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鸷夷纵虐，民生槁枯，今者解除，义当兴作，用报古先哲人征营治理之业。唯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况复神驰白水，孰眷旧乡，返顾高丘，正哀无女。呜呼，此《越铎》之所由作也！［2］
在激昂的情绪里，可见出鲁迅个性中昂扬的一面，其锋锐性已露出大半。《越铎日报》倡明新义，多批驳封建旧意识的新声。周作人在报上也多次撰文，承其兄余绪，抨击旧礼教也掷地有声。周作人此时写的文章，在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