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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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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鲁迅日记,我发现兄弟同住的日子里,可追忆的事情,二人后来却很少谈及。周作人曾简单谈过鲁迅那时的衣食起居状况,但对他们于书趣中得到的人生启示,殊少勾勒。我觉得,1917年直至1919年底,两人与社会的交往,以及购书、访书、整理旧典籍的活动,很值得研究。这是二人一生中重要的转变时期。如果不是发生了五四运动,不是《新青年》发起了新文化的运动,他们潜心治学的苦寂日子,或许会更长一些,也未可知。鲁迅日记多次记载了与二弟同去访书的过程,很有在东京求学时的雅趣。但同时,还记载了与各种友人的频繁交往的事情。大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钱玄同与二周的往来甚多,几乎不几日一见面。那时钱玄同正在编《新青年》杂志,他的到来,使补树书屋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钱玄同是他们在东京时代的同学,辛亥革命后调浙江省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1913年后到京,先后在北京高师附中、北京大学、北洋高等师范学校任教。钱玄同很佩服周氏兄弟,认为就学问而言,二周是出色的。可他每夜来绍兴县馆,看他们埋头学问的样子,便长叹不已,觉得倘将精力放于社会工作,诸如创作、启蒙宣传等,会更好一些。钱玄同在补树书屋,有时一呆就到后半夜,谈学问,讲时局,那热情,我们从二周日记中,差不多可以领略大概。周氏兄弟与钱玄同在治学上,有许多相似的看法,比如文字改革,提倡白话等等,双方几乎如出一辙。在对旧文化的看法上,亦多相近的观点。朋友们在一起谈天,快慰是不用提的,彼此的启发,或可说是最难忘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周氏兄弟被友人推到了新文化的园地,沉闷多年的鲁迅、周作人,开始为《新青年》撰文写稿件了。
  1918年4月2日,鲁迅创作了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绍兴县馆的两年时间内,发表了50余篇作品。其中《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均写于这里。周作人也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包括译文、杂感、论文等。最有名的,是发表于《新青年》的《人的文学》,以及《每周评论》上的《平民文学》等。从1918年到1921年,两人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就有100多篇。这个数量可谓不少,其中周作人的一些文章,仍是被鲁迅修改后才发表出去。周作人的杂感文,有的也以长兄的名义见诸刊物。我们如今读二人那时写的文章,可以感到,二人的思想已很成熟了,在新文化园地里,二周文字之美,思想之锋锐,是当时同辈人中少有的,说他们为那时启蒙先锋人物,并不为过。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气魄上与文采方面,均不及二周,这是连他们自己也清楚的。一对文坛的新星,就这样从绍兴县馆升起来了。
  这是中国新文化史上新纪元的开始,也是二人新生活的开始。他们选择了历史,历史也同样选择了他们。鲁迅、周作人的真正世界,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成熟起来的。此后便是更漫长的与中华民族命运相存相依的历史……
  鲁迅有很强的家的概念,这是作为中国人逃不出的生活信念之网。当二弟在京城渐渐站稳脚后,他便考虑把绍兴的家,全部搬到京城里来。1919年初开始,鲁迅就为购房而四处奔走。7月23日,他决定了房址,11月4日,以3500元购买了八道湾十一号罗家的房屋。同年底,周作人一家、鲁迅一家、周建人一家一同搬进了新宅。母亲也和他们团聚了。
  此番搬迁,鲁迅所耗精力颇多,仅选择地址,就费去大量时间,他先后去了报子街、广宁伯街、铁匠胡同、辟才胡同、鲍家街、护国寺、蒋宅口等地选址。那时周作人正去日本探亲,所以购房的苦事均落于哥哥一人身上,诸如谈判、量屋制图、请巡警与保人、签约等,其繁复与琐碎,颇为伤神。这是两人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把家人从绍兴接至北京,其实正是他们的梦。周氏兄弟在外奔波了多年,总算有了安稳的栖身之所。
  显然,一大家人搬到一起,周作人也是高兴的。当时他已有了孩子,现在生活在一起了,不必分散太多的精力。鲁迅当时选择的房子,想必他是满意的,房间很多,院子的空地又大。请想一下,周氏三兄弟,同住于一院,又有老母在一起,那情景,是热闹已极的。那确实是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几年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住到了周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乐趣。在外人看来,他们拥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东方型的幸福家庭。许多造访过八道湾的“五四”学人,都曾对此留有较深的印象。
  以他们那时的精神个性和追求而言,选择一种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当代人恐难以理解。从周氏兄弟的个人境界而言,何尝没有一种独居的念头?但要做到此,大难。一是传统习俗欲改变非一日之功;二是经济亦多有困难。按现代人的生活理想,大家庭确有难言之苦。这苦头,鲁迅不久就意识到了。1920年开始,他的经济便出现了赤字。一是购房时用尽了积蓄,且欠了债,另外,主要是费用加大,老少十几口人,各种开销,压得鲁迅喘不过气来。这一年,他先后21次向友人借钱,其状甚为难堪。加之孩子生病,每位媳妇生活方式不尽相同,负债便成了沉重的负担。他每月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弟媳羽太信子,但生活仿佛是无底洞,鲁迅似乎从来未像现在这样感到生活压力之大。旧式家庭的弊端,不久就在八道湾寓所显现出来了。
  但鲁迅是爱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侄子的。他只有和弟弟们一同努力地工作,去弥补生活的空洞。所以,他除了写作、译书外,在大学还兼了几门课程。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此时已有了相当的名气,他的外国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深厚根底,倾倒了众人,很受欢迎。他在讲课之余,译书,写作,也格外勤奋。兄弟两人的紧张工作,使这个大家庭支撑了将近4年。他们后来结怨分手后,从鲁迅流露出的情绪看,那3年多的生活,他付出的的确太多了。爱是建立在一种自我牺牲的基础上的,深知人文主义和个性价值的鲁迅,对中国古老的家庭结构,备尝其苦。这大概也正是他特有的地方。一方面残存着东方人古老的积习,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其顽固性与陈腐性,但又无能为力。这是人生不能两全的无奈。爱既然不是自私的,那么必要的丧失,便合情合理。所以读鲁迅那时的文章,写到家庭生活时,便有种殉道感在其中。这种殉道感,乃是肩负着黑暗的闸门,为下一代谋生路,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已经进入了中年的他,毫无个人享乐的情感,倒是时常想想别人,为他人做些什么。虽然亦有个人的恩怨,时常也发一点脾气,但于己身顾及得十分有限。看他们生平的资料时,每每读到鲁迅为了弟弟和母亲而四处奔走借债的情形,便深感中国旧式家庭的长子的艰难。巴金在《家》中写长子觉新之苦,大概具有普遍的意义。牺牲了自己,让更多的人安乐地生活,这是鲁迅的心境,也是那一代许多人的心境。我从他后来流露出的苦笑中,分明感受到了这种沉重。“五四”启蒙者们在呼吁人的解放的时候,不是凭空想像的游戏,那里确有己身苦难的体验。所以那声音便显得格外悲怆和劲健。
  八道湾的岁月苦乐相伴,天伦的快慰给家人带来了生活的新鲜感,这一点,恐怕不能否认。鲁迅没有孩子,那时二弟、三弟的孩子已不小了,很是好玩。这些孩子的名字,是鲁迅当年起的,他把作人、建人的孩子,视如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作人、建人的妻子是姐妹俩,这个家庭真是有着特殊的亲情(周建人后来与羽太芳子离异,两人生有二子一女)。鲁迅为这些孩子,也分神不少,像慈父般地照料他们。1920年5月,周建人的孩子重病,鲁迅往来探视、守护,达三十几日。这期间,母亲也生病,由鲁迅护送就诊。这些,日记中均有记载,兹略引如下:
  五月
  十九日 晴。沛大病,夜延医不眠。
  二十日 晴。黎明送沛入同仁病院,芳子、重久同往,医云肺炎。午归,三弟往。下午作书问三弟以沛状,晚得答,言似佳。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往医院。
  二十二日 晴。在病院。托二弟从齐寿山假泉百。
  二十三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在病院,上午一归,晚复往。
  二十四日 晴。在病院,沛病甚剧。下午往大栅栏购物。
  二十五日 昙。在病院,晚归。夜半重久来,言沛病革,急复驰赴病院。
  二十六日 晴。沛转安。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二十九日 昙。上午往部。午后访汤尔和。往琉璃厂买元■、元恩、元顼、李元姜墓志各一枚,计泉五元。下午往病院,晚归家。雷雨一陈。
  三十日 雨。星期休息。上午濯足。午后晴。晚往病院。
  三十一日 暗。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六月
  一日 晴。上午往部,午回家。得宋子佩信。夜在病院。
  二日 昙。上午往部。午后理发。夜在病院。雷雨。
  三日 晴。上午往部。还子佩书一册。午回家。夜在病院。雷雨。
  四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五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母亲与丰至病院视沛,乃同回家。晚小雨。许诗荀来。
  七日 晴。午往病院。下午赴国歌研究会。夜在病院。
  八日 晴。上午往部。下午往病院,晚归家。
  九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大雨。
  十日 昙。上午往部。午晴,归家。夜在病院。
  十一日 晴。上午往部。从戴螺■假泉五十。夜在病院。
      ……
  整整3个月,鲁迅日记一直记载去医院的事情。其情其景,历历如在目。这样的日子,一年后又持续地出现了一次。二弟周作人,患病住院,又使他的生活出现了诸多麻烦。探视、寻医、购药、借债等等。这些,日记中亦有记载。总之,鲁迅很累、很苦。一般凡人经历的烦恼,差不多都领略到了。人大约只有承受过诸种压力和磨难,才可能懂得生活的内涵。但既然人存在着,就免不了这类的苦役。爱有多长,付出的便有多长,一切经历过人世风雨的人,对这一点,均会有所体悟的。
  周作人是个很随和、敦厚的人。如果后来不是当了汉奸,且与鲁迅弄翻,后人对他的态度,不会如此复杂。平心而论,和鲁迅同住的时候,他对哥哥一直是敬重的,并不像后来一些学人指摘的那么昏庸。对家庭、对亲人,他一向恭恭敬敬,连三弟周建人也说,他早年性格温顺,很好相处。在八道湾生活的前两年,周作人也是十分劳累的。除了教书外,大量的社会活动,翻译外文,写文章,费时甚多。1921年的那场重病,我一直觉得是劳累所致。看他那时文章之多,写作之勤,不是全部投入精力的人,大约不会有如此赫赫的成果。他的成就,固然离不开鲁迅的帮助,但个人的修养、素质,也是重要的原因。其实,周作人的存在,也促成了鲁迅的许多事情。例如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倘不是周作人,大概也不会问世。周作人后来说:“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9]这件事,直接促成了鲁迅小说史研究的赫赫成果,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很值得书写的一页。周作人对鲁迅的学识是佩服的,谈小说,他深知不及其兄,而论小说写作,更是退避三舍。从他后来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与解读看,是敬重有加的。
  与鲁迅同住的岁月里,周作人最忘不了的,大概是其兄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他不及鲁迅那样事务繁多,脑子里除了学问,没有其他太劳神的杂务。鲁迅一方面要去教育部当差,还得写作、译书,生活中很少悠闲自得的日子。周作人写《鲁迅的故家》,最后的部分,介绍鲁迅办公事,很是细致:
  鲁迅在会馆里的工作时间大抵在夜间,晚饭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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