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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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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翻译理论是颇值得回味的。他和周作人在立脚点上,常有共同的地方,但往往不是止于趣味与思想的静观,他的译介过程,我总感到一种悲凉的心绪在涌动着。读他的诸多译后记,似乎有一根历史之绳在牵着他,永远那么紧皱眉头,不忘对国民性的拷问。读一读《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看一看《苦闷的象征》的引言,便仿佛是史密斯在《中国人气质》中所企盼的那样,有一种民族自省的精神。鲁迅的译文大多被苦恼的色泽包围着,他几乎没有译过什么轻松、消闲的作品,从《域外小说集》开始,他选择的对象,多是悲苦孤独者。既然是欲改造民族性格,何以不多输入一些健朗、幽默、快慰的文化,而偏偏是迦尔洵、安德列夫、爱罗先珂、法捷耶夫一流?而在日本作家中,看重的是夏目漱石、森欧外、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尤其有趣的是,对厨川白村别有情缘,其译介的热情与用功,在他的翻译生涯中,是较突出的一类。鲁迅大约不爱美国式的轻松,作为一种文化建设,他觉得那些充满心灵的自语和搏斗的书籍,是中国所亟须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多处揭示了日本的缺失,作者敢于正视本民族的勇气,鲁迅大为赞扬。所以,重要的在于,启发中国人有一种态度,一种认识自我、解剖自我的勇气。从异国人的潇洒的自省意识中,鲁迅感受到了中国人到底缺少的是什么。他说:
  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的褒扬的,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痛快”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痛快”分给同病的人们。
  著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绝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等辈的学者;但是,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著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了。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当两国的交情很坏的时候,我们的论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8]
  我从这悲凉的语气中,感受到了这颗灵魂的伟大。用别国的火,来煮自己的肉,使国人不再盲目地囚于历史的牢笼中,这是怎样的悲壮之举!这种心中裹着一团火的殉道感,在20世纪的文人中,是典型的代表吧?你读一读他的文章,从来没有悠然的自娱,永远是一种紧张,是对国人心灵的诘难,这种近于自虐又残酷地审视他人的目光,使我们常常获得一种猛醒的快慰。而在周作人那儿,是很少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
  但这并不是说周作人过于绅士,过于儒雅,他其实何尝不理解其兄的苦境?在对域外文化的译介中,周作人对鲁迅的了解,大约比同代的许多人都更要清楚。但他的性格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不会像其兄那样具有强烈的参与感和承担感,像鲁迅似的在血与火之中承受苦难,且自愿在黑暗中战叫。鲁迅之于周作人,是可理解之,同情之,却难以学之。周作人在理性的层面上倾向于鲁迅的某些格调,但在情感达成方式上,不会也不可能做到自虐和自嘲。周作人似乎过于冷静,他的不动声色甚至使我对其内心的平和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何以有着这样的超然?当面对诸多域外思潮和国内无边的苦海时,他的教授式的不动声色与娓娓而谈,确实表明了他文化观上的一种成熟。读周作人的译著和翻译介绍文章,总忘不了他那种温文尔雅的神姿,他似乎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告诉学生,这儿好,那儿对;不要这样,应该那样,等等。这种个性,在他那儿是有一个过程的。诚如他所说,在译介域外文化上,开始受林纾影响,后听章太炎的讲论,又发生了变化。面对诸多学术思想和外来文化,他喜欢得多,择其优点而用之。但思路因此变杂,便生出诸多烦恼。《山中杂信》云:“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这困苦在青年时代如斯,晚年恐亦有其因素,不过后来稍淡而已。尽管是矛盾的心情对待外来文化,但希望用它们来改造中国人的气质,与鲁迅是相近的。所以他说:“凡有各国的思想在中国都应该介绍研究,与希伯来对立的希腊思想,与中国关系极深的印度思想等,尤为重要:现在因为有圣书译本的一层关系,所以我先将他提出来讲,希望引起研究的兴味,并不是因为看轻别种的思想。中国旧思想的弊病,在于有一个固定的中心,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发展;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9]这样的语气是温和的,与鲁迅比,在态度上至少是不带更强的色彩的。他的清醒和内省,严格说,与鲁迅比是不差上下的。
  周作人对中国文化落后一面的认识,也异常的准确。但他对文化上的怨恨主义,却抱有一种警觉,不愿意以暴力的话语直面生活。在分析中国与俄国文化的时候,他叹道:“中国的生活的苦痛,在文艺上只引起两种影响,一是赏玩,一是怨恨。喜欢表现残酷的情景那种病理的倾向,在被迫害的国如俄国波兰的文学中,原来也是常有的事;但中国的多是一种玩世(Cynical)态度,这是民族衰老,习于苦痛的征候。怨恨本不能绝对的说是不好,但概括的怨恨实在与文学的根本有冲突的地方。”[10]周作人在这里一方面看到了中国文学或文化的某种症结,又表明了他的一种价值择取态度。否认怨恨,就精神基调上来讲,是现代人文精神可贵的东西,周作人可以说很早就领略了其中的要义。但倘若遇到黑暗的压迫,难道不反抗么?这是一个矛盾,他没有很好地处理好这一点,逃避仇视与苦难,其实往往招致更多的苦难。我想,至少在一点上,鲁迅高于弟弟。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环境里,绝对的超然,岂不是儿童的幻想?鲁迅时时提醒人们,不忘身边的恶势力,且一直注意译介抗恶的文学,便是生活的需要所致。周作人也译过一些抗恶的作品,但他更多还是注意纯粹精神价值的东西,这对他而言,是一种理性的愉悦。我觉得,这种愉悦感,在未来自由发达的世界里,或许会更受人喜爱,周作人超前的价值态度,实际上在当代已引起了人们不少的兴趣。但是,当置身于几千年古老民族的沼泽里时,我觉得可以唤起我的内觉与希望的,却是鲁迅。鲁夫子太残酷了,他不仅把中国人的苦难展现给你,而且也把世界上的反抗绝望的诸多灵魂也展示给你。他没有告诉你明天是什么,爱是什么,却把对付苦难的方式传染给了你。周作人则轻松得多了,那种和风细雨的吟唱,或许永远属于士大夫阶层与读书人阶层。在这一阶层里,他为人提供的,比同时代的许多人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但他不属于农民,工人,不属于下层的劳动者。而鲁迅,却偏偏站在了人间一切受难者的一边,他的博大的胸怀所散出的热力,对我们是那样的亲切和温暖。
  或许,只有在这个基点上,我们对周氏兄弟接受外来文明的态度,以及自塑人格时的价值标准,才会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吧?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道路,虽然都意识到了一个目标,但怎样到达这一目标,却殊多不同考虑。整整一百年了,知识分子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即使是像周氏兄弟这样的人,依然如此不同,我们新文化的道路的漫长与曲折,便可想而知了。
  我总觉得,在大量引进域外文明中,最能显示两人境界和态度的,是对日本的看法。周氏兄弟的译文,大多是靠日文转译的,而介绍日本文化,在两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鲁迅的藏书中,日文所占比例,比其他语种要多些,而所译的日文著作,也较可观。周作人有译著30多种,日本文学比例占五分之三。[11]可见日本文化在兄弟俩那里,确是精神视野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鲁迅曾介绍过或接触过小泉八云、夏目漱石、森欧外、德富苏峰、野口米次郎、长谷川如是闲、厨川白村、片上伸、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鹤见祐辅、内山完造、青木正儿、菊池宽、芥川龙之介、小林多喜二、立野信之、增田涉、盐谷温、龟井胜一郎、山上正义、井上红梅等。周作人接触得更多,除了鲁迅关注过的一些作家他喜爱外,还接触过江马修、与谢野晶子、石川啄木、国木田独步、铃木三重吉、长与善郎、志贺直哉、千家元■、佐藤春夫、加藤武雄等人的作品,并将他们的佳作译出。他先后翻译过《古事记》、《狂言十番》、《平家物语》、《枕草子》、《如梦记》等一大批日本作品,兴趣之广,之大,都是少见的。周作人比鲁迅更爱谈日本的文化,仅专谈日本人个性的文章,就有几十篇。日本最令人难忘的是什么呢?周氏兄弟各有所好,感觉时而相近,时而弥远。鲁迅几乎没有一篇专谈日本文化的文章,他的日本观,大多散见于书信、言谈和某些文章的夹缝中。最典型的,是介绍日本文化的译后记,但也一闪而过,未有深究。而周作人则写过《日本与中国》、《谈日本文化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日本的诗歌》、《日本的人情美》、《日本管窥》、《日本的衣食住》诸文。连日本人也承认,周作人是深知这个民族的个性的。他不是从大文化的概念入手,去看这个岛国文化,而是从其风俗人情和衣食住行中,体味其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日本给鲁迅的感情十分复杂,他一方面看到了这个民族自我更新的内驱力,同时又对其偏狭的东方主义,有着拒绝的态度。周作人也有类似的感觉,但坦率讲,好感还是多于其他,他觉得日本的人情味和创作精神,为中国所少有,很值得借鉴。他选择了日本女人为妻子,也是对该民族真诚的一面喜爱的因素所使然。不管周作人与哥哥有怎样的差别,至少在一个方面,他们是有共识的:以日本为参照,可以找到中国近代化的途径。这是一种文化的互证,不论对日本是喜爱还是疏离,唯因它的存在,中国人才看到了接受近代文明的必然。在“被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确是我们的老师。
  日本人的气质与文化个性,使周氏兄弟共同看到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弱点。两者的反差之大,令人不禁感慨良多。鲁迅曾和内山完造说过:“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这病叫做‘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我们不妨排斥全日本,但必须要买到这种药。这回病好了,我就要来提这件事。”[12]中国人许多致命的弱点,是旧文化与专制的结果,这种文化与专制政体,使人丧失了创造的机能,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内驱力。而鲁迅从日本人那里,却看到了其朝气蓬勃的一面,日本敢于摄取域外文明的手段,在鲁迅看来,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如果在这一点上不学习他人,恐很难站立起来。周作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觉得,日本所以能很快从东方文化的锁国状态中进入“近代文明”,其国民性的优点有一定的作用。他于《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说:“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得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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