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1］
许多年后，周作人在回忆迎神赛会时，这样写道：
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黄色，……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砻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份，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则称之曰死无常，……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抱油瓶也。……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 真……［2］
不管两人对民间戏曲的价值判断怎样不同，理解的内容怎样有差异，但对乡间文化的留意和喜爱，是显而易见的。
最典型的是对他们的娱园的回忆，更具新的境界。《知堂回想录》很是叹服鲁迅对百草园的描写的笔法，周作人不得不承认，其兄的笔致，是高明的。他说：
中国绝少南宗风趣的园林，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因此对于任何名园，都以为不及百草园式的更为有趣。关于百草园的记述，最好的还是让我来引一节《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吧：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3］
这样的童年，在两人那里，虽过于短暂，但那余影，一直闪烁到晚年的世界里。鲁迅于1927年为《朝花夕拾》写小引时，便深深叹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种叹惋是真挚的。周作人与哥哥尽管略有不同，但快慰也同样是抹不掉的吧。
大约是1893年，鲁迅的家出现了大的变故。父亲以周用吉名字去杭州参加会试，但因祖父暗中贿赂主考官，结果案发，悲剧遂降临周家。买通关节，这在清代的科场中，是并不鲜见的事。但一旦事情败露，便有杀身之祸。那一年，祖父入狱，从此先后被扣押7年之久。周家由此败落下来。
当时的鲁迅12岁，周作人8岁。家人怕兄弟们被株连，遂将其送到皇甫庄外婆家避难。这个意外的打击，鲁迅留下的印象极深，也是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被压迫的苦果。外婆家的避难，鲁迅受到了乡人的冷眼，寄人篱下，且看人的脸色生活，纵使是亲人，内心亦多有痛楚。这大概是促使他早熟的一个原因。直到中年，提及此事，他依然耿耿于怀。但周作人，因年龄与性情的关系，避难的日子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他所看所感，却与哥哥大不相同。两人的个性差异，在这时就显示了出来。《知堂回想录》说：
在大舅父卧房间壁的一间屋内，是我们避难时起居之处，鲁迅便在那里描《荡寇志》的插画，表兄绅哥哥也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帮助了写背面题字；至于图画则除鲁迅之外，谁都动手不来了。《荡寇志》是一部立意很是反动的小说，它主张由张叔夜率领官兵来荡平梁山泊的草寇，但是文章在有些地方的确做得不坏，绣像也画得很好，所以鲁迅觉得值得去买了“明公纸”来，一张张影描了下来。此外也是在这间屋里，我们初次见到了石印本的《毛诗品物图考》，后来鲁迅回到家里，便去搜求了来，成为购求书籍的开始。这是日本冈元凤所著，天明四年甲辰（一七八四）木板刊行，雕刻甚精，我曾得有原本一部，收藏至今。
总而言之，我们在皇甫庄的避难生活，是颇愉快的；但这或者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在那时候是有点麻木的。鲁迅在回忆这时便很有不愉快的印象，记得他说有人背地里说我们是要饭的，大概便是这时候的事情，但详情如何不得而知，或者是表兄们所说的闲话也难说吧。但是我们皇甫庄的避难也就快结束了，大约是租典的期限已满，屋东要将房屋回收的关系吧，所以小舅父搬回安桥头老家去，大舅父一家人迁居小皋埠，我们也就于癸巳（一八九三）年底一同搬去了。［4］
随后，更大的灾难又降至家中。先是小姑母病故，接着父亲一病不起。为了救父亲，一面变卖家产，一面求医买药，这一切，便自然落到长子鲁迅身上。整整4年，他差不多天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呐喊·自序》）可以想像出，当少年鲁迅疲惫地奔走于绍兴的街市间时，内心是怎样的压抑。他是爱父亲的，但沉重的精神打击，终使父亲倒下，且越来越虚弱。4年后，便死去了。
鲁迅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是充满悲哀和怨恨的。《父亲的病》写他对中医界的昏庸大夫的看法，带有强烈的忧愤和厌恶之情。庸医误诊父亲的病，又荒唐地下药，使他过早地体味到了人世间的无奈。读《父亲的病》，便可看到鲁迅心头抹不掉的阴影，那是怎样忧伤、绝望的文字。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年，忍着耻辱，一遍又一遍地希望着，又一遍又一遍地绝望着。中医本来有它固有的科学道理，但因夹杂太多的经验性与迷信性的东西，又与民俗信仰结为一体，它的有效性，便自然可疑了。况且父亲得的又是重症。鲁迅后来绝望于中医而选择学西方医学，和早年不愉快的记忆是分不开的。这记忆太痛苦，乃至使他中年之后从事创作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灰色的回忆一次次搬出。《朝花夕拾》中尽管亦有迷人的乡俗与童趣，但早熟的少年对苦难的体味，已流露其间了。人无法摆脱早年记忆带来的一切，这先验的认知之网一旦形成，便像与生俱来的疤痕一样，长存不息。鲁迅后来的多疑、敏感，固然与性格有关，但少年时代的不幸，其深重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但周作人对父亲的死，却显得平静多了。也许是因为年少，写回忆文字时又是老年，所以看不出多少悲怆的余音。那一切，在笔下都过于平常，似乎一个淡淡的、远逝的梦，仅在宁静的笔致间，轻轻一滑，便过去了。周作人的痛感显然不及长兄，他大约不是那类过于神经质的人，说其是常态的读书人，大概是准确的。
鲁迅对父亲死时的描绘，与弟弟有着明显的差异，且看两人笔致的不同：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5］
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去世了。时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四弟才四岁［6］，已经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们一眼，问道：
“老四呢？”于是母亲便将四弟叫醒，也抱了来。未几即入于弥留状态，是时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意，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言，凡是“送终”的人到“转煞”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平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稳，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罢了。［7］
我想，周作人的回忆，大约是准确的。但也许过于冷静，便少了鲁迅那样的艺术化的幻觉。死，对鲁迅而言，太刻骨铭心了。倘若是自然的衰老，那自当别论。而父亲多半是气淤于身，又被庸医所误，加之家道中落，他内心的焦灼与苦痛，是可以想像的。从祖父下狱，到父亲的死，许多年间，周家蒙受了太多的不幸。人只有在被抛入绝境与社会底层，大概才会真正体会到人间的炎凉世态。一般的少年，是不会过早地有这种黯然的记忆的，而惟有鲁迅，似乎早早地经历大的苦难，受深的折磨。他后来的性格的形成，从早年生活中，都可以看到一点投影的。
这一切，周作人都再清醒不过了，但道理上通晓，而在情感方式上，却是有差异的。人们在直面同一件事物时，其经验是如此不同，人与人的难以一致，由此可见一斑。
三味书屋，颇有些名气，这是鲁迅在文章中写过的缘故。很奇怪，周作人写了那么多关于故土风情的文字，却没有一篇比得上其兄的。细想一下，周作人有的文章，写得也确实美，即使是到了晚年，写孩提时的故事，文字依然老到、精致。但总觉得周作人是远远地回首，仿佛一个道人，对旧迹不过朦胧地眺望一下而已。而鲁迅则相反，他燃烧在那里，文字中是生命的光热，可把读者也引到其中一同燃烧。这很不简单，周作人当然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鲁迅进三味书屋学习，是1892年。此前，他随亲属周玉田读过《鉴略》，看过《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和《花镜》等书籍，并抄过《鉴湖竹枝词》一百首。入私塾前，鲁迅曾随从过两位远房叔祖读书，开蒙并不算晚。周作人正式上学比哥哥要迟几年，去的也是三味书屋。关于此事，兄弟二人的回忆，我以为很是有趣。鲁迅不愧是小说家，几笔之中，师生的形态便跃然纸上；周作人要细得多，注重的是叙述，而不是形象的描述。虽然教书的先生水平有限，但所学的内容和管教之严，无论如何对日后两人的成长，均影响不小。
私塾所学的，是儒学的基本知识。但那些过于成人化的知识表达式，对孩子来说，是滑稽可笑的。钱理群先生研究周氏兄弟早期学习时，这样描述道：
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正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