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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二卷，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鲁迅全集》第一卷，4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466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4］ 瞿秋白对鲁迅曾有过类似的比喻，我以为是极精当的。
［5］ 《鲁迅全集》第二卷，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鲁迅全集》第二卷，162…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拙著《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18页，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8］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4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444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0］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 参见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家学会主编《现代外国哲学》，296页。
［12］ 《周作人文选》第三卷，498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3］ 周作人：《苦茶随笔·后记》。
［14］ 《周作人文选》第三卷，525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谈及周氏兄弟的分手时，很痛惜地说：“周作人和鲁迅晚年分道扬镳，兄弟之间，也不免在字里行间，有所讥刺，那当然是周作人的损失。”［1］尽管周作人后来一再表示对此事“不辩解”，但他多次撰文暗中影射其兄的做法，与他平和冲淡的精神多有相悖之处。人确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体，任何“纯粹”，不过幻影而已。无论周作人怎样超拔，而唯对鲁迅一时难以相容，倘不是“昏”，恐不会致此吧。兄弟的失和，双方都感到了受辱，这实在是两人的不幸。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云：“……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读这段文字，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两人当时的样子，我觉得其中可看出他们日常生活中凡俗的一面。鲁迅在日记中记留此事，其平凡人生的神态，是可以感觉出来的。此后不久，鲁迅便大病一场，这在他的身体上伏下了疾病的种子。鲁迅一生，可说是在受辱中度过的，他后来形容自己怨敌甚多，一直处于被“围剿”中，可见心境之苦。有时在文章中，也将这一厄运与心境写出。1924年9月21日，他在编完《俟堂专文杂集》后写的题记中云：“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 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2］这里的“寇劫”，当指同年6月11日遭围打之事，“宴之敖者”，系笔名，有隐义在焉。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解释说：
……宴之敖三字很奇特，查先生年谱，民国八年——一九一九——载：“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可见他是把八道湾屋买来修缮好，同他的兄弟迻入，后来才“迁居”了的，这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实。究竟为什么“迁居”呢，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1927年，鲁迅在历史小说《铸剑》中，把作品中的复仇者取名为“宴之敖”，当也有此意。但鲁迅后来很少再在文字中去状写此事，虽对周作人的精神追求多不敢恭维，也只是申明道理，决无影射之意。但周作人却变本加厉，一有机会，便在文章中旁敲侧击，很失君子之风。这或可说是他一生最失策的几件“昏”事之一吧。
周作人后来对鲁迅的攻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趋时。周作人认为鲁迅到上海后，搞起左翼文学，此转变有趋时思想的因素。1935年，他在《〈蛙〉的教训》中写道：
我读这篇短序，觉得很好玩的是著者所表示的对于文坛的愤慨。明治四十年代自然主义的文学风靡一时，凡非自然主义的几乎全被排斥，鸥外挨骂最甚，虽然夏目漱石也同样是非自然派，不知怎地我却只记得他在骂人而少被人骂。那时我们爱谈莫泊三左拉，所以对于日本的自然主义自然也很赞成的，但是议论如“露骨的描写”等虽说得好，创作多而不精，这大约是模仿之弊病也未可知，除《棉被》外我也不曾多读，平常读的书却很矛盾地多是鸥外漱石之流。祖师田山花袋后来也转变了，写实的《田舍教师》我读了还喜欢，以后似乎又归了佛教什么派，我就简直不瞭然了。文坛上风气虽已变换，可是骂鸥外似乎已成了习惯，直到他死时还有“新潮社”的中村武罗夫谩骂一阵，正如坪内逍遥死后有“文艺春秋社”的菊池宽的谩骂一样。为什么呢？大约总是为了他们不能跟了青年跑的缘故吧。其实叫老年跟了青年跑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野蛮民族里老人的处分方法有二，一是杀了煮来吃，一是帮同妇稚留守山寨，在壮士出去战征的时候。叫他们去同青年一起跑，结果是气喘吁吁的两条老腿不听命，反迟误青年的路程，抬了走做傀儡呢，也只好吓唬乡下小孩，总之都非所以“敬老”之道。老年人自有他的时光与地位，让他去坐在门口太阳下，搓绳打草鞋，看管小鸡鸭小儿，风雅的还可以看版画写魏碑，不要硬叫子媳孝敬以妨碍他们的工作，那就好了。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日本的自然主义信徒也可算是前车之鉴，虽然比中国成绩总要好点。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不相信灵魂的人庶几站得住了，因为没有可卖的，可以站在外边，虽然骂终是难免。鸥外是业医的，又喜欢弄文学，所以自称两栖生活，不过这也正是他的强处，假如他专靠文学为生，那便非跟了人家跑不可，如不投靠“新潮社”也须得去钻“博文馆”矣。章太炎先生曾经劝人不要即以学问为其职业，真真是懂得东方情事者也。［3］
借着谈日本作家之机，而骂鲁迅跟一些青年人跑，内在的隐喻仔细一看，就清晰可辨了。鲁迅逝世前的几个月，他发表《老人的胡闹》一文，影射鲁迅“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语言十分苛毒：
孔子曾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老人也有好色的，但孔子的话毕竟是不错的，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日本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云：“语云，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其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溺爱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着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又俳谐大师芭蕉所作《闭关辞》中亦云：“因渔妇波上之枕而湿其衣袖，破家亡身，前例虽亦甚多，唯以视老后犹复贪恋前途，苦其心神于钱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则其罪尚不可恕也。”阳曲傅青主有一条笔记云：“老人与少时心情绝不相同，除了读书静坐如何过得日子，极知此是暮气，然随缘随尽，听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以上都是对于老年的很好的格言，与孔子所说的道理也正相合。只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此次三上演说因为侮辱中国，大家遂加留意，其实此类事世间多有，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4］
类似的恶语，在《阿Q旧账》、《志摩纪念》、《半农纪念》、《苦竹杂记·后记》等文中，均有所流露。在周作人看来，老人就应像老人的样子，不可轻薄做些越轨之事。他认为鲁迅之加入“左联”，翻译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实在是不安本分、投机的缘故。周作人此间的态度，不免孔孟儒学的遗风，或带有生物本能的欲念分析也未可知。总之不是思想上的解析，而多人的动物性本能的揣摩，可谓恶毒不浅的。曹聚仁说这是周作人的损失，我以为是确实的。其二，周作人对鲁迅的攻击，还集中在要不要文化自由主义的问题上。在周作人看来，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是思想的定于一尊，左翼文化固然有反抗压迫的一面，但那种原则便有独尊的一面，八股的一面。1935年，他在《关于命运》一文中，以宿命口气云：“我说现今很像明末，虽然有些热心的文人学士听了要不高兴，其实是无可讳言的。”又说：“我们现在且说写文章的。代圣贤立言，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是八股时文的特色，现今有多少人不是这样的？功令以时文取士，岂非即文艺政策之一面，而又一面即是文章报国乎？读经是中国固有的老嗜好，却也并不写新人不相容，不读这一经也该读别一经的。近来听说有单骂人家读《庄子》、《文选》的（鲁迅曾与施蛰存围绕《庄子》、《文选》问题展开过笔战，批评过施蛰存在《庄子》、《文选》上的态度。——引者注），这必有甚深奥义，假如不是对人非对事。”［5］随后他在《谈韩退之与桐城派》、《科学小品》、《关于焚书坑儒》、《遵命文学》等文中，大骂载道派的理论，对“党八股”、“文艺政策”多有微词。我觉得这是有影射鲁迅的地方。1936年，周作人所作《遵命文学》一文，直接把矛头指向鲁迅和左翼作家：
对青年的朋友谈八股文试帖诗，恐怕难免有点隔膜吧，那么，我们也就不妨来改谈“宣传”。我平常对于宣传不大有什么敬意，因为我不相信广告。其实店铺里倒是有些货色的，广告不过把次货说得很好，宣传往往是将无作有。仔细想起来，宣传与广告并不是一路，广告似乎写情书，宣传乃是做八股。科举停了三十多年了，看近年许多宣传，自标语以至论文，几乎无一不是好制艺，真令人怀疑难道习得性真能隔世遗传的么？表面上就只缺少一个“赋得”的题目，实际上自然还是有的，例如赋得拥护，赋得打倒，赋得纪念之类，短的标语即是破题，长的论文则满篇矣。或拥护或打倒，俨然“汉高祖斩丁公论”式也，“若是乎从者之廋也”体的文章宜于嘲骂论敌，若发挥意见时又可以用“池水夜观深”的魔语矣。
宣传在别国情形如何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差不多同化于八股文而成为新牌的遵命文学，有如麻醉剂之同化于春药。本来遵命文学做做亦何妨，旁人亦不必反对，只要他没有多大害处。然而不然，遵命文学害处之在己者是做惯了之后头脑就麻痹了，再不会想自己的意思，写自己的文章。害处之在人者是压迫异己，使人家的思想文章不得自由表现。无古今新旧，遵命之害一也，科举的文诗为害已久，今岂可使其复兴。凡写文章须先自反省，此是一种八股否乎，然后再下笔，此弊庶几可免。但亦曰庶几耳，若要全去，恐非好好教养五百年不可，其时就是黄河也当清一次了。［6］
我们知道，周作人自和鲁迅分手后，除了对中国古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妇女问题、反专制问题、儿童教育等问题两人有相同点外，冲突的最大一点，乃是信仰与多疑的问题。鲁迅参与社会运动，译介俄苏文艺，校正自我的思路，有摆脱“鬼气”而趋于人生奋斗信念之一面，而周作人则悲观地认为革命不过各党之间易位之争，历史不过在循环过去而已。因而，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