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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师学堂是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校。说其新，指可学到德文、格致（博物学）、地学（地质学）、金石识别（矿物学）等。鲁迅初接触这些，颇为惊讶，叹道：世上原来还有这类别一的世界在！矿路学堂的总办俞明震是个新党，常看些《时务报》之类的东西。这风气，也影响到校间。比如，在阅览室，就可以看见新派的报刊。那是宣传西学观点的，与遗老气的旧学截然不同。鲁迅此时所接触的新派思想，其震动之大可想而知。以往中国古文化所讲的“气”、“道”、“天人合一”之类的话，在这些自然科学的光泽面前，开始黯淡起来了。鲁迅不仅读了《时务报》，也看到了《译书汇编》之类的东西，尤其有意义的是，他接触了《天演论》一书，这是他生命道路中颇值得一提的事情。
《天演论》系英国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前两节之译述。此书为严复所译，在当时名气颇大。《天演论》对自然进化过程的解释，全不同于中国旧说，境界也非同寻常，鲁迅固然还弄不通西洋学说的来龙去脉，但书中散出的异样的气息，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倘若说，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两本影响自身的好书，且终生难忘的话，那么《天演论》之于鲁迅，是真正改变旧我的第一本书。只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他的旧的思路才开始真正扭转过来。一个新的认知起点，在《天演论》的启示下，开始出现了。
这时候，鲁迅开始用“戛剑生”、“戎马书生”别号，写一些文章。他还刻了一枚“文章误我”的印章。当时所写的文字，除个别保留在周作人日记中外，大多已散佚。但从其中所保存的篇什中，可见出作者欲于世间一搏的志向。“戛剑生”、“戎马书生”都有尚武的意识，已看不到书卷气了。为什么将武士思想引入文中？除了青少年壮志驱使外，还有别的因素吧？那时他爱骑马，每天总要跑一两点钟，强身自然是个理由，但主要的，还是希望自己与旧学的决裂。转型期的鲁迅，思想尚处于朦胧状态，对新学的理解也较单纯，但那时的心境却是朗然的，有了一种浩然之气。尚武乃晚清新党的时尚，稍有逆俗者，均染此习，以别于清廷的迂腐者。这样的心态，自然易容纳新知，不拘旧习，有不俗之气。鲁迅后来的不卑不亢，从这里已可见其一二了。
鲁迅当时读书很杂，每有好书，便告知二弟，两人相传，并切磋交谈。1902年2月2日周作人日记云：“午饭后步行至陆师学堂……同大哥谈少顷，即偕至鼓楼一游，张协和君同去，啜茗一盏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钟矣。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阅《苏报》等，至十二下钟始睡。”两人谈及了什么，心境如何，顺着这些文字，均可想像出来，周作人对其长兄之情，也流于其间。接受新学，始于这时，是确实的。如果要谈及二周的思想发展，南京求学的日子，不可忽略。新旧交织的时期，人的心理变化，殊有考察价值。
目前留下的资料，鲁迅给人的印象，是精神的升腾之状。周作人则是知识型的，少见其形而上的律动，而是文静地涉猎于书海。兄长趋于动，弟弟安于静。周作人在南京杂学的经验也开始了，其读书之广，令人叹服。周作人开始接触英文，又通过英文读了诸多域外小说，眼界大开。《知堂回想录》介绍道：
但是我的新书，并不只限于这《天方夜谭》，还有一种是开这边书房门的钥匙，我们姑且称它的名字是《酉阳杂俎》吧。因为它实在杂得可以，也广博得可以，举凡我所觉得有兴味的什么神话传说、民俗童话、传奇故事，以及草木虫鱼，无不具备，可作各种趣味知识的入门。我从皇甫庄看来的石印《毛诗品物图考》——后来引伸到木板原印，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所刊的旧本，至今还保存着，和《秘传花镜》已经被引入了《唐代丛书》的《药谱》里，得了《酉阳杂俎》，却更是集大成了。在旧的方面既然有这基础，这回又加上了新的，这便有势力了。十多年前，我做了一首打油诗，总括这个“段十六成式”所做的书，现在引了来可以做个有诗为证：
“往昔读说部，吾爱段柯古。名列三十六，姓氏略能数。不爱余诗文，但知有杂俎。最喜诺皋记，亦读肉攫部。金经出鸠异，黥梦并分组。旁求得金椎，灰娘失玉履。童话与民谭，纪录此鼻祖。抱此一函书，乃忘读书苦。引人入胜地，工力比水浒。深入而不出，遂与蠹鱼伍。”
但书堆里没有怎样深入，这回却又钻进了新书里去，虽然也还是“半瓶醋”，可是这一回却是泡得很久；有一次曾经说过，自己的那些“杂学”，十之七八都是从这方面来的。我的一个从前的朋友，曾说我是“横通”，这句褒贬各半的话，我却觉得实在恰如其分的。没有一种专门知识与技能，怎么能够做到“直通”呢？我弄杂学虽然有种种方面的师傅，但这《天方夜谭》总要算是第一个了。我得到它之后，似乎满足一部分的欲望了；对于学堂功课的麻胡，学业的无成就，似乎也没有烦恼，一心只想把那夜谭里有趣的几篇故事翻译了出来。那时我所得到的恐怕只是极普通的雷恩的译本罢了，但也尽够使得我们向往，哪里梦想到有理查白敦勋爵的完全译注本呢？就是现在我们也只得暂且以美国的现代丛书里的选本为满足，世间尚有不少笃信天主教的白敦夫人，白敦本就不见得会流行吧。这阿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是谁也知道的有名的故事，但是有名的不只是阿利巴巴；此外还有那水手辛八和得着神灯的阿拉廷，可是辛八的旅行述异既有译本，阿拉廷的故事也着实奇怪可喜，我愿意译它出来，却被一幅画弄坏了。这画里阿拉廷拿着神灯，神气活现，但是不幸在他的脑突瓜儿上拖着一根小辫子，故事里说他是支那人，那么岂能没有辫子呢，况且有了它也很好玩，小时候看那变把戏的人，在开始以前说白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说话未了，只把头一摇，那条辫发便像活的蛇一样，已蟠在额上，辫梢头恰好塞在圈内。这怎能怪得画家，要利用作材料了，但是在当时看了，也怪不得我得发生反感，不愿意来翻译它了。还有一层，阿利巴巴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奴，所以译了送登《女子世界》，后来由《小说林》单行出版……［13］
南京读书的岁月，在兄弟二人记忆中，可感可叹的都写在了两人后来的文章中。鲁迅颇简约，周作人则津津乐道。就自恋的程度说，弟弟很重，哥哥几乎了无痕迹。这是气质上的原因，或性格的因由。我读到鲁迅于《琐记》中所说的话，很感动于他冷静的态度，虽亦念念不忘于读《天演论》时的妙境，可苍然之态，还是流于笔端的。只是到了南京，他才真正感到，中国社会非变革不可，陈腐之气不除，国人之态难有更新之日。
那时中国正处于民族灾难之地，《辛丑条约》的签订，义和团的失败，使国难日趋严重。对时事较为留意的周氏兄弟，朦胧的民族意识已渐渐萌生，家难国难，系于一身，远离故土，渐知新学，真情真义，能不苍然淋漓？
新的世界在慢慢地走来，他们似乎已听到了远边迟缓的历史足音。
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一卷，5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周作人文选》第三卷，442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3］ 《知堂回想录》，18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4］ 《知堂回想录》，16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5］ 《鲁迅全集》第二卷，2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四弟不久因病夭折。
［7］ 《知堂回想录》，31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8］ 钱理群：《周作人传》，4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 《鲁迅全集》第二卷，2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11］ 《周作人文选》第二卷，584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2］ 《知堂回想录》，53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3］ 《知堂回想录》，13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周氏兄弟和日本的关系，说起来很值得玩味。两人曾一同东渡扶桑，在那儿呆了多年。鲁迅去日本，是1902年的4月；周作人则是1906年夏在长兄带领下开始了留学生涯。鲁迅在日本一共生活学习了近8年，周作人比哥哥少了两年。现在人们谈及晚清中国人的留学历史，无不提及周氏兄弟，可见其影响之大。推其因由，一是两人后来学术与创作成绩斐然，二是当时接触域外文明时的价值态度迥异于他人，不独对中国人影响深厚，在日本人那里，也被深深感染。周作人后来娶的是日本妻子，和东洋的关系自然深厚，以至后来当了汉奸，这和早年留学时接受的教育，多少有些关联。鲁迅也可算是半个日本通，他晚年朋友中，日本人就有多个，且感情甚好，后来有人攻击他是汉奸，其原因，大概是和此类友人相交甚深，以致引起误解。所以我想，周氏兄弟与日本的关系，很可以细致研究一番。就中国与域外文化的关联史而言，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带有标本意义的。
日本学习的内容，已大不同于南京，学制与程序，是地道的洋学堂式的。日本国自明治维新后，最早引进的，是西方的教育机制。所学课程，亦按洋人的套路，并不像国内洋学堂的浓厚东方味。周氏兄弟选择日本作为留学之地，是当时清帝国的国策使然。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要维新，必去异域。张之洞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这也感化了清朝政府的一些决策人。所以，鲁迅去日本时，正是中国留学热升温之时。人们向往西学，多以学自然科学为主，所谓科学救国，是当时许多人的梦想。周氏兄弟，照例也被这梦所深深地感染过。
鲁迅是在1902年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的。13日，便把去日本途中的日记《扶桑记行》寄给国内的周作人，文中记叙了出国的心境，内容很是引人。可惜《扶桑记行》已佚，只在周作人回忆中略有印象。这日记对周作人影响不小，大哥的远行，对他无疑是个刺激。鲁迅当时入的是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共生活了两年，主要是攻读日本语。入学不久，便穿着弘文学院制服，照了三张照片，其中一份寄给了周作人。照片背后题词云：“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鲁迅的英姿很是引人，眉宇间有种神气在，周作人接到信后，羡慕与怀恋，一时涌现出来。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说：“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这是兄弟间友情的例证，此时二周的心境，被同样一种情怀所笼罩着。读周作人的文字，其情其态，真是跃然纸上。
鲁迅到日本后，不断有信寄给弟弟，并将在东洋读书的感想告知家人。他向作人推荐了许多好书，使弟弟眼界顿开。周作人日记载：
［壬寅六月十五日（1902年7月19日）］又作致韵仙信，托买闽人严几道复新译穆勒《名学》，格致书也，大哥来信云甚好，嘱购阅，故托彼往买。信未发，待有来函，知寓何处，始可寄往。
［壬寅年十一月廿九日（1902年12月28日）］谢西园来，交大哥十七信五纸，并浙江同乡会章程乙本，系十月新定，会中月出《浙江潮》杂志一种，每本四角，约八万言，悉载浙事，并设调查部查浙江事宜，极为详备，浙人阅之为便，定明正出书，大哥已定，后当寄回，并梁任公《新小说》云亦已购，皆佳书也。
［癸卯三月初六日（1903年4月3日）］接日本二十函，由韵君处转交，内云谢西园君下月中旬回国，当寄回《清议报》、《新小说》，闻之喜跃欲狂。
鲁迅初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1］那是求学心切的年龄，又在异国，精神的兴奋，使自己处于一种冲动之中。除日语外，他涉猎了大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书籍，思想活跃得很。周作人虽远在国内，但依稀地可感受到哥哥的脉息，寻求异国流出的精神资源，对他们是件快意的事情。
那时的中国人，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