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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出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反过来了。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份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份。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击右派也许还要几十天，还要个把月。右派言论尽这样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象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 那怕是一根稻草， 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现在就是辩论我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象。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治，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还有一些别的报纸。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登出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们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