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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因为从来没有那种史料。后来此人到东海大学去了，为了多赚一点钱，曾向校方哭诉，
请求多发他津贴云，传为笑柄。
二十六、历史系有一极顽固老教授，叫徐子明，痛恨胡适。他演讲时到处说：“我当年
亲眼看见胡适一手把毛泽东提拔起来！”说时还用右手拇指食指交接，手心向下，手背向上
一提，做提拔状。因为痛恨胡适，连带痛恨白话文，他说白话文是狗叫文。姚从吾问他：
“既然白话文是狗叫文，你为什么口中讲白话？”他忿然答曰：“我跟狗说话，不能不狗
叫！”
当时胡适系的学阀们整他，把他开的选修课，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课同一时间，以达到没
学生选他的课的效果，让他自行了断。可是汪荣祖一个人跑去选了他的课，他虽只教一个学
生，但夷然自得，气派不衰。他骂人，把“他妈的”发音成“塔马滴”，口音使然也。
二十七、徐子明自称做过文学院长沈刚伯的义父，真相不详，沈刚伯教“英国史”，但
我没选过他的课。我在文星时强力批评过他，说他太懒等等。后来在胡之伟（胡志伟）、赵
万年的婚礼上，他还向我打趣，说：“我这文流氓斗不过你这武流氓。”
二十八、教“中国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没选过他的课，他是书呆子，上课时说他一生
只知道一位电影明星，名字叫做“玛丽‘梦莲’露”（MarilynMonroe，译名应为“玛丽
莲·梦露”）！其实这种有趣的孤陋寡闻也不止李定一，胡适亦然，胡适知道远在天边千万
人所不知的神会和尚，却不知道近在眼前千万人皆知的大明星玛丽莲·梦露，引得人们大
笑。
二十九、黄祝贵老师教国际现势一般科目，以两手空空、口若悬河方式上课，足见其博
闻强记。他跟我谈得来，曾到我宿舍看我，并签名送我书。不料三十年后，跟我同届的李远
哲在一九九一年教师节致词时，特别向黄祝贵老师表示敬意，并感性他说：“在台大，经过
三十多年仍能留下这么深刻印象的老师还不大多。”我猜李远哲这次莫名其妙的、生硬而唐
突表态，似与我揭发他对恩师王企祥负义行径有关——他抓个毫不相干的黄祝贵来垫底，以
洗刷他不是不尊师重道的。
我想黄祝贵对这突如其来的感性戏，一定一头雾水也。
三十、我在大学从不作弊（但为了抗议军训课，考军训时，大家交头接耳过），因为我
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绩，我觉得做一个真的我，比有一些假成绩重要得多。有的同学
成绩不错，但因作弊，成绩更好了，丘宏达诸位是也。
台大同学中，有两位死去的，一位是历史系的华昌平，在历史系他班次低于我，却常来
与我谈大间题。后来他无法解脱，跳海自杀了。－他是海军游泳选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
死，求去决心，亦云壮烈。另一位是医学院的王尚义，他在台大学医七年，但毕业之日，即
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临死时候，我在他身旁，美国女传教士也在旁劝他重信那稣，他点头
同意。在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并不“投机”的朋友，我并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不成熟，多
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没有定见和深度，今天信那稣，明天拜居士，后天又躺
在床上，为大落的自我而哀鸣，死前又重信那稣。我对他的总括印象是他大浮动，甚至大好
虚荣。当然他的兴趣很广，人又聪明，多才多艺，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气质但却远不
如他的浑小子们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气质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使他们
成为他的“忠实读者”，这种“忠实读者”，在尚义早夭以后，更对他油然而起了一种悲剧
意味，这也是他的“遗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王尚义去世后，我受
他妹妹王尚勤之托，帮了一点忙。那次经验，使我恍然大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到底
是一副什么样子？这票人以“尚德”自勉，其实最先失态；以“耐冬”自期，其实最早凋
零。王尚义死后，这票人没有一个成材的，这也证实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现高明光大的伟
大人物是多么不容易，伟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历久弥新的惟一一位。台大有史以
来，从未能出现像李敖这样伟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顿有史以来从未出现像费滋杰罗那样
伟大人物一样。台大、普大可以人才毕出，但论伟大，却只有一人而已。一九八三年六月，
木令耆在海外发表《王尚义与李敖———个6时代的两种表现》，文章中说王尚义和李敖他
们有“脱离了母系环境，少年被移植后的失落惆怅”的处境，是真的；说“正当他们开始有
些对人生认识的知悟，正当他们想迎风而飘，随着祖国历史的潮流向前迈去，他们被父母带
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岛，他们与祖国正动荡着的新时代隔绝了。从此他们受到拘束，身心受到
压制，如同正向蓝天方向上长的幼树，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内，既看不见天日，也无伸展之
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义和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在李敖是“硬性人
物”、王尚义是“软性人物”的主线上，也分析得很不错。不过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个大错
误，说李敖“不做伪君子，宁做真小人”等话，显然是误读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
十三月》原文中，是这样说的：
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
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
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
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
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我这里明明愤世的指出：“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的条件下
要我选，我才“宁做真小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做“真小人”为职志。木令耆说我“不顾
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话，倒是实情。我写《论牺牲自己的名誉
去奋斗》一文，就特别点破这点。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
“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
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
但他“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下来，却被部分浅人以丑角、以卓别林视之，视正常为反
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说李敖“他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
抖发英姿”，正因为我们有“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气魄，
我们才能一战再战、拆穿伪君子啊！木令耆说：“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脱离悲剧的能力。他
能转悲为喜，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而不是小喜剧，是莎士比亚的大型喜剧人物。”“王尚
义呢？他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
“这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一个灭亡，一个出头。”是真的。王尚义的悲剧，乃在他根
本就是一个“软性人物”、一个弱者。
但我永远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汉，而
要变嗓成娘娘腔，最后肝癌上身、憔悴以死？为什么死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软
性”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王尚义全错了，他在“一个时代”里，完全做错了表现。－在
“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把敌人打得哇哇叫
的表现。可惜王尚义不懂这些。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王尚义的早夭，无宁对他是好的，否
则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沦为“男琼瑶”，这样多要命！王尚义死后多年，我感而有诗如
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黄连心似婆，自古失败在尝试，可知传法有果陀？
自信颇能道出王尚义的悲剧所在。王尚义虽然多愁善感，但笑起来，却也爽朗得很，毫
无保留。不过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带苦。一天我们两人在杭州南路午饭，店中收音机播出
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歌声中“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几句，回肠荡气，
哀婉动听，王尚义若有所思，一再为之击节，没过几天，就传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
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盂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
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
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
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
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
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
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
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
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
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
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
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
——《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
“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
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
议。五年以后他回台，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
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五月
十三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
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
时他日渐“归正”，我则性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
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
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
《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
六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市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
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
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
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
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
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的当场照他的译稿抄
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
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
想，这位者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
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
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我第
二次政治犯人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