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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隔海的文字，可说是殷海光与李敖的最好论断了。
一个插曲颇为有趣。殷和光在世时，有一次笔仗，是同劳思光打的。劳思光最后批评殷
海光，说他曲学而不阿世，殷海光很气，跟我痛骂劳思光，说此人头脑欠清。多年以后，劳
思光自香港移台，台北市东丰街原有一家电玩店，我路过时，在窗外常见里面有一矮小枯瘦
的穿西装打领结小老头在玩，其矮小枯瘦，与殷海光有几分神似，原来就是劳思光。有时高
信疆也和他一起。我笑问信疆：“你怎么这么无聊、这么‘与民同乐’，怎么带劳思光做起
你们身份不该去的地方、玩起你们身份不该有的娱乐？”信疆笑着说：“谁带他来了，是他
带我来的呀！”听了信疆之言，我们相互大笑。后来东丰街电玩店关门了，久矣不见“劳”
苦功“高”了。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饭后，与小屯在东丰街，一人走过，忽闻大宙
叹息一声，小屯注意一看，说：“那不是劳思光吗？”果然是他。我说：“这个书呆子，又
出没东丰街了，哲学学到徘徊于电玩之中、叹息于马路之上，哲学可真无计可施了。”虽然
此光非彼光，但我每次碰到劳思光，就想到殷海光，光怪陆离，此之谓也。
10 东郭纪
狼是东郭，东郭是狼 如此丑陋，谁敢帮忙
我在三十三岁一九六八年时候，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
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我对怕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
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
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
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
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
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
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
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
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凭他那
点历史基础还要翻译《资治通鉴》，司马光何辜啊！
我与柏杨相识于一九六五年，并无深交，到了一九六七年，偶有来往。一九六八年二月
二十九日晚上十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他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
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
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一九六七年五
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
有“大力水手”
（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到十三
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一九六
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
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
什么老是间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十二点，我打算告辞
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十五
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
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
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两点，就回家
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二十七个小
时，事后（三月二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未，其中一段谈到我：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
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
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台湾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
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
李敖……
柏杨是二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二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
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
“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
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
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
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
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
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
“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
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同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
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
我的方式有三项：
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
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
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
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
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
了。我主要通过我的美同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
下。
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同记者。在这方面，我王要通过美同记者魏克曼
（Fredaric Wakeman。Jr。）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三
日和九月七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
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怕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孙观汉。
孙观汉是美闰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
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入，拥有在美注册的四十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原
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
我通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我在柏杨被捕二十四天后（三月二十
八日），托梅心怡转秘件给孙观汉，其中说：
去年读先生写的《李敖和天才》等论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给我的信，我就早想写封长
信……
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退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
从艾玫被传，到柏杨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
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
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
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
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
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公开信，投诸TheNewYorkTimes等报，对国民
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
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
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
“疾首蹙頞”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
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三月十六号The New York Times星期日版第七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
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做恶者至
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做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做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
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
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做恶者知
道：只要他们不厌于做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
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
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
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七月七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
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道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
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一九七三年六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
狱》，公开了我给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一九七
一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觉悟过来：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看来，李敖先生有二点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
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
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出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
的人物呢？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
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
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境，他留给艾玫长信中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
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
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境，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
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深厚关系。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
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
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
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
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冈”），我特地定
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而最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还在《自立晚报》上发表响应《蒋夫人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呢！不但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还贾其余屁，直奔蒋婆呢！所
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
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
反对党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浑人硬当做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